空海《文境秘府論》與中日文化交流 序章 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緒論 一、日本人涉外文化心理的史學考察

  戰後日本經濟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因之也獲得了國際上一陣陣的喝彩聲，此情此景中的日本人儘管從未丟掉「危機意識」，但也終難免變得自信和自負起來。這種現象大抵從70年代開始，[1]到80年代益盛，上至首相，下至一般評論家，都說過一些盛氣凌人的話，[2]於是國際社會上便出現了諸如「傲慢的日本人」之類的話題。但是，從歷史的一貫來看，日本人卻並不如此，或者毋寧說剛好相反。本節就是試圖通過史學的考察來說明日本人的涉外文化心理，至少是這種心理的基調或主旋律。

  1.自以為「萬事不如異朝」 ——兼談日本學者對儒學「華夷」觀的批判

  和中國人不同，日本人在先進文化面前總有些身不由己的自卑，他們不僅樂於承認那些文化的長處，甚至還常常加以理想化，對之艷羨不已，並如醉如痴地追求和模仿。這種心理在日本歷史的多數時期表現突出，以下試加考察。

  公元607（推古天皇十五）年，日本朝廷派小野妹子使隋。轉年，隋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日。隋使於四月踏上日本國土，日本朝廷立即大興土木，為之築館修路，足足忙了四個月，直到八月天皇才正式接見。接見時，天皇說了這樣一席話：「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3]這段話有三層意思值得注意：（一）日本之所以遣使朝貢，是因為它傾慕大隋是「禮義之國」;（二）天皇自稱是「不聞禮義」的「夷人」，承認自己文化落後；（三）天皇表示非常希望了解大隋的政情文化等。總之，在中國先進文化面前，其傾慕之情油然，謙卑之狀可掬。不過，因這段話出自中國史書，有的日本學者便懷疑它可能是中國史官的「修飾」，未必可信。[4]但如所周知，記載其事的《隋書·倭國傳》，恰恰以客觀實錄見許，僅靠推測是不足以推翻這一史實的。再說，大力引進中國文化，推行後世史家所說的「推古朝改革」正是這時候的事情，傾慕中國文化的天皇說了那樣的話是十分自然而合理的。

  公元623（推古天皇三十一）年，長期留學隋、唐的日本僧惠日、惠齊、惠光等回國並上奏朝廷說：「留於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應喚。且其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5]他們對於大唐國的評價用字雖少，但卻是十分切實和崇隆的，認為它法制完備，治理有序。而且，從評價的著眼點也可以看出，他們已看到了大唐帝國的最具特色之處，也是日本最應學習之點。至於那「珍國」一詞，若譯成現代語言恐怕就是「理想國」。不言而喻，對於這樣一個令人憧憬的美好國家應當是「常須達」的。

  鎌倉時代的名僧道元，曾於1223（貞應二）年入宋留學五年，遍游育王山、徑山等著名禪寺，並從天童山僧長翁如淨學參禪，回國後開創曹洞宗。他對中國文化有著很深的感受和修養。這位名僧曾發過這樣一番感慨：「西天（指印度——武注）及神丹（指中國——武注）人本質直，蓋為中華。教化佛法則迅即領會。我朝自來人少仁智，難期正種。……且我國之出家人，誠不如大國之在家人，舉世愚笨，心量狹小。……如此之輩，即使坐禪，豈能證得佛法！……我國之人，仁智未開，人又迂曲，即使教以正直之法，則甘露反成毒汁。而趨名利，難得惑執。」[6]他又說：「可悲！邊鄙之小邦，佛法未弘通，正師未出世，若欲學無上之佛道，遙可訪宋土之知識。」[7]在他看來，與「中華」之人相比，日本人「仁智未開」,「舉世愚笨」。總之，素質太差了。這樣的人很難悟得禪的真諦，即使教以正直之法，也得被日本的「歪嘴和尚」念壞。此外，由於「正師」尚未在日本出世，要想把真正的佛法學到手，便應到中國去。道元的這些話，充滿著民族自卑感，作為中國人我們很難理解，甚至有可能罵他崇洋媚外、污衊同胞，但這位一代名師之所言，無疑是日本人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江戶時代的大儒藤原惺窩，也就是那位首倡朱子學的大師，曾說過這樣的話。「對異朝（指外國，此處主要指中國——武注）書籍，我等自來學而不厭，近年新入之書不詳知，但十年以前來自異朝之書則大體一覽無餘。不知不覺乃以為，異朝之事，諸事宜知。本朝乃小國，是故萬事不如異朝，即便聖人，亦出自異朝。作此想者，不唯我等，古今之學者皆然，由而學習異朝。今日始知，此種想法甚是錯誤。」[8]這段話雖是以一種反省的口吻說的，但卻明白無誤地總結出這樣一個事實，即，日本「古今之學者」普遍存在著崇拜外國（尤其是中國）的心理，認為小國的日本萬事不如外國，必須向外國學習，——頗有些「中國的月亮比日本圓」的味道。儘管藤原惺窩作過這樣的反省，但其後的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化仍然崇拜。我們知道，到了明治初年，中國的落伍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但崇拜中國文化的古風依然籠罩著日本的上層社會。關於此點，從王韜1879（明治十二）年的游日中便能觀察出來。當時，日本朝野的文臣武將、學士名流，無不如飲醇醪般地爭相與游，也莫不以得到他的改詩題字為無上光采。而出任駐日使館參贊官的黃遵憲，由於詩名很高，也成為東京漢詩沙龍中的明星，經常是「戶外履滿，肩趾相接」。這裡不排除他們個人的魅力和才氣（尤其是王韜在《普法戰記》中所表現出的卓識偉論早已享譽東瀛），但起主要作用的恐怕還是亘古以來對中國文化的崇拜和依戀心理。

