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國聯決定派調查團後，中日雙方在調查團的組成問題上也有鬥爭。12月10日國聯行政院決定調查團由英、美、意、德、法五國各派一名委員。中日雙方各自希望對本國同情者參加，這在德國代表人選問題上突出地反映出來。日本堅決反對德國委員希奇尼，希望親日的藻魯夫參加。[20]但中國則反對藻魯夫，希望希奇尼參加。行政院最後決定為希奇尼，其他四國委員是英國李頓、法國克勞德爾、美國麥考埃、義大利阿爾德羅。李頓為團長。

  1932年2月3日，李頓調查團離開歐洲，29日抵達日本橫濱。此時，日本已占領整個東三省，並於3月l日急忙建立了偽滿傀儡政權，搶先造成既成事實，企圖迫使調查團承認。於是，調查的焦點就從日軍撤兵逐漸轉到是否承認偽滿政權問題上了。

  日本為辯解其侵略行徑，事前準備了18種有關資料，做好了對付調查團的各種準備。調查團抵日後，芳澤外相接見時說，此次事變是因國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單方面變更與外國締結的條約引起的。[21]日本力圖以維護列強在華殖民權益來誘導調查團。犬養首相和芳澤外相前後五次與調查團會談。對此，調查團的態度如何呢？李頓團長借芳澤的數次質問順水推舟，提出如中國履行中日間條約規定的諸項義務，日本對此滿意嗎？芳澤不敢回答，因為這一質問包含著排除以偽滿洲國來解決事變之意。後來，李頓問芳澤：日本能否接受以「滿洲的國際管理」來解決事變。芳澤當即拒絕。李頓說，那麼只有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方法，除外無他法。[22]李頓的這些談話，同日本要以承認偽滿洲國為前提的方針是公然對立的。這反映了日本同西方列強的關係中相互牽制的一面。對此，日本採取了對抗措施。犬養內閣於3月12日決定：堅決扶助偽滿洲國，並把它裝扮成似乎是自主行使主權的「獨立國家」，爭取調查團和國聯的承認。

  3月14日，李頓調查團抵達上海，南京政府早已做好各項準備，並成立以前外長顧維鈞為首的由政府各部門和專家組成的委員會，陪同調查團先後在上海、南京、濟南、天津、北平進行調查。中國政府希望調查團能夠客觀地調查，並公正地制止日本的侵略。但李頓則在中國的歡迎宴會上表示：國聯「幫助某一會員國者又必以不損害其他任何會員國為條件」[23]。他要以中日兩國的調和、妥協來解決事變。這種調和立場便是國聯外交二重性的表現。

  國聯行政院的決議中曾規定：中日各派一名委員協助調查團調查。日本派駐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中國派前外長顧維鈞。當李頓調查團結束關內調查，準備進入東三省時，剛剛成立的偽滿洲國政府出面拒絕顧入境，揚言如顧經山海關入境將立即強迫他下車，甚至還在暗地裡威脅顧的生命安全。其目的是想藉此表明它是行使主權的「獨立」國家。日本則作為第三國，在偽滿和調查團之間進行周旋，以此證明偽滿是根據其「自由意志」行使主權的「獨立」國家。這種把戲，完全是由日本在幕後導演的。滿鐵調查部在其《拒絕顧維鈞入滿洲經過調查書》中毫不掩飾地暴露了這一點。[24]當時任偽滿外交部副部長的是日人大橋忠一，他掌管偽滿外交大權，左右顧入境。其背後由關東軍和日本外務省操縱。

  調查團對此堅決表示：中方委員不隨同調查，調查團就不去東三省。[25]調查團並把此意告訴了駐北平的日本參贊矢野。矢野卻稱：「長春政府並不是服從日本政府意見，該政府已發表反對顧入滿聲明的情況下，阻止它是困難的」[26]，再次證明其「獨立性」。此時日本政府假裝出面調解，芳澤外相向調查團提出，如想得長春政府的諒解則需較長的時間，調查團的部分成員和顧乘船可從大連進入東北。李頓起初反對這一妥協方案，但最後還是被迫同意。李頓帶顧於4月21日經大連抵瀋陽，其他成員乘車同時抵達。這是調查團在日本及其操縱的偽政權的壓力下開始妥協的第一步。

  調查團到東三省前後一度對偽滿政權不予理會。這表明了調查團對偽滿的態度。偽滿政權卻以限制調查團在北滿和顧在滿鐵附屬地外的調查活動進行報復。謂查團為展開調查，只好經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聯絡，於5月上旬，先後訪問了偽滿外長謝介石、國務總理鄭孝胥、執政溥儀。日本軍部認為，這是調查團承認新國家「滿洲國」的第一步。而調查團也從此不可能無視偽政權的存在，在調查報告中強調了不可能完全恢復「九一八」前的原狀。

  針對調查團的妥協態度，顧維鈞採取了種種牽制措施。顧向李頓提交一份備忘錄，指出國聯行政院決議中未提及調查團與第三者（指偽滿政權）接觸之事，並表示他本人不參加與偽政權要人的接觸，以此抗議調查團的不正當行為。[27]顧還向調查團揭露了偽政權要人如何背叛民族、投敵賣國的資料，並向調查團提供應該調查和接觸的人員名單。調查團抵達哈爾濱後。顧提議與馬占山接觸，[28]但由於偽滿政權的反對和蘇聯的不協助，未能實現。這裡也反映出調查團的二重性態度。調查團一面與偽政權接觸，一面又要與反對偽政權的馬占山接觸。既不完全否定偽政權的存在，又承認反偽政權鬥爭的存在。當時陪同調查團的偽政府外交部副部長大橋一怒之下回到長春，以示「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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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頓調查團在調查中，雖然對日本有所讓步和妥協，但對待偽滿政權的態度基本上是公正的，而且調查到了偽滿政權是日本一手製造的事實。中國政府和顧維鈞等人也在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了應有的努力。

