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對南方革命黨人的政策

  對袁世凱的政策和對南方革命黨人的政策是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華政策的兩翼。我們只有具體地考察和比較對兩者的政策時，才能全面地看清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華政策。

  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南方的目標是什麼？1911年10月24日日本內閣通過的《關於對清政策問題的內閣會議決議》寫道：「調轉視線，再看看帝國與清國本土（指滿蒙之外的地區，包括南方——筆者）的關係。我國僑民之多，我國通商貿易額之大，以及與我國有關的企業之日益增多，所有這些都明顯地顯示出一種趨勢，即我國在該地區逐漸占有優勢地位」，「今後應著重致力於在清國本土培植勢力，並努力設法使其他各國承認帝國在該地區之優勢地位」。[89]這就是說，借辛亥革命之機，向中國南方進行侵略，擴大權益，建立在該地區的優勢地位。南方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搖籃，是革命政權的管轄地區。日本要擴大在該地區的權益，勢必牽涉到南方革命勢力。那麼，日本對南方革命黨人究竟採取了什麼政策？下面僅就提供貸款和武器、對北伐軍的態度、二次革命及大陸浪人與辛亥革命的關係等諸問題來具體剖析日本對南方革命黨人的政策。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伊始，日本統治階級尤其是軍部想出兵干涉，以武力鎮壓革命，進而擴大在中國南方的權益。但動武的企圖未能如願以償。

  武昌起義得手後，各省革命黨人便紛紛起事。到11月下旬，已有十四省脫離清廷獨立，其他各省的反清鬥爭也風起雲湧，清王朝的瓦解已成定局。於是，日本和其他列強不得不重視南方革命力量，不僅不敢動用武力，而且「極力避免採取徒傷革命軍感情之措施」[90]並和它進行交往。於是，日本同南方革命黨人之間形成了既不承認它為合法，又和它往來的微妙關係。

  可是在民間，如前所述，大陸浪人卻「聲援」南方革命黨人，要求承認它建立的共和國。但其目的是吞併東北和內蒙古。

  一些外交官和軍人，作為個人意見，也想把中國分為兩國，要承認革命黨及其政權。駐華公使伊集院10月28日建議內田外相，承認南方為一國家，「在華中、華南建立兩個獨立國家，而使清朝廷偏安華北，繼續維持其統治」[91]。他認為：「人心所向與東亞大勢業已不可阻擋。民意已完全背離清朝廷，乃屬確鑿無疑。現今朝廷完全喪失昔日統治四百餘州的威勢與實力，不論採取何種懷柔妥協辦法，恐已無法平定目前局勢。」[92]伊集院對中國時局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承認南方為一國是使清朝苟延殘喘的伎倆，是分而治之的毒計。

  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宇都宮太郎也提出《對中國的個人意見》。他認為，「保全」中國是困難的，應分為滿漢兩個國家，日本對清廷也適當予以援助，對南方也秘密地予以「援助」，並把其中的一國作為保護國，另一國為同盟國，而日本作為調解南北雙方的「報酬」，攫取滿蒙。

  可見，對革命黨及其政權的承認也好，「援助」也好，其目的都是為日本的侵略擴張，尤其是為吞併滿蒙。

  

  在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革命黨人提供了武器和貸款。那時，大陸浪人居中引線，政府出錢，財閥供貸款，軍部拿武器，三者結為一體，擴大日本在中國南方的權益。那麼，這三者是怎樣結合起來的呢？內田良平從朝鮮回來後，夥同大江卓、小美田隆義等人，繼續說服政府「援助」南方。同時又動員三井財閥向革命黨人提供貸款。如前所述，三井財閥的益田孝接到內田良平的信後，便認為，這是三井向南方擴張的良機。他攜帶這封信找三井的政治後台井上馨，說明向南方擴張的欲望。井上不僅同意益田孝的意見，而且替他出主意。他說：「其內容和內田談的一樣，我也完全同感。三井的方針，按你的想法執行，但決定政府方針是先決條件，因此先找桂（太郎）商量，然後和桂一道去找西園寺（首相）。」[93]內田良平從大江卓和小美田那裡得知這一消息後，喜出望外，立即電告在上海的宮崎滔天，叫孫中山和黃興立即給西園寺首相和桂太郎、井上馨打電報，以便換取他們對革命黨人的「援助」。事過不久，西園寺內閣便同意三井財閥對南方革命黨人的「援助」。

