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對2月8日函的考釋

  8日函涉及五個問題，這些問題也是該函的主要內容。

  第一個問題是3日在南京是否舉行過會談。據8日函，參加會談的有孫中山、胡漢民、森恪、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五人。[24]此事至關重大，所以森把宮崎和山田作為證人，從上海一起來參加會談。他們頗受孫、黃的信賴，邀其參加有助於會談的成功。孫中山和胡漢民對此次會談沒有留下任何回憶和資料，山田純三郎有回憶，雖有憶誤，但證實他參加了此次會談。宮崎滔天的文書或全集中雖未談到此事，但其全集的年譜中有「2月3日在南京總統府訪孫文、森恪、山田純三郎同道」[25]的記載。年譜編者雖未註明其史料來源，但證實了森、山田、宮崎三人訪孫之事，並糾正了山田回憶中森恪沒有參加之誤。參加會談的五個人中，有三人證實了會談之事，說明3日孫與森等五人在南京舉行會談是確實的。

  第二個問題是森恪在正式談滿洲問題之前力圖取得孫中山的信任。按外交慣例，會談重大問題或締結條約時，應相互提示證明有權力有資格談判，或有締結條約資格的全權代表證書或者相應的文件，以此建立相互間的信賴關係。這是談判或締結條約是否有效的前提條件。森是三井的小職員，按其地位是沒有資格與孫談這麼重大問題的。因此2日與孫會談時，森先轉交井上馨的名片，解釋他與井上、山縣、桂等日本元老的關係，說明他是接受他們的指令來會談的，並表示井上馨有意協助孫、黃和南京臨時政府。孫、黃二人都相信森是受命於井上、山縣、桂而來會談的。[26]5日函中的第二、四、五個問題是為取得孫、黃的信任所做的準備，3日偕宮崎、山田參加會談，如8日函所說也是爭取兩人的信任。因此3日會談伊始，森再問孫：「閣下相信我能接近日本政治中心嗎？」[27]孫中山通過2日的會談探知森有來頭，相信他背後有日本政界和財界要人的支持，所以孫即答道：「相信你背後之力量，增強了完全信賴你的念頭。」[28]森再次確認孫對他的信任後才談出「滿洲租借」問題。[29]這符合會談重大問題的外交程序，也解決了交涉滿洲問題的前提條件。

  該函的第三個問題是3日會談中是否談了租借或割讓滿洲及「滿洲借款」問題。據8日函，森在得到孫的充分信任後提出了此問題，雙方會談也較為具體。森是當事人，他所寫的東西無疑是考證此問題的重要依據。山田的回憶雖有幾處誤憶，但內容與此函大致相同。因此作為當事人的山田的回憶也是考證此問題的有力證據，同時也是森8日函的直證。

  森與孫開始談滿洲問題時說：「我要說的事有一定的根據。」[30]這是說他談的「滿洲租借」是有來頭的，有背景的。其背景是益田孝、井上馨、山縣有朋等大人物在東京策劃滿洲問題，並指示森向孫提出租借或割讓滿洲之要求。如沒有這一指示，作為一個支店小職員的森，不敢也不能與孫談這麼大的問題。這也就是滿洲問題出籠的過程和3日會談的歷史背景。若不弄清這一點，則無法考證此問題，就像出土文物不知其出土地層一樣。

  1911年12月21日孫抵香港時，山田純三郎、宮崎滔天等五人去港迎接，並同道乘船去上海。在船上，孫向山田提出希望從三井處得到一千或二千萬日元貸款的要求。回到上海後，經山田介紹，孫與三井上海支店長藤瀨政次郎、森恪談了借款問題。當時談的是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借款，而不是「滿洲借款」。[31]這一巨額貸款，上海支店不能擅自做主，森便回東京與三井的元老益田孝談了此事。益田向元老井上馨報告。在此之前，井上已接到黃興的一封信。從此信內容推測，是1911年12月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寫的。此信如今收錄於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井上馨文書》之中，[32]有其日譯文。信中黃興希望「井上同情革命黨，操心革命黨的金融問題」[33]。這封信又成為當時提出滿洲問題的起因之一。黃興在該信中寫道：「東三省是與日本有因緣的地方，因此勸誡同志不要在此地騷擾。」[34]這是革命黨保護日本在東三省外的既得權益，而不是把它割讓給日本的意思。可是森訪問益田轉告孫借款要求時，益田則對森說，革命黨「如此想依賴我方，則藉此機會有必要與革命黨定密約：一旦成功就將東三省割讓」給日本。[35]森回答：「此事能辦到。」[36]其依據之一是黃興在致井上函中的那一段話。益田把割讓東三省之事向井上馨報告，井上又轉告山縣有朋。此時，山縣、田中義一等軍部要人乘革命動亂之際，想出兵兩個師占領東三省。這一計劃雖然遭到內閣的反對，但山縣等為把東三省竊為己有，當然支持他們的意見。井上和山縣對來訪的內相原敬表示，「贊成藉此機會與革命黨訂立將東三省攫取為己的密約」[37]。貸款、割讓東三省之事，按決定政策的程序，一定要經過內閣的同意。因此井上把此事委託給內相原敬。因此時西園寺首相暴病，原敬遂將此事轉告內田康哉外相，同時轉交了黃興致井上的信。1月12日，在內閣會議上原敬內相強調了政府對東三省問題採取緊急措施的重要性。[38]對此，海相、法相等表示同意。在16日召開的內閣會議上再次討論滿蒙問題，並作了「適當解決」的決定。[39]森回東京後的上述活動也表明，此時日本是企圖由中國割讓或以租借方式攫取滿洲的，而且森回南京與孫中山談此事至少是井上、山縣等人的授意。這便是8日函的政治背景，它再次證實森在會談中向孫提出「滿洲借款」和「滿洲割讓」是確實的。

  第四個問題是該函涉及的「滿洲借款」與南北議和、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情況，信函中有關情況，尤其是孫中山的話都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

  第五個問題是函中列舉的在滬的森和在寧的孫之間以及森與益田、井上之間就「滿洲借款」往返的六封電報。這些電報是考證此問題的非常重要的物證，藉此能對「滿洲借款」下正確的結論。但保存下來的只有函中提到的2月3日下午5時40分森致益田的電報，它被保存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的《井上馨文書》之中。[40]這也說明井上閱過此電，知道3日孫、森會談的情況。據山田的前述回憶，往返的電報等文書其後都燒毀了。[41]當時他們都是用暗號發電報的。在日本愛知大學收藏的《山田純三郎文書》中有一份暗號，但這不是森交給山田的「MBK Private code的『亻口ハ』暗號」，而是其他暗號。在《山田純三郎文書》中也沒有有關的電報。其他五份電報，有待今後發掘。

  除上述五份電報外，2月8日益田孝致森恪的電文保存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的《井上馨關係資料》之中。這份電報在涉及南北議和及銅官山、招商局借款問題之後寫道：「關於滿洲問題勸一位（指孫或黃——筆者）來日訂秘密契約。如訂約則有獲眾多同情之希望。」[42]此電似乎是2月3日下午森致益田電的回電，其內容與2日和3日會談諸問題相吻合；這再次證實森向孫提出過滿洲問題，但並不能說明孫對森的要求採取了何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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