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對袁世凱的政策

  如上所述，以義和團運動為分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方式，前後有顯著的區別。甲午戰爭到義和團運動的五六年間，列強瘋狂宰割中國，直接瓜分中國。但義和團運動後，由於中國人民在這次民族戰爭中所表現的不屈不撓的反帝鬥爭和帝國主義直接瓜分中國而產生的尖銳矛盾，列強不得不放棄直接瓜分中國的方式，採取間接的方式，即在形式上保持清朝的「獨立」地位，把它作為侵略工具，通過它攫取新權益。於是，一些人認為，列強的對華政策，從瓜分主義發展到「保全主義」。但列強「保全」的不是中國的獨立，而是奉行媚外主義的清朝的統治。這既有利於列強侵略，又有助於欺騙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認為中國尚未滅亡。這是一舉兩得的把戲。可是，辛亥革命的鬥爭風暴，猛烈衝擊著清朝統治，它即將被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推翻。於是，英美等列強認為，清朝前途慘澹，再也不能原封不動地維持其統治，必須換一個「強有力」的人來支撐局勢，建立一個對內鎮壓革命、對外奉行媚外主義的新政府。那麼，誰能支撐局勢，建立列強所希望的新政府？清朝政府、立憲派和英美等列強認為是袁世凱。

  過去，一般都認為列強都支持袁世凱；而袁世凱是以所有帝國主義列強為靠山，絞殺革命，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這雖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符合史實。當時中國不是被一個列強統治的殖民地國家，而是由幾個列強瓜分的半殖民地國家。各列強在華利益各不相同，相互進行爭奪。這一爭奪中，它們首先爭奪中國統治者；而半殖民地中國的統治者，在列強的爭奪面前，不可能滿足所有列強的貪婪要求，而且常常採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因此，同一個時期，各個列強對中國統治者的態度，雖有共同的一面，但它們從本身的具體利害出發，採取不同的態度。

  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袁採取了什麼政策？這一政策與英美有什麼不同和共同點？我們從日本與英美對袁的政策的比較和列強不同時期對袁的不同政策中能得出什麼結論？下面僅就袁上台掌權、南北議和及袁任臨時大總統、二次革命、承認袁及其北洋政府等諸問題來具體剖析日本對袁世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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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袁世凱東山再起，掌管清朝軍政大權時，英美支持他上台，而日本是極力反對的。這是日本與英美在中國爭奪的必然結果，是袁作為外務部尚書，在兩者的爭奪中採取「以夷制夷」的必然產物。

  袁世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大人物。他在辛亥革命時期執掌了清朝的軍政大權，並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當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英美推薦和支持袁掌管清朝軍政大權並非偶然。這是因為袁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時，支持英國在長江流域的路權要求，支持英國向西藏擴張，鎮壓抵制美貨運動。美國為討好清政府和袁世凱，1908年決定退還庚子賠款；而袁世凱派唐紹儀赴美致謝，並且暗中搞和美德建立同盟條約的活動。此外，袁作為外務部尚書，支持美英的東北鐵路中立計劃，縱容它們在東北修築和滿鐵並行的幾條鐵路。因此，美國和英國認定他是為英美利益效勞，是與日本抗衡的人物，支持他上台掌權。

  而日本對袁世凱的態度，卻和英美截然不同，反對他上台掌權。但不是一開始就反對的。日俄戰爭前，日本是極力吹捧他的。那時袁認為，日本近代化的做法比起西方列強的辦法更切合中國實際，因此，他擴編的北洋軍和舉辦的各項新政，主要模仿和依靠日本。他任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期，聘請日本的教官和專家，依照日本的軍制和操練法整頓軍務，刷新教育，選拔人才派赴日本留學。日俄戰爭後，袁和奕劻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公然承認了俄國在《朴次茅斯條約》中讓給日本的各項殖民權益。此時袁頗有親日奴才之觀感。因此，當時「日本外交官和軍人都把他視為獨一無二的朋友」，「在當今中國則沒有比袁更高明的人才，中國政府今後必定歸他掌管，因此，現在如擁護他的立場，他則必定感恩戴德，更加採取親日主義。如他喪失其地位，親日精神就會消失，我們的對華外交將陷入長期的黑暗之中」。[28]可見日本曾對袁抱有極大的希望。可是日俄戰爭後，美英打著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旗號滲透東北，日本與美英爭奪我國東北的鬥爭日益尖銳。李鴻章死後繼任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繼承李的衣缽，繼續執行「以夷制夷」的對外政策。所不同的是，李是採取聯俄制日，而袁則是聯英美制日。袁世凱轉身親英美，公然向日本在東北的殖民權益進行挑戰，處處刁難日本要修安奉鐵路的要求。1907年6月改革東北行政機構時，袁派其親信徐世昌為東三省總督，唐紹儀為奉天巡撫，指令唐夥同美駐奉天領事司戴德，希圖由英美敷設和滿鐵並行的新民屯—法庫門鐵路、錦州—齊齊哈爾鐵路、錦州—愛輝鐵路。[29]到1909年，美國則悍然提出東北鐵路中立計劃，並要籌辦三省銀行借款團。這必將侵犯日本在東北的權益。於是，日本夥同昔日的勁敵俄國，聯合抗衡英美對東北的滲透。這樣，昔日的「獨一無二的朋友」袁卻變成日本的仇敵，成為日本鞏固和擴大東北權益的最大障礙。