  於是，內田良平派去的北輝次郎和清藤幸七郎在南方同宋教仁商談武器供應問題。南京臨時政府於1912年1月派文梅村等三人東渡日本。他們經內田良平和小美田隆義的介紹，和三井進行借貸款購軍火的交涉，於1月24日訂立借款三十萬日元的合同，以此購買日本的三一年式速射野炮六門，三一年式速射山炮六門、重機槍三挺及炮彈、子彈等。此外，通過各種渠道購買的武器也陸續運到南方。1911年12月8日，日本雲海丸把步槍一萬枝和帶劍短槍三百支運到上海；1912年1月8日，日本巴丸把步槍一萬兩千枝、子彈兩千萬粒及機關炮六門、山炮六門、炮彈六千發運到南京；1月28日，御代丸把一萬九千四百支步槍運到廣東；2月22日，榮城丸把三萬支步槍和八萬粒子彈運到廣東。購買這些武器的貸款由大倉洋行和三井物產公司提供，而三井物產公司的貸款是由政府提供的。這些武器來自陸軍的軍火庫，有的大炮是從要塞中卸下來的。這些武器從各地集中到門司，從門司未經海關即運往中國南部。當然日本在這一批武器供應中必然獲取暴利。因為這些武器不是新式的，而是日本陸海軍更新裝備後不用的陳舊兵器。即使如此，這些武器對革命軍來說卻不可缺少。

  日本向南方革命黨人提供貸款。貸款和供應武器是往往聯繫在一起的。當時提供貸款的名目雖不是為購兵器，但實際上卻是用於購買武器。在借款中，大陸浪人往往起橋樑作用。1911年12月孫中山從歐美回國時，宮崎滔天專程從上海到香港迎接孫中山，並陪同孫中山抵達上海。隨同宮崎去的還有三井物產公司的山田純三郎、高田商社的郡島忠次郎等五人。在從香港到上海的途中，宮崎可能與孫中山談到借款問題。因此他抵滬後立即通過山田向三井物產公司上海支店長藤瀨政次郎傳達孫中山借款之事。

  當時南京臨時政府的最大困難之一是財政問題，因此不得不借外債。英、美等明顯地支持袁世凱，所以南京臨時政府向日本借款。1912年1月招商局董事會決定要借款一千萬兩。日本聞訊後，指派日本郵船公司和日清汽船公司出面和南京革命黨人交涉。結果，2月5日由日本郵船公司上海支店長伊東和孫中山、黃興草簽借款合同，並先付一百萬兩。這筆借款名義上是招商局借，但事實上是南京政府應付財政困難和購買軍火的。而日本方面雖由郵船公司提供貸款，但款是由日本政府提供給郵船公司的。由此可見，當時日本政府與南京臨時政府的內在關係，即日本不敢公開提供，但暗中往來。

  日本的此種貸款活動都是在英國的勢力範圍內進行的。因此，各項貸款必定和英國權益發生衝突。就這次貸款來說，招商局是先與英國交涉的，後來日本從中插手。因此，英國政府2月5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說這筆借款「無疑將提供革命軍作為軍事費使用，希望貴國政府加以制止」[94]。法國政府也對這筆借款表示不滿。2月17日法國外長塞爾弗斯召見日本駐法臨時代理大使，提出「日本現在單獨行動，實與上述共同行動準則不合，令人深為遺憾」[95]。這是日本和英、法在這一地區爭奪的表現。這時英國的滙豐銀行、太古銀行等暗中和財政總長陳錦濤進行借款活動。當時，《每日新聞》也於2月13日發出一則消息說，英國某商為阻止日本在長江航運中無限擴張其勢力，已對此借款展開競爭。[96]2月28日，英國夥同四國銀行團，和招商局訂立七百萬元的借款合同。通過香港的銀行向南方臨時政府先付二百萬元。[97]由於英國的這一爭奪，日本不能不放棄對招商局的借款。

