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本對滿蒙的政策
2024-10-13 09:42:13
作者: 吳廷璆
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華政策是19世紀90年代以來其大陸政策的繼續和發展。通過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攫取遼東半島,建立了以「滿鐵」為中心的殖民權益。爾後以此作為跳板,繼續擴大侵略,進一步推進其大陸政策。20世紀前期日本大陸政策的核心是滿蒙,先要割取滿蒙,然後想吞併整個中國。
日俄戰爭後,日本對滿蒙的政策是維護和擴大在《朴次茅斯條約》和《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中攫取的殖民權益,進而吞併滿蒙。1911年10月24日,日本政府《關於對清政策問題的內閣會議決議》就清楚地道出了日本對滿蒙的這一野心:「在滿洲,延長租借地之租借期限,決定有關鐵路之諸問題。進而確立帝國在該地區之地位,以求滿洲問題之根本解決。為此,帝國政府必須經常策劃,不遺餘力;一旦有機可乘,自應加以利用,採取果斷手段,實現上述目的。」[130]該決議接著又寫道:「至於滿洲問題之根本解決,要俟其機會最有利於我,且條件充分之時,方始而實施,此為得策。」[131]因此,辛亥革命初期,日本靜觀形勢,維護滿蒙的現狀,等待時機。到1912年初,中國局勢發生急劇變化,統治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王朝即將崩潰。日本認為,這是「最為有利」「且條件充分之時」,要動手解決滿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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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滿蒙政策由三個方面組成:一是武力占領;二是掀起「滿蒙獨立運動」;三是勾結沙俄,進一步瓜分滿蒙。這三個方面相互促進,成為一個政策的三個方面。下面就此三個方面,分別進行論述。
如前所述,滿蒙政策與日本的反袁是有密切關係的。日本一直反對袁上台執政。但經南北議和,袁即將竊取革命果實,當上民國臨時大總統。袁的上台必將進一步限制日本在滿蒙的擴張。於是日本在袁上台之前,想用武力解決滿蒙問題。山縣有朋於1912年1月14日向陸軍大臣石本新六建議:派遣一至兩個師占領滿蒙。他認為「現在是出兵滿洲的適當時機」[132]。根據此建議,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田中義一擬派第十二師出師。但這一計劃,如前所述,在國內遭到內閣、議會的反對,在國外受到列強的牽制。德國代理外交大臣亞米茲曼於1月31日對日本駐德大使杉村暗示:「倘若日本國政府在此時對清國採取單獨行動,德國政府則萬難同意。」[133]美國《紐約時報》也在2月4日發表《中國與列強》一文,警告日本不許單獨出兵。日本在眾目睽睽之下,不敢出兵占領。對此,山縣極為惱火,說:「失去千載一遇之機會,實為國痛憤不堪。」[134]
在武力占領滿蒙的陰謀未能得逞後,日本採取雙管齊下的政策,即一面唆使大陸浪人掀起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一面勾結沙俄進一步瓜分滿蒙。
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是在清朝政府即將崩潰之際,日本大陸浪人川島浪速等人在陸軍參謀本部和政府的支持下,要挾滿蒙親貴以「獨立」為名出賣滿蒙,而日本藉機吞併為己有。這一運動與日本的反袁有密切關係。1911年10月袁出山掌管清廷軍政大權時,日本利用滿蒙親貴反對袁。當時,駐清公使伊集院和公使館武官青木少將以及浪人川島浪速暗中支持和鼓勵陸軍大臣鐵良和良弼,推翻袁的責任內閣,妄圖建立以鐵良為中心的君主立憲內閣。因此,當時在社會上也流傳袁將辭去總理大臣之職的流言。1912年1月26日,汪精衛等在北京唆使彭家珍炸死堅決主張君主立憲的良弼。恰巧此時正是袁為當總統逼宮退位之際。這兩件事的巧合,使滿蒙親貴膽戰心驚,感到大勢已去,清廷難保,只好丟掉王冠,四處逃命。趁此機會,大陸浪人川島浪速等人在日本政府、陸軍參謀本部及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等人的縱容和支持下,掀起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
川島浪速是大陸浪人,曾被清朝政府任命為北京警務廳總監督,終日與清廷親貴交遊,和肅親王善耆結拜為把兄弟。肅親王曾主張黃種人同盟論,迎合了大陸浪人的大亞細亞主義。因此,他便成為日本拉攏的對象。川島於2月2日在北京守備隊隊長菊池武夫的掩護下,唆使陸軍軍官宮內少佐等五人劫持肅親王逃出北京城,路經秦皇島,抵達旅順。抵達旅順後,日本外務省和陸軍、海軍省分別指示關東都督大島對他嚴加保護,並予以優厚的待遇。
日本搞「滿蒙獨立運動」的目的是在「獨立」的美名下獨吞它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和肅親王7月23日訂立的《誓盟書》就說明此點。《誓盟書》共有六條:「第一條,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撫順煤礦、關東州、旅順、大連一帶,日本所得權利等件,以後展為長期,以至永久。第二條,吉長鐵路、吉會鐵路,其他將來於滿蒙布設一切鐵路,均俟獨立之復興,經與大日本國政府協商,可從其如何辦法。第三條,鴨綠江森林,其他森林、漁業、開墾、畜牧、鹽務、礦山之事業,均協商以為兩國合辦。第四條,於滿蒙地方,應允日本人之雜居事宜及一切起業。第五條,外交、財政、軍事、警察、交通及其他一切行政皆求大日本國政府之指導。第六條,以上所訂之外,如大日本國政府有如協商之件,統求指示,定當竭誠辦理。」[135]另外,川島又唆使松井清助大尉和木村直人大尉等陸軍軍官,把內蒙古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和巴林王帶出北京,在內蒙古舉事鬧「獨立」。喀喇沁王以卓索圖盟五旗內所有礦山為抵押,向川島借二十萬日元,以便籌集舉兵鬧「獨立」之經費。和川島一起搞「滿蒙獨立運動」的高山公通大佐立即致電福島參謀次長,希望陸軍和政府予以幫助。他在電文中寫道:「目前,在蒙古掌握各種權利之時機已到,故謂余上述二十萬元外另寄五萬元來備用。此次所貸款,大部分將使其用於舉兵。」[136]內田外相接到高山大佐的電報後,喜出望外。2月2日訓電伊集院公使:「帝國政府鑑於內蒙古東部與南滿洲之間的密切關聯,若能在該地區建立某種利權關係,在萬一時可能對我國有利。」[137]17日他又訓電伊集院公使:「我方所以提供此項借款,目的在於為將來留下地步,故利息不必過重,而以延長期限以收羈縻之效力為上。」[138]並指示他多加過問此事。結果,由大倉洋行出面,和喀喇沁王訂立了借款九萬日元的合同。但其全部款項「由政府支付,其發生之權利、義務亦均由政府承擔」[139]。他們以此貸款購買日本軍火,通過大連、公主嶺,運往內蒙古境內,但途中被東北當局截獲,發生了武裝衝突。這樣,暗中搞的「滿蒙獨立運動」,敗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於是外務省和陸軍參謀本部相繼指令川島浪速及高山公通停止活動。