  1908年11月，光緒皇帝死，清朝內部爭權奪利。滿族親貴猜忌權勢日增的袁，翌年藉口袁有「足疾」，將其趕回河南。當袁解甲歸田時，大陸浪人川島浪速建議清朝大臣把他殺掉，以便剷除後患。但清朝大臣懼怕袁背後的英美，不敢動刀斬首。但袁的革職，對日本侵華外交創造了有利條件。日本趁機和清朝訂立了遲遲拖延的有關東北問題的五六個問題的協定。對此英美頗為惱火。

  上述歷史事實說明，日本和英美對袁出山掌權的不同態度反映了它們對東北的爭奪和對中國的爭霸。

  1911年11月，袁世凱奉命進京掌清朝的軍政大權時，日本和列強就圍繞袁世凱又展開一場新的鬥爭。大陸浪人川島浪速為阻止袁北上掌權，採取了三次行動。袁將北上進京時，川島煽動駐紮在石家莊的第六鎮吳祿貞部布陣在京漢線，阻止袁北上。袁派周符麟潛赴石家莊，於11月7日刺殺吳。於是他又夥同日軍軍官要炸掉袁乘坐的火車，但又未遂。他又唆使日本公使館武官多賀宗之襲擊袁官邸，趁機他和肅親王一起闖入宮中，脅迫宣統皇帝執行日本的既定方針。但計劃又落空。日本殺袁計劃破產了，但這說明對袁的仇恨達到何種程度。而袁世凱也自然對日本抱有敵對情緒，他曾說川島「是危險的傢伙，炸彈式的人物」[30]。並勸肅親王不要和他交遊。

  袁世凱衝破日人設置的重重障礙，10月30日安然抵京，11月1日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這對日本的侵華政策是個不祥之兆。日本《國民新聞》11月7日發表文章哀嘆：「袁內閣成立後，我們對清朝的關係，肯定比對清朝政府的關係更壞。」[31]

  儘管如此，在袁上台掌權的情況下，日本又不能不和英美爭奪這一馬前卒，妄圖把親英美的袁世凱變成親日的袁世凱。袁任總理大臣的第三天即11月3日，內田外相訓電伊集院公使：「政府認為此時應儘量與袁世凱一派保持密切關係」，「務必同袁世凱保持密切關係」。[32]但袁上台後就依靠英美，讓英美牽著他的鼻子走。關於南北停戰協定、廢黜攝政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他都和英國公使朱爾典商議決定，對日本連信息也不傳遞。這便引起日本的極大憤慨。12月12日袁召見伊集院公使時，他當著袁世凱的面提出：「對於此種情況，帝國政府亦不免有遺憾之情。」[33]而袁也不客氣地答道：「中國人對於日本，感情並不十分融洽。」[34]這便是袁世凱上台後他與日本的關係。

  我們從袁上台掌權的歷史過程中看出，英美支持他上台也好，日本反對他上台也好，都是為了維護和擴大各自的殖民權益；而日本開始反對他和上台後又拉他也都是為了維護和擴大日本的殖民權益：這便是不同的歷史現象所反映的共同的內在規律。

  袁上台後，施展了縱橫捭闔的手法。他用一隻拳頭打倒清朝政府，一隻拳頭對付革命派，他用來打倒清政府的武器是「革命」，用來對付革命派的武器是「統一」。南北議和是袁施展這反革命兩手的政治舞台，是竊取革命果實的手段。英美和袁世凱為保存封建帝制，反對建立共和，通過南北議和搞了「君主共和立憲」的陰謀。這既能保存對列強侵略有利的封建帝制，又能給這一封建專制披上一件「立憲」的外衣，從而欺騙人民。對袁世凱來說，這也是建立自己獨裁統治的好形式。