  其次是滬杭鐵路借款。該借款早在1898年英國就與清廷進行過交涉，1908年正式簽訂借款合同。這次江蘇財政總長朱葆三先和英國滙豐銀行商談。後來日本大倉洋行插手，1月18日大倉洋行的川野和王子亭草簽二百五十萬兩的借款合同，並於27日正式簽署，當即付款。大倉洋行的這筆借款，受到日本政府的幕後支持。外相內田1月11日就這筆貸款問題電訓上海總領事有吉：「希我總領事就近向該支店長（指大倉洋行上海支店長——筆者）詢明詳情，予以必要關切，盡力促其實現。」[98]他接著指示有吉：「不容否認，此項借款之用途必與革命軍具有密切關聯，如果向外界露出帝國政府或帝國官員對於此項借款曾經暗中援助或加以干涉等等形跡，殊多不便，故望我總領事對此點深加注意。」[99]這便說明日本政府對南方革命政權的兩重性政策：既不公開支持，暗中又提供借款與軍火。

  英國獲悉此消息後，令朱爾典駐華公使向伊集院公使提出「嚴重抗議」，「英國方面斷然不能承認」，「希望日本方面罷手」。但伊集院公使佯裝不知，回敬朱爾典道：「此次大倉洋行提供借款，純屬該企業之獨自行動，日本政府並不知悉，亦未參與」，當面頂回。這便說明日、英在長江流域的激烈爭奪和日本外交的虛偽性。

  在辛亥革命期間，日本對南京政府最大一筆貸款是對漢冶萍公司的貸款。日本對漢冶萍垂涎三尺，由來已久。這是因為漢冶萍是日本鋼鐵工業不可缺少的原料供應基地，主要供應日本最大的鋼廠八幡制鐵所。1908年至1912年日本從該公司掠取鐵礦石七百多萬噸，占該制鐵所鐵礦石用量的52.5%。為保證這一掠奪，1904年至1911年，日本正金銀行和興業銀行曾向該公司投資貸款一千五百三十萬元和銀一百萬兩。[100]

  辛亥革命時期，日本想方設法將該公司攫為己有，曾和清廷、南京政府、北洋政府進行三次交涉。

  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軍占領了漢冶萍地區。於是該公司副經理李維格，希望日本駐華公使和駐漢口總領事出面與革命軍交涉，以便加以「保護」。十來天后，該公司總經理盛宣懷向日本正金銀行借款六百萬元。接著他又提出由郵傳部出面，以湖南萍鄉至株洲的鐵路為抵押，再借一百萬兩。伊集院公使認為，盛乞求貸款是日本在南方擴張權益的良機。他於24日、25日向內田外相建議：漢冶萍貸款「會有助於我方向漢冶萍伸展勢力和確保權益。故望不逸時機，設法促其實現」[101]。至於萍鄉至株洲鐵路借款，「不論時局發展結果如何，均足以成為我國向湖南省扶植勢力、權利之確實依據」，和前借款一起「均請極力設法促其早日實現」。[102]

  恰巧，盛宣懷10月下旬被革職，避居大連。伊集院認為，「盛宣懷避居大連，將為我方關於漢冶萍問題之策劃帶來甚大便宜」。[103]當時日人高木陸郎跟隨盛。盛抵大連後，正金銀行指派小田切萬壽之助和盛繼續談判借款事宜。這一借款談判是日本支持清朝政府的組成部分。當時盛借款的目的，猶如伊集院公使所猜測：「不外乎想藉此獲得我方對保護漢陽鐵政局作出確實保證；同時想乘此清廷急於籌措軍費而窮極無策之際，通過此次借款，以維繫攝政王等對其本人之信賴。」[104]可見，這筆借款不是提供給革命黨人的。