在內蒙古舉兵的陰謀雖然未能得逞,可是川島浪速和喀喇沁王於1912年1月29日訂立的十條契約卻表明了日本吞併內蒙古為殖民地的野心。該契約寫道:聯合內蒙古成立統一團體;川島推舉喀喇沁王為首領,而喀喇沁王任川島為總顧問,一切文武事宜都與川島商量決定;未經日本允准,不得與俄國往來。[140]
以上事實說明,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是日本建立偽滿洲國的第一次嘗試,妄圖在辛亥革命時期建立偽滿政權。同時,「滿蒙獨立運動」以具體事實揭露了大陸浪人和政府、軍部的內在關係。後來,內田良平等也勾結宗社黨人,妄圖掀起新的「滿蒙獨立運動」。這便顯現了他們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充當別動隊的原形。
日本在搞「滿蒙獨立運動」的同時,通過外交途徑,勾結沙俄,進一步瓜分滿蒙。滿蒙歷來是日俄兩國的角逐之地。在日俄戰爭中,日本打敗俄國,從俄國手中掠取了遼東半島和南滿鐵路,邁出獨吞滿蒙的第一步。日俄戰爭後,由於美英的爭奪,1907年7月和1910年7月,日俄兩國前後訂立兩次秘密協約,劃分在滿蒙的勢力範圍。辛亥革命爆發後,兩國都以為這是擴大在滿蒙權益的良機。10月23日,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召見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探詢日本對進一步瓜分滿蒙的意向。他說:「根據1907年及1910年兩次秘密協約,日俄兩國關於分割滿洲和蒙古問題已經有設想。只要時機一到,兩國即可根據1907年協約中規定的分界線分割滿洲,並可進一步商談如何分割蒙古的問題。」[141]俄國首先對外蒙虎視眈眈,唆使活佛哲布尊丹12月1日在庫倫宣布蒙古國的「獨立」。接著,1912年1月11日便發表公報:「俄國對於蒙古具有重大利害關係,故不能無視事實上業已成立之蒙古政府;倘若蒙古與清國斷絕關係,俄國政府即不得不同蒙古政府開展事務關係。」[142]不僅如此,俄國以外蒙為跳板,向內蒙古滲透。這樣,俄國在進一步瓜分滿蒙中占據了有利地位。
歷來和俄國爭奪滿蒙的日本,不甘心落在俄國之後,立即採取行動。日本政府於1月16日擬定《關於締結第三次日俄協約問題》之決議。決議寫道:「在當前清國因此次事變而使蒙古問題即將展現一新局面之際,日俄兩國就內蒙古問題簽訂某種協定,實為最佳機宜。」[143]日本政府當日訓電本野駐俄大使就此探詢俄國之意向。18日,本野大使面晤俄國外交大臣,轉達本國訓令。該大臣立即答稱,對兩國就此進行交涉不持異議,「隨時均可接受商談」[144]。這樣,日本轉被動為主動,並於1月22日急忙提出具體瓜分方案:
「第一,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日俄秘密協約》附加條款所定分界線應該加以延長。從托羅河與本初子午線東經一百二十二度交叉點以西地區起,分界線應沿烏瓏楚爾河與木什畫河至木什畫河與哈爾達台河之分水點之處,由此地點起,再沿黑龍江省與內蒙古境界線以至於內、外蒙古境界線。
第二,以張家口至庫倫間之大道為界,劃內蒙古為東、西兩部。以此為界,日本國政府承認俄國對該分界線以西部分之內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俄國政府承認日本國對該分界線以東部分之內蒙古享有特殊利益。兩締約國約定,互不進行任何可能損傷對方特殊利益之干涉行動。」[145]
由此提案中看出,關於延長瓜分東北分界線的第一條,使日俄兩國都能從中獲得同等權益,雙方沒有多大矛盾。但第二條卻觸犯了俄國在內蒙古的權益。以張家口到庫倫間之大道為界瓜分內蒙古,其東西面積雖然大體相同,但經濟價值卻大不相同。因此,俄國外交大臣說:「屬於俄國勢力範圍之地域,概系不毛之地,對於俄國毫無實際價值,而連接北京至庫倫間交通要道沿線地域,對於俄國最為重要。故以此通道為界劃分兩國勢力範圍,俄國方面無論如何不能同意。」[146]接著2月20日,俄國外交大臣向本野大使提交一份備忘錄,駁回日本的提案。備忘錄寫道:「日本國所提協約草案,對於俄國來說,實際上切斷了俄國向兩個世紀以來即保有最重要利益的直隸省方面連接的途徑。其結果,將使內蒙古境內俄國與日本國至少應享有同等程度之利害關係的部分,編入日本國的勢力範圍。」[147]因此,俄國拒不接受日本的提案,要求日本退讓。
在俄國的強硬態度面前,日本不能不退讓。4月2日,日本政府答覆俄國政府:「將內蒙古分界線設定於上述通商要路以東之地。」[148]俄國藉此就提出:「以通過北京之經度作為日、俄兩國勢力範圍分界線最為公平。如此劃界,則內蒙古境內與南滿鐵路關係較深的部分將全部歸入日本國勢力範圍,而連接庫倫—張家口間的幾條通路將歸入俄國勢力範圍」,並且趁機要求日本承認俄國在中國西部享有特權。[149]這是趁火打劫,妄圖在清朝崩潰之際,進一步擴大在中國西部的權益。對此,內田外相於5月10日答覆俄國:「在協約條文內公然承認俄國在西部中國享有特殊利益,則帝國政府無論如何不能同意。」[150]俄國外交大臣依然堅持己見,只是改變手法,妄圖「以交換秘密文件形式加以規定」[151]。但日方不僅不同意,而且以恫嚇的口吻說:「如果俄國政府堅持此種主張,帝國政府即不得不中止此項協約談判。」[152]於是俄國不得不收回要求日本承認其在中國西部享有特權的提議。這一過程說明了日俄在瓜分內蒙古中的激烈爭奪。
日俄瞞著其他列強秘密瓜分了滿蒙。但紙包不住火,消息泄露在外。美國、德國等5月中旬分別向日本提出警告,反對日俄對滿蒙的進一步瓜分。可是,日俄兩國不顧其他列強的反對,1912年7月8日簽訂第三次《日俄秘密協約》,進一步瓜分了滿蒙。這是日俄又一次宰割中國的一樁罪狀,在帝國主義侵華史上寫上了罪惡的一頁。