  在政體問題上，日本始終堅持君主立憲，反對共和。伊集院公使曾勸袁實行君主立憲時說道：「按貴國近三百年來之歷史以及各地實情觀之，以君主立憲統一全國，實為萬全之策。至若實行共和制或聯邦制等類主張，俱與當前之民智程度不相適應，其後果，難保不招致滅亡之結局。」[35]為什麼日本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這除與列強共同之原因以外，有它本身的特殊原因。伊集院公使12月22日和袁世凱會談時道出了其原因。他說：「日本國與貴國之關係，與歐美各國單純著眼於物質利害者不同，萬一貴國變成共和國體，我國國民在思想上必受到不少影響。僅從此點出發，我國也要支持貴國實行君主立憲，並儘可能促其實現。」[36]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就是爆發在日本大正政變——第一次護憲運動的前夕。這一運動是日本大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反對藩閥統治，要建立立憲政治。辛亥革命要建立的共和國是亞洲大地上的第一個共和國，對日本護憲運動不能不起推波助瀾的作用。中野正剛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自12月18日起在《大阪朝日》上連載的《對岸的火災》一文中談到辛亥革命對日本的影響。他寫道：「鄰邦的革命如果對我國的影響，即非革天下之命的革命，而是打破政界現狀的革新運動。具體說，只有打破藩閥，改造腐敗的政黨，這恐怕就是我們欣快地歡迎的事情。」[37]稻垣伸太郎在《中國革命與我國藩閥官僚政治》一文中甚至說道：「大正維新（即大正政變——筆者）在一種意義上是第二次中國革命。」[38]不僅如此，日本的輿論還譴責日本政府對中國政體的干涉。和田三郎在《國際上的社會政策》一文中指責道：「由於他人不戴和自己一樣的帽子而毆打他的頭部是野蠻的、粗暴的行為」，「我國人民雖說愚昧，但眼前出現比我們更先進的國家，並實行自治政治時，不會不覺醒。如覺醒則打倒官僚……現在的政治官僚就怕這個，因此借皇室的安危，干涉中國的共和制。」[39]

  因此，日本統治階級非常恐懼辛亥革命的共和，唯恐它傳到日本。德富蘇峰11月12日在刊於《國民新聞》上的《對岸的火》一文中寫道：「黑死病是有形的病，共和制是無形的病」[40]，憂慮辛亥革命的共和制影響日本。1912年1月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政體的政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寺內正毅也驚嘆：「清國共和論對我國人心的影響之大，從現在新聞界年輕之輩的論述中可知其可怕」[41]，要及早採取措施，以防其影響。

  當日本由於上述原因，堅持君主立憲時，袁表面上擁戴清朝皇帝，口口聲聲稱實行君主立憲，但暗中卻盤算當總統。袁的此種盤算除他個人的野心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來自南方革命勢力的軟弱妥協。袁東山再起後，對南方革命勢力採取武力攻打和「和平」攻勢的兩手政策，在督促清軍攻克漢口、漢陽的同時，對南方革命軍施展「和平」攻勢，進行試探。武昌的黎元洪答覆說，如袁世凱表示贊同共和，當推為「第一任之中華共和總統」。12月20日南北雙方舉行談判時，南方代表伍廷芳暗示北方代表唐紹儀，只要袁逼迫清廷退位，南方願以大總統的寶座作為報答。這給袁吃了想當總統的定心丸。

  第二個因素來自英國。英國開始時支持君主立憲。但11月下旬南方革命勢力發展迅猛，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於是英國見風使舵，放棄君主立憲，贊成共和，贊成的條件是袁參加這一政權。英國主張君主立憲時也主張袁參加。這便說明，對英國來說，君主立憲也好，共和也好，只要袁掌權就可。在南北議和會議即將召開的12月16日，英國便提出：「當前官、革雙方在保存滿洲朝廷基礎上達成協議，迨已全無可能」，因此，探詢日本「作為此時之解決方案，冊立當代孔子後裔，擁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42]這不是英國的真意，而是試探日本對廢黜清朝皇帝、推舉袁當總統的態度的一種氣球。事實果然如此。時過五天，即12月21日，英國公使朱爾典就對伊集院公使提出廢黜宣統皇帝，推舉袁當總統的建議。他說：「此次和談（指南北議和——筆者），如欲以保全滿洲朝廷為基礎達成協議，看來已全無希望。對此局面，究應採取何種措施？可否按莫理循所說，推袁世凱為大總統，以求穩定於一時？」[43]英國為何此時改變態度？這時，南方的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南方各省，這使英國不能不重視南方革命勢力。英國殖民權益的四分之三在南方，英國財界和宗教界人士此時一再呼籲「聲援」南方革命黨人。因此，英國政府不能不考慮和南方革命黨人的關係。朱爾典也說：「英國在華中、華南地區擁有貿易上的重大利害關係，故英國政府不能無視南方人的思想感情，甘冒遭受攻擊的風險而輕易採取措施，以強行貫徹君主立憲。」[44]而且，此時南方方面也暗示，如袁同意共和，願選他為總統。因此，共和對英國來說是一舉兩得：既推舉袁當總統，又不得罪南方，反而得到南方革命黨人的好感。因此英國放棄君主立憲制，以袁當總統的假共和來維護其在南方的殖民權益。

  這兩種因素結合起來，促使袁偽裝贊成共和，逼迫皇帝退位，同時要挾革命黨人讓出政權，進而建立假共和的北洋政府。

  可是，日本堅持己見，既反對共和，又反對袁當總統。12月22日內田外相在致駐英臨時代理大使山座的訓電中指出：「推袁為總統以求穩定一時之方策，不僅頗難實行，亦非為清國謀長治久安之策。直至今日，帝國政府仍認為君主立憲制度為匡濟清國時局之最良方策，切望英國政府同意此種制度並為其確立而充分盡力。」[45]可見日本的態度頗為強硬。