  可是，到1912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孫中山抵滬後，通過宮崎滔天向三井借款。日本政府早已同意三井財閥對南方革命黨人的「援助」。三井財閥指派常務理事山本條太郎，和內田外相、西園寺首相及八幡制鐵所所長中村等商議擬定如下計劃：借革命黨人急需軍火和借款之機，由日中合辦漢冶萍公司，公司總資本為三千萬日元，日中各出一半，但日方已貸款投資一千多萬元，故只出五百萬日元。其中一部分以現款貸給南京政府，其餘由三井物產提供軍火。這一計劃反映了日本吞併漢冶萍公司的貪婪野心。此時，南京政府財政極為困難。黃興於1月26日致電盛宣懷：「茲已電授全權於三井洋行直接與執事交涉，請勿觀望，即日將借款辦妥，庶公私兩益，否則民國政府對於執事之財產將發沒收命令也。」[105]在黃興的催促之下，1月29日盛宣懷、李維格和正金銀行的小田切萬壽之助在神戶草簽《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草約》。其第一條規定：「改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之組織為華日合辦有限公司。」[106]可是該公司股董會3月22日投票否決這一合同。於是盛宣懷第二天致函小田切萬壽之助，通知「該草合同自應取消」[107]。日本吞併漢冶萍的野心，由於股東的反對而未能實現。

  但日本窺伺時機，1913年12月和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簽訂了一千五百萬元的貸款協定，其條件是該公司聘請日人為最高技術顧問和財政顧問。這樣，日本終於攫取了控制漢冶萍技術和財政的大權。

  變中不變的、反覆出現的便是本質，是規律性的東西。我們從日本對漢冶萍公司的貸款活動中看出，雖然跟它交涉的對象有變化，但貫串始終的是擴大在該公司中的權益，甚至要吞併它。這便說明，日本在辛亥革命時期，不管是清廷、南京政府，還是北洋政府，只要能擴大權益，擴大侵略，就跟它打交道，就向它提供借款。這再次說明，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華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和擴大權益。

  列寧說：「自由競爭占完全的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商品輸出。壟斷占統治地位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是資本輸出。」[108]日本三井財閥等對南方臨時政府的貸款，實質上是壟斷資本的資本輸出。資本輸出的目的是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擴大在中國的權益。在對南方的貸款活動中最活躍的是三井財閥。這有其原因。三井財閥1910年派尾崎敬義和松元勢藏到中國考察一年。尾崎回國後寫了《對華投資論》。他在書中獻策說：「從列強的立場來說，如想在中國獲得相當的勢力和發言權，除貸款之外絕沒有其他手段。換句話說，對當前的中國予以貸款，不是拿錢儲蓄的單純目的，貸款是手段，其首要目的在於獲得利權。」[109]尾崎的這一獻策，成為辛亥革命時期三井財閥向南方貸款擴張的理論基礎。益田孝也公然地鼓譟：「如果（辛亥）革命獲得成功，三井即日本則一手攫取揚子江沿岸一帶的利權。」[110]這不打自招了日本提供貸款的目的是在南方攫取和擴大權益。

  日本對以藍天蔚為首的北伐軍的態度又是怎樣？

  南京政府成立後，組織北伐軍，擬從陸海兩路攻打清廷。1912年1月16日，以藍天蔚為首的北伐軍乘船駛抵山東半島的芝罘。這支部隊將配合南京方面的軍事活動，擬在渤海灣登陸，從清廷的背後猛擊搖搖欲墜的清朝統治。這是推翻清朝統治的一項重要軍事措施，日本陸軍的太田大佐等六名軍官直接參加了此次行動。

  藍天蔚抵達芝罘的第二天，以關外民軍都督的名義，照會大島關東都督，說明北伐軍的來意，並稱：「切望貴國確保南滿鐵路之中立，對於民軍及清軍均應一律同等對待。」[111]對此，大島都督曾表示同感。但內田外相數次電訓大島都督和落合奉天總領事：「不能允許革命軍在中立地帶以內登陸」[112]，「北伐軍在租借地及中立地帶以外之其他地帶登陸時，我方可採取旁觀之態度」[113]。日本採取此種態度的目的是維護其在遼東半島和滿鐵沿線地帶的既得利益。這雖然限制了該軍在渤海灣的軍事行動，但畢竟不是赤裸裸的武裝干涉。