上述滿蒙政策在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華政策中占據什麼地位,起什麼作用?滿蒙政策不僅在日本的大陸政策中占據重要地位,而且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對華政策中占第一位。如前所述,在10月24日內閣決議中滿蒙問題尤為突出,南方問題占第二位。日本政府、軍部和大陸浪人向南方革命黨人提供武器和貸款雖有在南方擴大權益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依然是以「援助」為代價,割取滿蒙。內田良平等大陸浪人曾直言不諱地談過此點。因此,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南方的政策,在某種意義上是其滿蒙政策的組成部分,從另一個方面補充了滿蒙政策。
滿蒙政策較為突出、較為集中地說明: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華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和擴大其在華權益。滿蒙政策雖有干涉、破壞辛亥革命的一面,但這是次要的,而且干涉、破壞的目的依然在於擴大在滿蒙的權益。
滿蒙政策在日本的反袁外交中也占據一定地位。滿蒙政策和日本向革命黨人提供貸款、武器大體都是袁任臨時大總統前後開始的。這在外交態勢上自然形成對袁世凱的南北夾攻,牽制了親英美的袁世凱。
注釋
[1]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全集》第23卷,第114頁。
[2]栗原健編著:《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側面》,原書房1981年版,第82頁。
[3]北岡伸一:《日本陸軍與大陸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版,第66頁。
[4]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原書房1972年版,第2頁。
[5]栗原健:前揭書,第289頁。
[6]栗原健:前揭書,第289頁。
[7]栗原健:前揭書,第290頁。
[8]栗原健:前揭書,第290頁。
[9]栗原健:前揭書,第290頁。
[10]栗原健:前揭書,第288頁。
[1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8頁。
[1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7~58頁。
[13]彼得·洛:《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五年的英國與日本》,麥克米倫出版社1969年版,第63~64頁。
[1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83~284頁。
[1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88頁。
[16]《英國藍皮書》,中國第1號(1912年),第58頁。
[17]《英國藍皮書》,中國第1號(1912年),第55頁。
[18]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對外關係》(1912年),第50頁。
[19]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對外關係》(1912年),第52頁。
[20]《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78頁。
[21]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22卷,第246頁。
[2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99~500頁。
[2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01頁。
[2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6~57頁。
[25]守屋典郎:《日本經濟史》,周錫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62頁。
[26]黑龍俱樂部編:《國士內田良平》,原書房1967年版,第506頁。
[27]黑龍俱樂部編:前揭書,第508~509頁。
[28]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原書房1966年版,第538頁。
[29]鹿島守之助:《日美外交史》,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58年版,第104~105頁。
[30]黑龍會編:前揭書中卷,第551頁。
[31]臼井勝美:前揭書,第5頁。
[3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8頁。
[3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06~407頁。
[3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06~407頁。
[3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79頁。
[3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51頁。
[37]野澤豐:《辛亥革命與大正政變》,見《論集日本歷史第12卷·大正民主》,有精堂1977年版,第55頁。
[38]野澤豐:前揭論文,見《論集日本歷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65頁。
[39]臼井勝美:前揭書,第10頁。
[40]野澤豐:前揭論文,見《論集日本歷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54~55頁。
[41]山本四郎:《辛亥革命與日本的動向》,《史林》1966年第49卷第1期,第43頁。
[4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19頁。
[4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38頁。
[4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38~439頁。
[4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41頁。
[4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36頁。