  袁世凱憂慮日本的反對態度，認為日本是他搞假共和及當總統的一個障礙。於是他開始要掃除這一障礙。12月20日下午，袁緊急召見日本公使館的翻譯官高尾。他特意出示唐紹儀自上海來電，電文寫道：「革命黨堅決主張共和……在正式會議上雙方若公開堅持各自主張，談判必至破裂；且各國領事之外交方針似亦有新變化，未必仍舊支持君主立憲。」[46]袁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他不召見伊集院公使，而找翻譯官並出示此種內容的電報，其存心何在？不外乎是：一面進一步刺探此時此刻日本的真實想法究竟如何，一方面通過高尾這樣小小的翻譯官，再次暗示袁本人雖不贊成共和，但南方革命黨的態度異常堅決，且各國也傾向共和，故本人也不得已，希望日本也放棄君主立憲，贊成共和。可是日本沒有領會袁的真意。內田外相依然認為：「袁世凱究竟能否拋棄其一向標榜之君主主張，甘冒不韙，允就大總統職，現尚不得而知。」[47]更為可笑的是伊集院公使把袁的這一舉動視為他對日友好的表示，建議內田外相：「袁世凱似亦期待我國之善意援助能夠收到實際效果，故此時我國能否考慮通過某種途徑，從背後向革命軍方面講求緩和策略？」[48]這就是通過和南方有聯繫的大陸浪人，對革命黨人施加壓力。這便說明日本外交手腕的笨拙。

  可是，在對袁世凱和南北議和問題上一直掌握主動權的英國，又施出老奸巨猾的外交本領。要建立共和，必須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來自南方十七個省的代表，這時雲集在南京準備選舉大總統，建立共和國。於是英國公使朱爾典便提出將計就計、順水推舟的解決辦法。他向袁世凱提出召開國民大會的建議：「目前革命黨方面擬議召開之國會只能代表局部地區，尚不能真正代表全國人民。我方何妨乘此機提議將此局部性機構改變為確能普遍反映全民意志之全國代表機關，然後討論國體問題。」[49]唐紹儀在南下議和時曾說：「開國會之後，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台，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為和平解決之法，無途於此也。」[50]可見，朱爾典的召開國民會議的建議是既能迫使清帝下台，又把南方統一於北方，使袁竊奪總統寶座的一舉多得的伎倆。袁舉雙手同意此建議，並立刻轉告伊集院公使道，「英公使所言，固不失為一種方案」[51]，望日本贊成。但伊集院卻頑固堅持己見，說日本政府「自必始終支持君主立憲，並援助其實現」。日本之所以反對這一建議，正如內田外相25日致駐英臨時代理大使山座的訓電中所說：「如將政體問題由國民會議討論，最後必然採用共和政體，幾已顯而易見」[52]，最後必定由袁世凱當總統。

  日本的反對阻擋不住袁和朱爾典的奸詐行徑。24日袁和朱爾典就磋商決定：「在三個月內由各省公舉代表，按照雙方先行商議的辦法而組成的國民會議來決定將來的政體問題」[53]，並電告唐紹儀。

  事到如此境地，日本還在堅持君主立憲。同一天，慶親王在袁官邸召見英、日兩國公使，徵求他們對國民會議的意見。朱爾典公使立即回答：「英國政府當不致有何異議。」[54]而日本公使伊集院卻稱：「此種手段過於危險」[55]，望稍緩兩日復電唐。但袁不聽伊集院的勸告，也不等候日本政府的正式答覆，斷然發出致唐電。伊集院惱羞成怒，26日向袁言稱「按帝國政府之希望，斷不能同意此舉」，並警告他「由此產生之一切後果以及會後事態如何發展，應由閣下負完全責任」。[56]

  日本仍不甘心，想和英國採取聯合行動。26日駐英臨時代理大使山座遵照內田外相的指令，向英國建議：日英兩國共同「採取某些措施，例如向革命軍曉以利害，仔細說明採取君主立憲制度為收拾時局之最良方策，勸誘彼等在此基礎上繼續商談」。[57]英國不僅不接受日本的建議，而且說這是「極為危險」的「重大冒險行動」。英國外交部還鄭重地發表聲明：「關於日、英兩國正在採取協同行動支持清國實施君主立憲政體，必要時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等等報導，全與事實不符。」[58]這無疑是對日本君主立憲外交的沉重打擊。在這種形勢下，內田外相也不得不承認日本外交的失敗。他哀嘆：「事態既已如此，則帝國政府單獨繼續擁護君主立憲之理由可謂業已喪失。」「關於本問題，帝國政府只能暫時任事態之自然發展。」[59]