  2月1日至4日，北伐軍果然在關東租借地北端的高麗城和碧流河地帶登陸，並和清軍發生武裝衝突。清政府外務部的曹汝霖前來日本公使館要求：一、阻止該軍登陸；二、如已登陸，利用日本管轄之鐵路運送清軍增援該地。對此，伊集院公使答道，北伐軍未在中立地帶登陸，傳言有誤，並且表示「如果為對抗革命軍而經我鐵路運送軍隊，則無論如何不能承諾」[114]，當即拒絕了曹運兵的要求。這對北伐軍是有利的。但內田外相和大島都督數次要求北伐軍儘速退出中立地帶。於是，北伐軍退到遼西。3月9日，外務省次官石井菊次郎又訓電：「藍天蔚在我國勢力範圍以外之遼西地區登陸時，我國方針是不加干涉。」[115]

  日本為什麼此時對北伐軍採取這種限制但不壓制的微妙政策？是僅僅為維護其在關東州和滿鐵的既得權益嗎？不是的。此時正是清王朝即將崩潰的前夜，東北局勢也將發生新的變化。此刻北伐軍在遼寧一帶的軍事活動勢必促進這一變化。因此，日本是想從這一局勢的變化中，渾水摸魚，從中漁利。2月2日內田外相致落合奉天總領事的訓電就說明此點。他指令落合：「近來滿洲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尤其滿洲朝廷之讓步，已成為大勢之所必然；且今後趙總督等人態度如何變化，一時亦難預料。基於上述情況，此際，對革命黨施加壓力，究應保持何種分寸，亦須慎重考慮。如果革命黨勢力日益壯大，即使滿洲秩序一時發生紊亂，亦未嘗不可能因此而造成我國對滿洲政策待以向前推進一步之契機。」[116]日本是從這種目的出發，根據形勢的發展，見風使舵，對革命黨和北伐軍採取靈活的、微妙的政策，以便利用北伐軍的力量來推進它的滿蒙政策。

  從以上所述中看出，日本對北伐軍的政策是：一、不許它「侵犯」其在遼東半島和南滿的權益；二、不公然鎮壓；三、妄圖借北伐軍推進其滿蒙政策。

  1913年由於袁的反攻倒算，又爆發了二次革命。那時南方革命黨人為籌集二次革命的資金，暗中爭取日本的貸款。5月17日，黃興在上海會見日本東亞興業公司的白岩龍乎，探詢日方對南方革命黨人的意向。當時黃興以南昌—萍鄉鐵路貸款之名，向他借一千萬日元貸款。白岩把此意報告大倉洋行的門野重九郎。門野也傾向借這筆款。他們借款的目的，依然是擴大在江南的權益，白岩就在致門野的報告中寫道：「此時對孫逸仙、黃興等多少表示同情，以便促進我們對南方的經濟政策，同時確立我國政府大方針——在江西建立根本政策的難得機會。」[117]當時，澀澤榮一希圖建立日中合營的中國興業公司，和孫中山進行交涉。三井物產公司的森恪趁革命黨人急需貸款和軍火之機，以一兩千萬日元和兩個師的武器裝備為交換，妄圖割讓中國東北。[118]

  二次革命時期陸軍的一些軍官也主張「支持」南方。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建議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從我國將來的立場」來考慮，「把同情寄於南方為上策」。[119]關東都督府參謀長福田雅太郎也主張「聲援」南方。他們之所以「支持」南方，正如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與倉喜平大佐所說，「北軍（指北洋軍隊——筆者）之勝利，今後必定對日本政策帶來壞影響」。[120]陸軍的這些人從反袁的目的出發主張「援助」南方，以「援助」南方革命黨人來牽制親英、美的袁政權。