  近代以後，日本人又以謙卑的態度去估價和學習西方文化，一如古代和中世之學習中國及印度文化者然。

  幕末明初，凡研究西方學問或去過西方的日本人，非抱殘守缺者無不盛讚西方文明之優秀，也無不感嘆日本和東方之落伍。如關於近代歐洲文化，啟蒙思想家西周嘗以「浩大精微」概括之。他說：「余嘗游於歐羅巴，頗悉其事情。所觀凡百事物，目之以二字，曰『浩大』。若都邑府城，若道路橋樑，若宮殿樓閣，若廨署庠校祠宇教堂，若幼孤啞盲癲狂疾病諸院，若分析鑄鍛金銀硝磁諸工廠，若考古博物禽獸草木諸館園，若銃炮船艦海陸諸兵具戰器，若火車電線驛遞銀行互市諸場，凡以觸目入耳，皆莫不愕然驚嘆焉。及退而考諸書史，征諸學術，惘然自失，惛然自惑。蓋其說之精微，其論之詳確，不啻繭絲牛毛。……乃又目之以二字，日『精微』。……精微者本也因也，浩大者末也果也。能盡其精微，故能致其浩大也」。[9]如上所見，西周高度評價西方近代文化，讚美它外在的偉大氣魄和內在的科學精神。

  日本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還就日西文化作了比較，他指出：「以日本人的智慧與西洋人兩相比較，從文學，技術、商業、工業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從一數到百或數到千，沒有一樣能高於西洋，沒有一樣能和西洋相比擬的，並且也沒有人敢和西洋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沒有人會認為我國的學術、工商業可以與西洋列強並駕齊驅的。誰能以排子車和火車相比，又誰能以日本刀和洋槍相比較呢？我們還在流行陰陽五行之說的時候，他們已經發現了六十個元素。我們還在以天文卜吉凶，他們已經製造了彗星曆，並進而研究了太陽太陰的實質。我們認為人是居住在不動的平地上，他們已經知道地圓而且是轉動的。我們（此處的「我們」實在說是少數的儒學者和國學者——武注）認為我國是至尊的神洲，他們已經足跡遍於全世界，到處開闢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齊備，遠比我們優越的東西很多。所有這些問題，按目前日本的情況來看，沒有一件可向西洋誇口的。日本值得誇耀的，……只有山水風景而已。」[10]他還特別指出日本人素質不如西方：「日本文明和外國文明互相對比起來，不但在有形的技術工藝方面落後於外國，就是人民的精神面貌也不相同。西洋各國人民智力充沛，有獨立自主精神，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是平等的，處理事物是有條不紊的，大自一國的經濟，小至個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況來談，我們日本人無論如何是望塵莫及的。」[11]對西方文化的無比崇尚，導致了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風潮。這個風潮顯示了日本人的積極進取精神，但也出現了一些極端性的失於浮躁的意見，如認為日本傳統的衣食住應全部廢除，限期予以西化；日本的語言「幼稚卑陋」，不足以表達進步的思想，應學習英語，並創造出英日並用的文字；日本的人種必須改良，應從精神上和肉體上使日本人種歐美化；等等。甚至還有人認為，歐洲的狗也是「開化」的，並說：「（歐犬）食肥肉，臥暖席，或睡美人膝，或吸阿娘口。同是犬也，何其幸福！歐洲雖犬亦能開化，故與人能睦也。人而可不如犬乎！」[12]此種言論所表現出的自卑心理幾乎使人難以忍受！