  這時，南北議和經唇槍舌劍，達成了一個協議：召開國民大會，就君主和共和問題付諸公決。袁對此十分滿意，以誘騙和逼宮的手法，迫使清廷公布退位詔書。清政府於2月12日發布《清帝退位授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諭》：「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60]宣統皇帝退位後，13日袁致電南京政府索取大總統職位，14日孫中山提出辭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袁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綜上所述，支持共和反對君主立憲，或反對共和支持君主立憲，這在中國國內是個革命的原則性問題，是區別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試金石，但從列強的角度來說，這不是實質性問題。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辛亥革命的共和政權如不直接反對帝國主義，維護其在華權益，和帝國主義列強不一定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共和政體本身不是和列強產生矛盾的所在。支持或反對共和不是問題的實質，而是日本和英國等列強爭奪殖民權益的一種手段，如果說政體是實質，那麼日本為何「支援」南方革命黨人？實質不在於政體，而在於擁立效忠於自己的新走卒，即擁護或反對袁世凱的問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如此。1915年袁世凱稱帝時，日本並不那麼熱心支持，而且勸告袁不要操之過急。主張君主立憲的核心人物山縣有朋也於1916年1月直言不諱地道出：「我是希望和袁世凱攜手，攫取日本必須占有的權益的人。不論中國成為共和或帝制，這無須過問。無論如何，袁死前和他攜手……如袁死後第二個人起來掌權，則和他圖謀共事，以便確保日本的權益，這是緊要的。」[61]山縣有朋的這一自白供出了政體問題的實質所在。

  袁世凱竊國掌權後，日本對他又採取什麼政策？

  袁登臨時總統寶座後面臨的一大困難是財政問題。他當時至少需要銀一百一十八萬兩，但國庫卻僅有十七萬兩。袁進一步投靠英美來應對這一財政危機。而英、美、德、法組成的四國銀行團，為了豢養袁，極力給他輸血打氣，以便趁袁之危，攫取新的權益。袁2月28日提出向四國銀行團借二百萬兩貸款；3月9日又提出借一百一十萬兩。於是，四國銀行團3月19日在倫敦開會，決定給袁提供貸款。據統計，僅1912年上半年四國銀行團給袁貸款五次，總計銀一千二百餘萬兩。

  日本也不甘心落在列強之後。內田外相獲悉四國銀行團的這筆借款活動後，立即電訓駐華公使伊集院：「凡屬政治性借款，帝國政府必須參加」，並指令他探詢英國公使對日本參加銀行團的意向。[62]1910年11月四國銀行團成立時，日本因怕銀行團侵犯其在東北的權益，就加以抵制而未參加。可是這時為何要求參加？四國銀行團掌握著袁世凱的財政命脈，並操縱北洋政府的經濟。日本的對袁政策一再夭折，對華外交遠遠落在其他列強之後。因此，日本想參加四國銀行團，獲取和四國平起平坐的地位，進而獲得控制袁的一份權利。所以日本參加四國銀行團，與其說是為扶植袁，還不如說是為攫取權益。這時俄國也要求參加。四國則認為，日、俄接近中國，對袁需要施加軍事壓力時，便能利用日、俄，因此同意日、俄參加。1912年3月日、俄接到參加該銀行團的邀請，6月成為銀行團的正式成員。於是四國銀行團變成六國銀行團。

  銀行團是以貸款形式瓜分中國的組織，其內部由於各國拿出的貸款多少而發生了瓜分新權益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美國、英國等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占據主導地位；而日本由於拿不出更多的貸款，處於小夥計的地位。因此，日本在銀行團中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由於這些爭奪，美國於1913年3月退出銀行團，六國變為五國。五國銀行團於4月貸給袁世凱二千五百萬英鎊。

  袁世凱以此貸款為資本，一面暗殺宋教仁等南方革命黨人，一面積極準備反革命內戰。這便加劇了南北雙方的矛盾。

  在南方，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驚醒了孫中山和革命黨人，使他們逐步認清袁的反革命本性。孫中山舉起反袁旗幟，毅然提出「非去袁不可」，力主「武力討袁」，於1913年7月發動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時期，日本對袁世凱又採取什麼政策？

  這時期，日本社會輿論與財界主張「援助」南方革命黨人，反對日本參加銀行團「援助」袁世凱。《東京日日新聞》6月上旬發表一篇社論，譴責日本政府「援助」袁世凱。政界的尾崎行雄在6月上旬的憲政會晚餐會上鼓動財界說：「袁過去就對我國抱有敵意，即使援助他也對我國毫無有益之處。與此相反，南方革命黨首領與我國有較深的關係，他們籠絡南方派民心對我國是最有益的。」[63]會上犬養毅也也發表了同樣內容的演講。他和頭山滿組織日華國民會，大井憲太郎組織日華實業協會，鼓動財界反對「援助」袁世凱。犬養毅、尾崎行雄、頭山滿、中野武營（東京商工會議所的負責人）等還成立對華外交反對協會，並決定：政府對南北糾紛嚴守中立，延期交付五國銀行團的款項，監督已付貸款的使用，等等。[64]

  從辛亥革命爆發到二次革命，日本更換了三次內閣，即西園寺內閣（1911年8月至1912年12月）、桂內閣（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山本內閣（1913年2月至1914年4月）。但三屆內閣都沒有「誠心誠意」地支持過袁世凱，甚至阻撓和牽制他上台執政。因此，當英美等在清朝崩潰後豢養扶植了效忠於它們的新的侵華走卒——袁世凱時，日本尚未找到替它效勞的代理人。