  可是，日本政府沒有採納他們的意見。其原因是：第一，二次革命不到兩個月就被袁軍鎮壓，革命被鎮壓後再「援助」南方不會有什麼希望。第二，英、美等主要列強表面上雖然採取靜觀態度，但暗中支持袁討南，而且懷疑日本在南方挑動革命黨人挑起二次革命。因此英國駐華代理公使阿爾斯頓要求發表以五國銀行團名義譴責革命黨人的共同聲明，以便捆住日本手腳。第三，北洋政府極力反對日本「援助」南方，5月4日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提醒伊集院公使叫日本浪人不要參與革命黨人的活動。而且日本也不敢公然開罪袁世凱。因此，二次革命失敗後，日本政府設法阻撓孫中山、黃興等到日本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二次革命時期日本對南方革命黨人的政策，和1912年前後時期相比發生了新的變化。日本政府雖然沒有「支持」南方，但也沒有壓南方革命黨人。可是，對袁世凱，如前所述，卻採取了強硬政策，迫使他向日本低頭「認罪」。相比之下，日本對南北雙方的政策確實不一樣。

  日本對南方革命黨人的態度和英、美相比較有何區別？英、美全力支持北方的袁世凱，因此對南方的態度非常冷淡，甚至通過袁世凱絞殺南方革命。英國在南方的權益，占其在華權益的四分之三，而日本只占其在華權益的十分之三。按經濟基礎來說，英理應「支持」南方，以便維護南方權益。可是英國卻沒有那樣做。其原因，除袁是「最強大的人」之外，英認為孫與大陸浪人關係密切，是親日的，因此對他無好感，甚至認為他是「沒用的政治家」。[121]因此，10月下旬，孫中山從美國回國途中經由倫敦，要求英政府向南方革命黨人提供一百萬英鎊貸款時，英國斷然拒絕了孫中山的要求。[122]12月下旬，孫中山抵香港時，英國政府雖然解除了不許孫中山進港的禁令，但只許他經由香港，不准停留。因此，孫中山本人也對英國沒有好感。

  美國對南方革命黨人的態度，和英國大致相同。美國對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頗有看法。美國駐華公使在1912年1月16日致國務卿的電報中談道，孫中山不具有代表性，不能控制局勢，不能支配清朝被推翻後崛起的相互矛盾的各種勢力，[123]因此，不主張支持孫中山和南方革命黨人。

  英、美雖然不像日本那樣，一開始就不想出兵壓南方革命黨人，但對南方的總的態度顯然和日本不相同。此種不同態度，一是來自於對袁的不同態度，二是日、英、美在中國的爭奪。由於爭奪，兩者對南方革命黨人不可能採取完全相同的政策。不同政策的實質是爭奪，爭奪的不外乎是權益。可見，日、英、美對南方革命黨人的不同態度和不同政策的實質依然在於權益，這是兩者的不同政策所反映的共同之點。這就是說，政策即手段雖不同，但目的卻是一樣的。

  在辛亥革命中，革命黨人和日本大陸浪人交往密切，不少浪人親身參加革命活動。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曾經把他們看作熱心贊助中國革命的日本志士。他們人數雖不多，但活動能量很大。

  如前所述，頭山滿、內田良平、小川平吉等發起組織有鄰會，在東京曲町區內的旭館設辦公室，一面與在北京的平山周、武漢的末永節取得聯繫，搜集革命情報，一面派北輝次郎、新藤幸七郎、宮崎滔天等來中國參加革命活動。

  當時，日人寺尾亨、副島義一應黎元洪的邀請，在革命政府中任法律顧問，內田良平任南京政府的外交顧問，直接參與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外交活動。

  民間人士梅屋莊吉等人，籌集巨款，供給革命黨人，並替南京政府印刷紙幣。在武漢地區，萱野長知等二十餘人，直接參與革命軍對清軍的戰鬥，有的甚至流血犧牲。牛丸友佐等帶領醫療隊，在戰場上做戰地救護。

  萱野長知為牽制清軍的南下，派一些浪人北上，和北京的平山周等一起，以天津租借地為據點，協助北方革命黨人白逾桓，搞刺袁的恐怖活動，和川島浪速一起準備了一支武裝。

  在山東芝罘，浪人末永節和三菱的上海支店長中島久萬吉聯繫，以提供山東漁業權為條件，借一筆貸款給以藍天蔚為首的北伐軍，這些浪人，從表面上看都是聲援辛亥革命，在革命中的表現也似乎都是一樣。但是同一個現象中卻包含著兩種不同的動機。因此，我們把日本大陸浪人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民權派浪人，第二種是玄洋社、黑龍會系統的浪人。