  

  總之，正是基於對近代西方文化先進性和自身文化落後性的深刻認識，日本正像福澤諭吉所提出的「以西洋文明為目標」的口號那樣，實行了外來文化吸收方向的戰略性轉移，又懷著謙卑的心理，拜西方為師，開始了以吸收近代西方文化為重要特徵的日本近代化進程。

  不過，日本在實行對外來文化吸收方向的戰略性轉移並通過這一轉移邁向近代化時，遠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必須克服植根於儒學華夷觀所造就的另一種涉外文化心理的抵抗。儒學華夷觀以是否明中國「聖人之教」為標準來判定文化優劣，故視自國為「中華」「神州」，無與倫比，視外族外國為「夷狄蠻貊」，不堪師法。在這種觀念下形成的涉外文化心理其主旋律是傲慢自大。一些日本儒學者在吸收中國文化過程中，把這種觀念也學習了去，甚而也自稱起「中華」「神州」來，成為學習近代西方文化的絆腳石。為了民族的進步，幕末明初（乃至更早）的日本學者不得不清理這種陳腐不堪的思想垃圾。

  江戶時代的蘭學家大槻玄澤已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日本的「腐儒庸醫」，他指出：「（腐儒庸醫）不知天地世界之大，妄自眩惑支那諸說，亦步亦趨，謬稱『中國』或『中華之道』。……支那之外，皆目之為『蠻夷』而不論及，其學何其粗而且隘。」[13]他更把批判的鋒芒指向「華夷之辨」論的發明者，指出：「支那之人驕傲自限，獨稱自國為『中華』，域外諸國概為『夷蠻』，禽獸遇之，……而不知所謂『夷蠻』中亦自有踰於中華者也。……若夫歐羅巴洲方人物，則容貌端正，衣服華麗，巧思出於天性，藝術之妙，曠天下古今。……支那之人徒知有中華，獨嘲蔑其他，自安固陋，而不知蒼穹之下，別有名邦巨國，而華夷自星列乎其中。我邦間抑或有因循其舊說，未曾聞見至於此者。」[14]

  幕末日本具有啟蒙先驅意義的思想家佐久間象山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泥古不化和瞧不起「夷狄蠻貊」，他在鴉片戰爭8年後的1849年曾明確指出。「西洋諸國精研學術，國力強盛，頻頻得勢，致使周公孔子之國亦遭攻略，其原因竟何所在？畢竟，彼之學得其要，此之學不得其要：溺於高遠空疏之談，流於訓詁考證之末。……不知通達時變，改革兵制。……只知自國之好，輕賤外國，視之為『夷狄蠻貊』，而不知彼熟練實事，興國力，強兵力，且火技之妙，航海之巧，遙出自國之上。是故，一旦英國構亂，即招致大敗，貽恥辱於全世界。」[15]就連日本的漢學家也議論起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如齋藤竹堂就說過：「（西洋）自天文地理以至舟楫、器械、布帛之屬，極盡精巧，非他邦所能及也。……支那人動輒以『中華』自高，矜誇太遏，視諸蕃如禽獸。殊不知天地之氣運愈久而愈開，……天地之氣運益開而萬國局面又益變。宇內形勢業已割一大鴻溝，殆有出千古聖人意料之外者。今之蠻夷非古之蠻夷也。支那人眼孔如豆。」[16]

  至於明治年間的日本學者，對儒學的「驕矜自誇」作過更尖銳的批判，如福澤諭吉就曾說，日本之所以能成就維新大業，就是因為那些奔走其事的武士「從儒學的深奧這個角度來看」,「都是些不學無術之輩」，當政的人多數對漢文、漢學體味不深。[17]