  在此種情況下，元老山縣嚴厲批評內閣，說對華政策未獲得預期效果的原因在於對袁世凱沒有採取一貫「友好」的態度。他批評山本內閣沒有和袁的北洋政府建立「信賴」的「提攜」關係。這時袁急需的是錢，誰給他提供巨款，他就對誰效忠。於是，後藤新平在山縣和井上馨的授意下，提出了和袁合辦東洋銀行的設想，由日本和袁各出五千萬元，共計一億元。但歷來缺少資金的日本一下子拿不出這筆款項，且即使「援助」袁世凱，能否把親英美的袁變成親日的袁也有疑慮。因此，山縣和後藤的這一計劃變成紙上談兵。

  1913年9月1日袁軍攻克南京，二次革命也宣告失敗。在二次革命中日本對袁的政策由於上述原因毫無進展。

  恰巧在二次革命中先後發生了漢口、南京、兗州等三事件。袁軍在漢口、兗州逮捕了日軍軍官各一人，在南京攻占都督府時打死日人三名。這便給黔驢技窮的日本創造了對袁採取強硬政策的新機會。

  日本政府為了對袁採取強硬政策，首先喚起國內輿論。這時由於辛亥革命的失敗，大部分浪人回到國內。這些浪人在喚起國內輿論中首當其衝。他們以浪人會為中心，聯合十二個團體，成立對華同志聯合會。該會於9月5日召開評議會，通過了出兵占領中國的決議，決議寫道：一、占領蒙古的東部、南滿的要衝；二、「出兵揚子江一帶要衝之地」，「占領將北京政府置於死地的地點，並且向保護我國國民的地區出兵」。[65]9月7日，該會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對華國民大會，通過了「國民希望政府出兵」的決議。會後舉行示威，包圍外務省，施加壓力。9月5日，在浪人岩田愛之助的唆使下，兩名青年刺死負責中國事務的外務省政務局局長阿部守太郎，以「抗議」對中國的「軟弱」政策，反對「援袁」政策。這些浪人的主要目的是藉此武力解決滿蒙問題。對華同志聯合會9月7日散發《趣旨書與章程、滿蒙問題理由書》的小冊子，公然要吞併滿蒙。該小冊子寫道：「相信現在是解決滿蒙問題的時機，力圖統一國家輿論，促進政府的決心和行動」[66]，接著又寫道，日本缺乏經濟資本，因此要依靠政治力量即軍事力量來解決滿蒙問題。這些浪人如此猖狂活動，是與陸軍在背後的支持有關的。當時陸軍為加強對滿蒙侵略，要求增加兩個師，但山本內閣由於財政困難未能積極支持，因此，陸軍便利用浪人製造輿論，對內閣施加壓力。[67]

  浪人煽動起來的社會輿論，為日本政府對袁提出強烈要求創造了良好條件。山本內閣9月2日和9日分別開會，向袁提出兗州事件的三項要求和南京事件的五項要求及漢口事件的三項要求。其大致內容是：一、嚴懲肇事者，二、袁政府賠禮道歉，三、肇事者所屬部隊官兵到南京領事館前舉槍謝罪。[68]9月7日山座駐華公使向袁世凱轉達日本政府的諸項要求時，附加了他自己的兩個新條件：一、革職張勳，二、大總統發布對日友好的指令。[69]袁世凱卑躬屈膝地接受了日本的條件，但革職攻克南京有功的張勳，對袁世凱來說猶如割自己的肉，不敢執行。於是牧野伸顯外相便提出，如不革張之職，就將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延長九十九年，允諾日本在東北的修路權（四平至洮南線，洮南至熱河線，開源至海龍線等）。[70]可是山座駐華公使認為，這一要求過分刺激袁，且會引起英美等列強的反對，因此勸牧野暫時收回這項要求。兩年後日本便在「二十一條」中重新提出這一要求。這便說明，日本1915年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實際上從辛亥革命時期起便逐步形成，乘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全盤端出來實現了在辛亥革命中未能達到的預期目的。

  辛亥革命失敗了，袁世凱竊奪了革命果實。他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1913年10月6日又被選為正式總統，建立了假共和國的北洋政府。於是承認袁的總統地位及其政權的問題提到了列強的議事日程上。

  在承認袁及其政權問題上，曾經支持他出山竊國的英美也好，曾經反對他登台的日本也好，都想借承認袁及其政權之機，迫使袁許下維護帝國主義在華既得權益和提供新的更大殖民權益的諾言。維護和擴大殖民權益，這是承認袁及其政權時各列強共同的目標，是帝國主義侵略本性所決定的。但在承認的具體方法和步驟上，因各列強爭奪袁世凱、瓜分中國而引起了分歧。