  民權派浪人人數較少，其代表人物是宮崎滔天。他是在其兄宮崎民藏的自由民權思想影響下，要在中國的大地上實現在日本未能實現的自由民權理想。他希望以革命勝利的中國為據點，變革「弱肉強食的現狀」，進而實現世界革命。他認為，「人類皆為同胞」，「世界是一家」，「使中國成為理想的國家，以其力量號召宇內，道化萬邦」。[124]宮崎是希圖實現大同世界的浪漫主義思想家，富有政治理想。他的民權主義思想與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爭取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宮崎滔天等民權派浪人是革命黨人的戰友，誠心贊助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此種浪人和後一種浪人的明顯區別是不提滿蒙問題。宮崎滔天雖然在革命黨人和財閥間起過穿針引線的作用，但他和內田良平等不同，不是為吞併滿蒙，而是解決革命黨人的困難。後來，他也不參與財閥的貸款活動，和內田良平等人的關係也逐漸疏遠。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之際，我們懷念曾為中國革命獻身的這些浪人，衷心感謝他們的聲援和支持。

  頭山滿、內田良平等是屬於玄洋社、黑龍會系統的第二種浪人，是以「幫助」革命為代價，妄圖吞併滿蒙。這些浪人曾反對南北議和，反對遷都北京，反對孫中山北上，似乎比革命黨人更為「革命」。這是因為他們反對袁世凱，反對袁世凱背後的英美。他們即使「贊助」革命，但其目的是鯨吞滿蒙。1912年春天，頭山滿路經東北回日本時，他看到東北平原，情不自禁地喊出：「多麼遼闊啊！這兒應由日本掌握治理，中國是治理不好的。」[125]一語道破他對東北的貪婪心理。

  他們不僅要鯨吞滿蒙，還鼓動財閥侵入中國南方。內田良平1912年2月在《太陽》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鼓譟：「日本吞併滿洲，將給我國帶來多大利益，這點暫且不提，滿洲的山間荒蕪之地較多，人民幾乎都是忘恩負義之徒……中國幅員遼闊，我們不必固定在滿洲這一局部地區。如放眼南方，那裡則有無限的天然資源和事業」[126]，大肆渲染侵入南方的重要性。過去日本財閥注重東北，對南方的關心不如北方。浪人的這一宣傳鼓動使財閥把經濟侵略的矛頭從北方又轉向南方。這便是這些浪人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又一種作用。

  曾在孫中山身邊任秘書的池亨吉，何許人也？他是親中義會（也叫振中義會）的成員。該會成員中有好幾名陸軍和海軍的預備役軍官，還有東京赤坂警察署長本堂平四郎。該會從政府領取活動經費，向外務省政務局提供情報，如今在外務省的檔案中還能找到他們所提供的情報材料。日本的一些學者甚至懷疑本堂警察署長親自到南方搜集過情報。該會還委派太田陸軍大佐等七名軍官參加北伐軍，妄圖掌握北伐軍的實權。該會成員曾在革命黨內部挑撥離間，進行陰謀活動。由此可想池亨吉是什麼人。[127]

  我們對大陸浪人不能一概而論，對具體人應做具體分析。如前所述，曾經「聲援」革命，反對出兵干涉的一部分浪人，在二次革命尤其是在漢口、兗州、南京事件之後，猖狂主張出兵占領中國，顯現出他們的本來面目。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內田良平。他在1913年6月寫的《對支那案》中，完全否認中國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大肆攻擊和誣衊革命黨人，把希望寄託於宗社黨人。7月26日，他建議山本首相，如果政府私下默許，他們就和宗社黨人協作，實現滿蒙獨立。他在10月1日寫成的《支那觀》一文中，誣稱漢族「是徹底的利己主義民族」，把中國人比喻為猶太人。[128]更為可憎的是，他認為：「中國國民事實上都是欺軟怕硬的，一旦遇到強者，就說『沒法子』，屈服於（強者），因此應以強硬手段壓服他們。」[129]

  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由於時代、階級、革命戰略的局限，未能認清他們的本性，認他們為友，和他們共事。這無疑是革命黨人的弱點，也是孫中山的革命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