  有關中國為何不能順暢吸收近代西方文化，為何在鴉片戰爭中一敗塗地的歷史教訓，日本的有識之士早在100多年乃至200年前就已開始議論和總結（如前引大槻玄澤《蘭學階梯》一書寫成於1781年）。因而從一定意義上說，日本的接受西方文化開始近代化過程也是與借鑑了中國的教訓分不開的。

  綜上所述，是否可以說，從歷史的總體看，日本人在先進的異文化面前常常表現出很強的自卑心理。不過，這也不妨礙說，他們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如明治年間在連續打贏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之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前和戰中等），由於受到強烈的政治刺激對此有所偏離。當然，單純的自卑感並不一定值得稱道，但日本人的自卑又常常伴隨著「見賢思齊焉」的心理衝動，這便成了一種精神優勢。福澤諭吉在談到明治維新時說：「這種騷亂是全國人民向文明進軍的奮發精神，是人民不滿足於我國的固有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熱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國的文明趕上或超過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18]也就是說，日本人不僅要吸取西洋文明，還要趕上和超過西洋文明。因而，關於日本人的涉外文化心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公式：「自卑——學習——趕超。」

  2.崇敬與學習打敗自己的人

  我們在考察日本人的涉外文化心理時，還可以發現這樣一種規律，即，越是那些在嚴重的較量中戰勝了自己的異文化，越能獲得日本人的崇敬和激發起他們學習的熱情。因而，大規模的文化吸收往往發生在受到異文化的壓力並與之對峙、較量而失敗之後。關於這一點，只要研究一下三次大規模文化吸收的歷史背景便可明白。

  （1）為唐所敗而更加努力吸收唐文化。眾所周知，在歷史上，朝鮮半島始終是中日關係的敏感點，它也像傳感器一樣，能夠迅速地把來自任何一方的作用力傳導到對方。

  4世紀，日本在形成統一國家的同時，即開始向朝鮮半島擴張，並在半島南部占領了一塊殖民地——任那。公元562年，任那被逐漸強盛起來的新羅所滅，日本被迫退出半島，但是卻一直伺機捲土重來。589年，隋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大陸上長期以來的分裂局面。大陸上強大王朝的出現給了日本以無形的壓力，執政的聖德太子一方面與隋朝交往，一方面加緊輸入中國文化，推行一系列改革。612年，隋開始發大兵進攻高句麗，但沒有取得成功。618年唐代隋興，並繼續進攻高句麗，日本感受到了更大的壓力。加強中央政權和形成仿唐古代國家的大化改新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與此同時，唐支持新羅，日本支持百濟，在半島上進行正面衝突，並於663年最終導致了中日兩國關係史上的第一次戰爭——白江口之戰（日本史書稱「白村江之戰」）。日本先使在日的百濟王子扶餘豐率兵5000歸國，隨後又發援軍2. 7萬人前往半島，準備與唐軍決一死戰。日本與百濟聯軍的指揮官們本以為「我軍爭先，彼應自退」，哪知一交手「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指日軍——武注）敗績，赴水溺死者眾，舳艫不得迴旋」。日軍將領朴市田來津也在戰鬥中陣亡。[19]關於這次戰爭的慘烈，中國史書也有記載：「（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20]日軍敗回列島之後，害怕唐軍乘勝渡海來攻，大和朝廷便在壹岐、對馬、筑紫等地增派軍隊，構築工事，以防不測。

  顯然，唐日之間的第一次戰爭給日本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就在這次戰爭之後，我們看到了一番非常奇特的景象：日唐之間的往來非但不減，反而更加頻繁，尤其是665年日本遣使參加泰山封禪，669年（高句麗被唐滅亡的翌年）日本又派河內鯨為「平高麗慶賀使」前往長安，祝賀唐在半島上的徹底勝利。按，高句麗是日本在半島上對唐鬥爭的潛在盟友，它的被滅顯然不是什麼好事，保持沉默也就罷了，反而要特地遣使慶賀，這實在是一種日本式的行動邏輯。日本學者有稱此時的日本外交為「親唐外交」者，[21]此評價似不為過。

  就這樣，中日之間在經過長期有形和無形的對峙和較量之後，日本徹底失敗了，此後900年未再涉足半島。大概正是由於失敗，日本對中國文化更尊崇、更傾慕了，學習的自覺性也更加高漲了，這就迎來了遣唐使活動的最高潮。我們看到，白江口之戰後派出的第七、八、九、十這四次遣唐使團，規模最大，文化經濟交流最盛，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長河中浪峰上的浪峰。有如所知，經過遣唐使時代的大規模文化吸收，日本文化的面目為之一新。