[47]《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41頁。
[48]《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37頁。
[49]《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51頁。
[50]楊度:《上資政院陳情書》,第79頁。
[5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51頁。
[5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58頁。
[53]《英國藍皮書》,中國第1號(1912年),第120頁。
[5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58頁。
[5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61頁。
[5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69頁。
[57]《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58~459頁。
[58]《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65頁。
[59]《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468頁。
[6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頁。
[61]北岡伸一:前揭書,第92頁。
[6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30頁。
[63]曾村保信:《近代史研究——日本與中國人》,小峰書店1952年版,第145頁。
[64]曾村保信:前揭書,第146頁。
[65]曾村保信:前揭書,第148頁。
[66]野澤豐:前揭論文,見《論集日本歷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72頁。
[67]內閣首相山本權兵衛是海軍大將,這也反映了陸軍和海軍的矛盾。
[68]栗原健:前揭書,第103~113頁。
[69]臼井勝美:前揭書,第39頁。
[70]《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504頁。
[7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609~610頁。
[7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609~610頁。
[7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612~613頁。
[74]入江啟四郎:《辛亥革命與新政府的承認》,見植田捷雄編:《近代日本外交史研究》,有斐閣1956年版,第242頁。
[7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615頁。
[76]《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2冊,第12頁。
[77]《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2冊,第16頁。
[78]《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2冊,第18頁。
[79]《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8頁。
[80]《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14頁。
[81]入江啟四郎:前引論文,見植田捷雄編:前引書,第261~262頁。
[82]彼得·洛:前揭書,第93頁。
[83]《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2冊,第22頁。
[84]《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10頁。
[85]入江啟四郎:前引論文,見植田捷雄編:前引書,第269~270頁。
[86]《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25~26頁。
[87]《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59頁。
[88]《政府公報》第615號,1913年10月11日。
[89]《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0~51頁。
[90]《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12頁。
[9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77頁。
[9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77頁。
[93]黑龍會編:前引書中卷,第441頁。
[9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6、36號文書,第211頁。
[9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6、36號文書,第214頁。
[9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6、36號文書,第223頁。
[97]鹿島守之助:《日英外交史》,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59年版,第472頁。
[98]《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85頁。
[99]《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85頁。
[100]臼井勝美:《日本與辛亥革命——其側面》,見《歷史學研究》1957年第207號。
[10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42~143頁。