  在這一致而分歧的複雜鬥爭中，日本採取什麼態度？因為日本對袁的政策一直落在英美之後，所以在承認問題上搶在列強前，爭取了主動。日本之所以爭取主動，除維護和擴大自己的權益之外，以承認時的「統一步調」來限制英、美、俄等其他列強藉此擴大新權益的行動。而英美等因怕「得罪」袁，在承認袁的問題上不打頭陣，讓日本站在自己前面，向袁提出較為苛刻的條件，從而讓日本「得罪」袁，而自己坐享其利。因此執袁之牛耳的英國等在此問題上容忍日本的主動。於是，早在1912年2月21日即袁還沒有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日本向列強發出了關於承認袁政權的《日本政府備忘錄》，作為承認的條件。該備忘錄指出：「新政府能顯示出具有履行該國所承擔之各項國際義務的意志和實力時，各國即應對此新政府予以承認」，並且須對列強在華的「權利、特權及豁免權等明確表示正式承認」。[71]至於承認的步驟與方法，日本則主張「各國政府應完全保持統一步調」[72]。這一建議，相繼得到英、法、德等國的支持和同意。

  可是侵略成性的俄國卻提出不同意見。2月26日俄國外交大臣對日駐俄大使本野說：「考慮到目前清國形勢與日俄兩國在中國所享有之特殊地位，認為無論如何必須乘此時機迫使中國特別承認日俄兩國所享有之特殊權益」，如袁政權不予承認，日俄兩國也不予承認袁政權，「只要日俄兩國政府能顯示出強硬態度，對中國共和政府不予承認，其他列強恐亦不會急於承認」。[73]俄國的主要目的是藉此擴大新權益。俄國於1911年10月25日曾向清朝提出修訂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的要求，[74]同時要擴大在中東鐵路及俄租借地內的行政權以及在中國西部的特權。日本看出俄國的這一勃勃野心，想和俄聯合行動。但和俄國的聯合，勢必影響日本在承認問題上的主動權。因此，牧野外相29日電訓本野大使，「此時帝國政府在立場上礙難響應俄國政府提議」[75]，拒絕了俄國的建議。

  接著，日本政府於3月23日向英、美、俄、法、德、奧、意等國發出《關於承認中國新政府之條件細目》（草案）。這一草案，要求袁政權承認和承擔如下條件：

  （一）新政府確認舊政府與各國所訂之一切現存條約、協定以及為履行此等條約、協定而頒布之一切現存規章、條例（包括上諭），同時約定，非經有關各國政府同意，對此等規章、條例一概不做任何改變或廢除。

  （二）關於舊政府或事實上曾經存在之臨時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所借之外債，其中現實存在者，新政府一律繼續承擔其完全之責任與義務，並約定誠實履行上列政府為負擔此等外債而締結之各項契約及合同。

  （三）凡各屆舊政府或地方政府與外國政府、團體或個人間締結或簽訂之上列債務以外的一切契約、合同、義務、特惠與轉讓等之現實有效者，新政府一律繼續履行。

  （四）各國在中國已被公眾所理解且正在實行的治外法權或領事裁判權制度，以及外國政府、團體或個人在中國所現實享有的權利、特權及豁免權等，新政府一律繼續承認。[76]這就是說，袁世凱及其北洋政府承認和承擔1842年《南京條約》以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特權、債務、治外法權等，使袁及其政權替代清朝繼續充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這一條件反映了列強的共同要求。

  可是，在承認的具體步驟和方法以及予以承認的時機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到7月，美國要率先承認袁政權。7月24日，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向伊集院公使說，「此時予以承認，對促進新民國之安定能產生良好影響」[77]，並探詢日本的意向。德國也傾向予以承認。但日本、英國、法國等「尚不能認為承認中國新政府之時機業已成熟」[78]，反對予以承認。

  到1913年，日、美間的矛盾更加激化。4月2日即民國第一次國會開幕前夕美國要承認袁政權，並向各國發出備忘錄：「（美國）總統擬於4月8日中國國會開幕之際承認中國新政府。總統熱切希望並懇請日本國政府通力合作，亦於同時採取同樣行動。」[79]德國也於4月初電告日本政府：「德國政府很可能不顧其他國家意向如何而獨自貫徹其本國主張。」[80]日本依然堅持己見，反對美、德的意見。英、法、俄也同樣反對。

  它們之間的這種矛盾和分歧反映了列強之間的新的爭奪和利害關係的差異。美國侵略中國較晚，在中國的權益也遠不及英、日、俄。因此美國迫使袁政權承認在華既得權益的迫切性不如日、英、俄那麼大。因此，日、英對袁施加壓力時，美國率先承認袁，必將換取袁對它的好感。美國3月18日退出六國銀行團時也同樣採取這種態度，說銀行團提出的貸款條件過於苛刻，侵犯了中國的主權。1913年春，威爾遜任總統後，急劇改變對華政策，擺出「友好」的架勢。這一態度必然得到袁的「讚賞」。3月25日袁世凱通過駐美公使向威爾遜總統致謝。

  至於德國，其殖民權益在山東半島，該地區依然控制在袁政權之下，因此不敢開罪袁。而且德國國王威廉二世1906年曾提出中美德締結聯盟的建議，袁也支持過。因此，德國和袁之間有過密切關係，故德國採取早日承認袁及其政權的政策。