  李頓調查團於7月20日回到北平，9月4日完成調查報告，9月20日提交給國聯行政院。10月2日，國聯行政院公開發表了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報告書共分十章，三大部分，洋洋14萬言。

  綜觀這一報告，充滿了國聯和歐美列強對中國和日本的二重態度。記述「九一八」事變的歷史背景時，報告書既承認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又承認日本在該地的特殊權益，說「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權益乃不容漠視之一事實，凡不承認此點或忽視日本與該地歷史上關係之解決不能認為滿意」，但又指出該權益與中國主權的衝突；並表示「事變前雙方抗爭，各有是處」，等等。在「九一八」事變的敘述中，該報告雖然未點明日本是侵略者，但又明確地指出：「日本軍隊未經宣戰，將向來毫無疑義屬於中國領土之一大部分地區，強奪占領，使其與中國分離並宣布獨立，事實俱在。」對偽滿政權，報告書雖然肯定了偽滿洲國的基礎組織治安會，但對偽滿洲國持否定態度，「認為『滿洲國』之構成，雖有若干助成分子，但其最有力之兩種分子，厥為日本軍隊之在場及日本文武官之活動，若無此二者，則『新國』決不能成立也」，「基此理由，現在之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所謂『滿洲國政府者』，在當地華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調查書關於解決事變的原則及方法，也同樣採取二重性方針：既否定中國希望恢復事變前狀態之要求，稱「如僅恢復原狀，並非解決辦法」，又拒絕日本承認偽國的要求，表示「維持及承認滿洲之現時組織，亦屬同樣不適當」。

  在此種二重性方針下，該報告提出解決事變的十項原則，其核心就是「滿洲自治」。它提出解決東北問題要「適合中日雙方之利益」，又提出要「承認日本在滿洲之利益」。具體作法便是「滿洲自治」：「滿洲政府應加以變更，俾其在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範圍內獲得高度之自治權以適應該三省地方情形與特性。」「滿洲之內部秩序，應以有效的地方憲警維持之；至對於外來侵略之保障。則須將憲警以外之軍隊，悉數撤退，並須由關係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29]

  從「滿洲自治案」中，不難看出歐美列強藉機滲透東三省的企圖。這表現在：規定由外國教官協助組織特別憲警；對自治政府行政長官配相當數額的外國顧問，外國顧問指導該長官的工作；行政長官定一名外國人為東三省中央銀行總顧問。[30]這樣的自治政府是外國顧問監督下的政府。

  對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南京政府採取了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二重性態度。蔣介石表示，該調查團報告的前八章的敘述是公正的，可以接受。但認為第九、十兩章內容完全是注重日方的要求，必須修改。作為解決東三省問題的原則，中國堅持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的原狀。[31]

  南京政府外交委員會審議調查報告後，於10月20日對駐國聯代表作了指示：對第九章中十項解決原則中第一、二、三、四、九、十等項未表示異議；對其他幾項有條件地加以承認，如對第四項表示「承認日本在東三省之正當利益」；對第五項《建立中日間之新條約關係》附加了「必須在不損害中國主權及領土行政完整原則之下」。但對有關「滿洲自治」的第七、八項表示反對，並提出了根本性的修改意見。對第七項則提出：「中國可向國際聯合會聲明當積極勵行東三省行政之改善，此項計劃當包含逐漸設立人民代表機關，實行中央地方均權制度，並予地方政府以寬大之自治範圍Self Government。」[32]可見，南京政府對「滿洲自治」，原則上反對，而提出中國自主地實行自治的方案，力爭排除外來侵略和干涉。外交委員會還提出以下兩點原則：「（1）日本因違約侵略。所得結果當然不能加以承認，更不能使被侵略者受其損害。（2）國際聯合會行政院及大會關於日本撤兵決議案，繼續有效，並不因報告書而變更。故日本撤兵義務及不能在武力壓迫下談判之原則繼續存在。所有日本撤兵之期限，應提前詳確規定。」[33]

  蔣介石和外交委員會對調查報告的態度，表明了他們解決「九一八」事變和東三省問題的基本方針，在反對侵略、日軍撤兵、不承認偽政權的原則下，接受對中國有利的部分，對偏袒日本，甚至侵犯中國主權的內容則反對。這便是南京政府對國聯和調查報告的二重性政策。這說明，南京政府不是盲目地依賴和聽命於國聯，而是採取了有分析、有分寸地接受李頓調查報告的外交方針。

  日本對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取何種態度呢？日本外務省針對調查報告起草了《帝國政府對國際聯盟中國調查委員會報告的意見書》，極力為日本挑起的事變和一手扶植的偽滿洲國進行辯解。日本對東三省自治也表示反對，因為自治的前提是否定偽滿洲國。至於對承認和保證日本在滿蒙的既得權益部分則表示贊同，反對恢復東北原狀。從總體上講，日本對國聯的調查報告反對的部分占主導地位。日本準備不接受這一報告書。對日本的態度，中國亦有所預料。蔣介石曾判斷：列強如不對日實行經濟或武力制裁，或日本國內不發生對軍隊不利的重大變化，日本則不會承諾該報告。目前尚無此種假設的可能性。因此，中方怎樣讓步對解決事變也不起作用。故不準備更多的讓步。[34]蔣的這一分析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