  （2）「攘夷」碰壁而行「開國和親」之策。從幕末到明治維新前，日本經受了近代西方文化由弱到強、由間接到直接的衝擊。這三次衝擊是：

  ①鴉片戰爭。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為「夷狄」的英吉利所敗，使日本受到極大的震動。朝野上下，或上書獻計，或著書警世，大聲疾呼「今清國大亂，難保何時不波及日本！」[22]

  ②黑船叩關。鴉片戰爭13年之後，美國海軍准將伯理率艦四艘闖進江戶灣，要求通航通商。這次衝擊更加強烈，鬧到全日本「喧喧擾擾，浮說百出，人心紛亂，恰如鼎沸」。[23] 1858年的「安政五國條約」導致了日本被迫對西方國家開國，但也激起了國內風起雲湧的「尊王攘夷」運動。

  ③薩英戰爭與四國聯合艦隊進攻下關。攘「夷」的結果，招致了與「夷」的直接戰爭。1863年長州藩在下關炮擊外國船隻，轉年遭到了美、英、法、荷四國聯合艦隊的進攻，下關炮台被拔除，並被迫支付大批賠款。同年，薩摩藩士殺死英國人的事件也遭到英軍火燒鹿兒島的洗劫。這兩次事件與黑船叩關不同，是與西方國家真槍實刀的直接較量，日本武士在戰爭中儘管十分勇敢，但卻抵擋不了西方國家的近代軍事力量。日本人終又茅塞頓開，切身感悟到「夷」的文化比自己優越，要想把「夷」「攘」出去，還得先向「夷」學習才行。出身於薩摩藩的五代友厚曾對這一思想轉化過程作過描述，他說：「此次於海面上被迫與英國進行炮戰（指薩英戰爭——武注），雖損失甚大，但對啟迪三州土民之蒙昧，實天賜千金難買之良機，……應當理解，今後天下之一般形勢，已非復攘夷，對其已難加拒絕。天下形勢趨向於開國之時期業已臨近，因而諸侯競相鑽研富國之方法，如不採取措施，則難睹國家充實富強之成績。」[24]就這樣，由於進行了招致「損失甚大」的戰爭，日本人明白了天下形勢「已非復攘夷」，而「趨向於開國」，並紛紛講求富國之方法。這實在是日本式的聰明反應。總之，兩次戰爭之後，日本有頭腦的人誰都知道「攘夷」是斷斷不可行的了。耐人尋味的是，因攘夷而招致戰爭並遭到失敗的西南強藩，反而率先執行「開國進取」政策，向西方國家開港通商，派遣留學生，實行政治與軍事改革，發展洋式工業，聘用外國專家，等等。後來又成功地進行了推翻幕府的國內戰爭，清除了封建割據，建立了統一的明治國家。此後，在新政府領導下，採取了大力引進近代西方文化的國策，最終使日本步入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

  行文至此，有一件小事順便一提：1987年筆者旅日期間，承蒙早稻田大學教授依田憙家先生的好意，特意帶我和另一位同胞去橫須賀一游，觀覽了久里濱伯理公園。在當年美國黑船來航登陸的地方，巍然矗立著一座紀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書漢字正楷「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園內還設有紀念館，陳設著種種有關紀念品和文書、出版物等。在我們看來，伯理當年以堅船快炮為手段，口吐威脅語言，強制日本開國，無論如何總帶著幾分殖民主義者色彩，然而，日本人卻不如是觀，很多人把他看作「恩人」，認為日本民族能有今天和此人1853年的來訪不無關聯。如福澤諭吉就曾寫道：「嘉永年間美國人跨海而來，仿佛在我國人民的心頭燃起了一把烈火，這把烈火一經燃燒起來便永不熄滅。」[25]在福澤筆下，伯理儼然是一個令人崇敬的文明傳播者的形象。這也是日本人文化心理的一種反映吧。

  （3）被美占領而崇尚美國文化。從1931—1945年，日本對中國進行了15年侵略戰爭。其間，1941年發動「珍珠港事件」，挑起了主要是針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敗而告終。美國曾先後在廣島、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最後又作為日本歷史上不見先例的占領者君臨列島。日本自認為這次戰爭是敗在美國手下（這種觀點是否片面，此處姑且不論），便老老實實地做起占領軍的順民來。