[10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43頁。
[10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46頁。
[10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42頁。
[105]陳旭麓等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辛亥革命前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頁。
[106]陳旭麓等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辛亥革命前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頁。
[107]陳旭麓等主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辛亥革命前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頁。
[108]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22卷,第232頁。
[109]曾村保信:前揭書,第146頁。
[110]山本四郎:前揭論文,見《史林》1966年第49卷第1期,第48頁。
[11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94頁。
[11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01~302頁。
[11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01頁。
[11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98頁。
[11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13頁。
[11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12頁。
[117]臼井勝美:前揭書,第33頁。
[118]山浦貫一編:《森恪》,森恪傳記編輯委員會1940年版,第402~406頁。
[119]北岡伸一:前揭書,第99頁。
[120]北岡伸一:前揭書,第99頁。
[121]彼得·洛:前揭書,第59頁。
[122]彼得·洛:前揭書,第68頁。
[123]《美國對外關係文件》1912年,第62頁。
[124]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宮崎滔天全集》第3卷,平凡社1972年版,第253頁。
[125]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前揭書第2卷,第650頁。
[126]曾村保信:前揭書,第141~142頁。
[127]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前揭書第2卷,第639頁。
[128]黑龍俱樂部編:前揭書,第538頁。
[129]黑龍俱樂部編:前揭書,第544頁。
[130]《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0頁。
[13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1頁。
[132]內田康哉傳記編纂委員會、鹿島研究所出版會編:《內田康哉》,第181頁。
[13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30頁。
[134]山本四郎:《辛亥革命與日本的動向》,《史林》1966年第49卷第1期,第45~46頁。
[135]曾村保信:《辛亥革命與日本》,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關係之展開》,有斐閣1961年版,第50~51頁。
[13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67頁。
[137]《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67頁。
[138]《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69頁。
[139]《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72頁。
[140]黑龍會編:前揭書中卷,第326~328頁。
[14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01頁。
[14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26頁。
[14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87頁。
[144]《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1冊,第50頁。
[145]《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1冊,第56~57頁。
[146]《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1冊,第70頁。
[147]《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1冊,第72頁。
[148]《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1冊,第74頁。
[149]《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1冊,第78頁。
[150]《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1冊,第81頁。
[151]《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1冊,第82頁。
[152]《日本外交文書》第45卷第1冊,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