  日、英、俄則不然。它們既要維護既得權益，又要擴大新權益。如英國1912年8月17日向袁世凱提出關於西藏的照會，要求袁放棄在西藏的主權，承認西藏的所謂「自治權」和英國在西藏的新權益。[81]而袁世凱1913年春向朱爾典表示，他沒有重建對西藏統治的意圖，希望英國幫助中國軍隊退出西藏。[82]俄國也要修訂1881年訂立的條約。日本也同樣要擴大在華權益。本野駐俄大使曾建議內田外相：「英、俄兩國政府為保護其本國利益既如此肆無忌憚，分別施行手段，帝國政府即不應再袖手旁觀。……諸如延長遼東半島租借年限以及南滿洲鐵路條約年限等，作為承認中國政府之先決條件，以求乘機一舉作出決定，實為避免將來發生困難之最有利的措施。」[83]這些擴大權益的想法，使日、英、俄在承認袁政權的問題上採取一致行動。

  其次，列強的這種分歧和矛盾也反映了它們在南方的不同利益和對南方革命黨人的不同態度。1913年春，南北矛盾日趨激化，二次革命即將爆發。因此，在南方有殖民權益的英、日不能不考慮承認袁政權對南方革命黨人帶來的影響。4月4日牧野外相在答覆美國意見時說道：「當此時刻，若遽然承認北京政府，即等於援助袁世凱，與南方孫、黃作對。」美國則不然，在南方沒有多大權益，無須顧及對革命黨人的影響。因此，4月4日美國國務卿召見日本駐美大使珍田時就說：「時至今日，若顧慮南方一派之活動而遽然改變預定步驟，反而可能招致袒護南方一派之嫌……若過分拘泥於南北紛爭，恐亦難免引起偏袒一方之責難。」[84]

  美國要率先承認袁政權，對袁造成了有利的形勢。袁便利用美國，對日本施加壓力。4月6日他派外交總長陸徵祥到日本公使館通知：美國即將承認新政府，希望日本也早日承認。[85]在這一形勢下，日本如不承認，就失去主動權。於是4月19日日本向有關國家發出《日本政府關於承認中國新政府之第二次倡議》，認為：「如果過於推遲對新政權之承認，將使與中國具有重大利害關係之各國蒙受甚大不便。因此，帝國政府認為應在可能範圍內儘早宣告承認。」[86]這是日本以退為進的伎倆，妄圖制止美國單獨承認的行徑，以便自己爭取主動。但事與願違，5月2日美國承認袁政權，日本在這一競爭中又敗給美國。

  10月初，民國國會開會，將選袁世凱為正式總統。在這一形勢下，英國如不承認袁政權，它苦心扶植上台的袁則會翻臉不認主人，將失去袁這一新走卒。於是英國政府於9月19日通知日本政府：「當此有關列強正在準備承認中國大總統之際，女王陛下政府無法推延承認日期。因為此種行動將會帶來嚴重的不利和不便。」[87]在眾叛親離的形勢下，日本也無可奈何，不得不承認袁及其臨時政府與各國所訂條約、協議及特權。而袁6日就職宣言中特別聲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條約、協約、合約，必應恪守，及前政府與外國公司、人民所訂之正當契約亦當恪守」，對於外國人在中國「已享之權利並特權豁免各事，亦切實承認，以聯交誼」。[88]不僅如此，他在當選正式總統前夕，還特地給帝國主義以新的權益。例如，10月5日，日本政府和袁世凱政府交換《滿蒙五路借款修築預約辦法大綱》（五條鐵路是：四平至洮南，長春至洮南，開源至洮南，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龍）。日本攫取了五路修築權，把勢力範圍從南滿擴大到熱河。這樣，日、俄、法、英等十三國同一天承認了袁及其政府。

  我們從辛亥革命時期列強對袁的不同政策和其政策的演變中看出始終不變的一種目的，即維護和擴大殖民權益。日本一直反對袁上台，因此承認袁時對他施加種種壓力是必然的。可是曾經一直扶植袁的英國在承認自己培植上台的袁政權時，卻和日本夥同在一起，對他施加壓力，迫使他不僅承認列強既得權益，而且要允諾新權益。這便說明，英國扶植他是一種手段，扶植的目的則在於維護和擴大其權益。同樣，日本反對袁上台也是一種手段，反對的目的也在於維護和擴大權益。由此可見，反對的也好，支持的也好，手段雖然不同，但目的皆為殖民權益的維護和擴大。這便說明，列強對袁的政策雖然不同，但不同的政策卻反映了它們的共同目的，說明了帝國主義對袁的政策在不同時期雖有變化，但其維護和擴大殖民權益的本質卻不變。

  還有一個問題是，日本在帝國主義列強通過袁世凱對辛亥革命施加壓力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如上所述，日本在袁上台執政到承認他的總統地位的過程中，基本上是反對或牽制他，沒有一次積極支持過他的。日本只是在南北議和時想通過他實現君主立憲制，維護清朝皇帝，參加五國銀行團，借給袁一筆貸款。相比之下，這在日本對袁的政策中占次要地位。因此，如果說帝國主義列強通過袁之手絞殺辛亥革命，那應該主要是英、美，不應該籠統地說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帝國主義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