  盟國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抵日後40天，日本的一位電台播音員，就總司令的一張照片播發了如下觀感：「元帥的手放在艾克爾伯格中將[26]的肩上，威嚴中透著鎮定自若和信心，同時又洋溢著一種並無城府的親切和誠懇之情。元帥的輕鬆態度使看慣了威風凜凜的日本將軍的我們感到驚異和無限的羨慕。似乎現在才恍然大悟，『難怪美國打贏了！』並且很有把握地感到，『有這樣的人物來作為管理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對於日本的將來不是很幸運的嗎？』」[27]

  對於入駐的敵軍最高司令官的這番相面術式的感言，被一位日本學者評論為「日本人的徹底大轉彎」。[28]後來，日本人對麥克阿瑟的崇拜和褒揚不斷升級，說他是「新生日本的生身父母」「恩人元帥」。又說美國是「東方之光」，而麥則是「東光國的元帥」。在日本各地也出現了以麥克阿瑟命名的劇場和街道；小學生也以戴「麥克阿瑟帽」為時髦，後來，還為麥立「顯彰碑」（即中國人所說的「功德碑」），甚而有籌建麥克阿瑟神社與紀念館之議，只因麥說了「在精神上日本還只是12歲的小孩」激怒了日本人才算作罷。[29]總之，戰後日本人對麥克阿瑟一見起敬，且不斷升級，這固然有美國占領政策使不少日本人受益的一面，但主要則是因為美國打敗了日本，使日本人不由得對美國文化的活形象頂禮膜拜起來。

  美軍的占領沒有遭到日本人的抵抗，甚至很少招致日本人的敵意。關乎此，一位日本學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第一，戰爭末期物資不足，漫說抵抗，就是活著也不容易；第二，進駐美軍乘坐吉普。[30]關於這第二個原因闡述尤多。進駐美軍兵力40萬，據說有吉普5萬輛，而且所有的美國兵都能駕車奔馳。僅這一事實就使日本人目瞪口呆，認為日本不敗才怪。一時吉普成為日本流行歌曲謳歌的對象，詩人吟詠的素材，評論家議論的話題。如果說，麥克阿瑟是美國文化的人格形象，那吉普便是美國文化的物質形象。

  美國生活方式也被展示於日本報端和進口的好萊塢電影中，日本人看到，美國家庭使用著電動吸塵器、洗衣機、電冰箱，而電冰箱中又排放著火腿、香腸、牛奶、雞蛋等物。居而有洋樓，出而有汽車。這種所謂美國生活方式，強烈地刺激和吸引著日本人。

  在這個強大而富有的美國面前，日本人表現得服服帖帖。比如在公共汽車上不能和司機講話，這本常識，但卻特地說是「奉盟軍司令部命令禁止與司機交談」云云。[31]這雖是小事，卻反映出日本人對美國是徹底「服了」。但日本人的行動邏輯不止於「服」,「服」而後便要學，正如一位著名的日本政治記者所說：「對於絕大多數日本人來說，戰後，美軍帶來的所有物質文明，都使他們一味驚異，把戰後的日本人與幕末至明治初期的日本人等同起來也不為過。與此同時，善于思考問題的人們痛感大大落後了的日本與相當先進的美國文明之間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種要超趕美國的熱情和使命感，把仿效美國物質文明作為重建日本的途徑，從而迅速形成日本的總體規劃。」[32]事實正是如此，對美國文化的鋒芒有著切膚之感的日本人，再次開國，一方面被迫，一方面主動地大力吸收起美國文化來。[33]

  在我們考察了上述三次吸收外來文化高潮的歷史背景之後，是否可以這樣認為：與異文化的對峙、較量而致失敗，常常成為日本大規模吸收外來文化的契機。而這種大規模的吸收又往往演變為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推動了日本歷史的跳躍式發展。

  上述日本人的這種行動方式，很像我們中國的綠林好漢在敗給高強者之時常做的那樣：撲翻身便拜，請求勝利者把絕技傳授給自己。也就是說，他們特別重視向優於自己的對手學習。這樣，關於日本人的涉外文化心理，我們又可得出另一個公式：「較量——失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