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1923年9月2日，日本成立了山本權兵衛內閣。山本是海軍大將，該內閣是藩閥內閣。孫中山通過山田純三郎獲悉他的老友犬養毅入閣任郵電大臣，1916年曾支持孫中山反袁的田中義一陸軍大將任陸軍大臣，1900年惠州起義時一度表示支持孫中山的後藤新平任內務大臣。10位大臣中有3人曾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地支持過孫中山。因此，孫中山對這屆內閣寄予新的希望。其中，孫中山最為信賴的是民黨領袖犬養毅。孫中山想通過犬養毅影響和說服山本內閣支持他和廣東政府的革命事業，支持亞洲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因此，他稱「先生此次入閣，將大有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決東亞百年問題，聞之狂喜」[43]，他在致犬養毅的長信中，表達了對這位大臣的期待和希望。這雖是一封私人信件，但從內容來說可謂孫中山致山本內閣的照會或聲明。他對日本提出了以下希望：

  一、希望日本放棄追隨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政策，支持亞洲各國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鬥爭，成為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良友。「今次先生入閣，想必能將追隨列強之政策打消，而另樹一幟，以慰亞洲各民族喁喁之望」，「倘日本以扶亞洲為志，而捨去步武歐洲帝國主義之後塵，則亞洲民族無不景仰推崇也」。[44]孫中山還指出，日本在維新中崛起於東方時，萬萬中國人和亞洲各族人「無不視日本為亞洲之救主」，如日本以英待愛爾蘭而待高麗則可收拾亞洲全境之人心，「今日亞洲各國皆以日本為依歸矣」。[45]

  二、希望日本支持中國革命。他期待「日本政府此時當毅然決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對內可以統一，對外可以獨立，一舉打破列強之束縛。從此日支親善可期，而東亞之和平永保」，「今幸而先生入閣，想必能將日本前時之失策與盲從列強之主張一掃而空之，其首要則對於支那之革命事業也」。[46]為此，孫中山特別強調了「日本之維新實為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實為日本維新之後果，二者本屬一貫，以成東亞之復興，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為日本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計，倘支那無革命發生，日本當提倡而引導之」[47]。孫中山還借日本與歐洲列強在華的矛盾指出，日本與歐洲列強在中國的利益相反，「凡對支政策，有利於列強者，必有害於日本」，因此日本不應盲從列強，而應支持中國革命。[48]

  三、希望日本承認蘇俄，採取親蘇俄政策。「日本當首先承認露國政府，宜立即行之，切勿與列強一致」[49]。他舉例說明日本與歐美列強不同，並強調承認蘇俄的好處，甚至說「親露者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50]。

  以上說明，孫中山希望日本支持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期待日本與中國、亞洲各國及蘇俄一道反對歐洲列強。孫中山的這一希望和期待，大都不切合實際，日本也不可能接受。因此，這一希望和期待只不過是幻想而已。

  可是，孫中山對日本的這一希望和期待，是在對日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的。在致犬養毅書中，孫中山尖銳地批判了日本的對外政策：

  一、批判了日本追隨歐洲列強的對外政策。孫中山指出，「貴國對支行動，向亦以列強之馬首是瞻，致失中國及亞洲各民族之望，甚為失策也」[51]。他還批評「日本無遠大之志、高尚之謀，只知步武歐洲之侵略手段，竟有併吞高麗之舉，致失亞洲全境之人心，殊為可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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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批判了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孫中山憤怒斥責，「日本對於支那之革命，十二年以來，皆出反對行動；反對失敗，則假守中立以自文。從未有徹底之覺悟，毅然決然以助支那之革命」[53]。

  三、批判了日本與列強出兵干涉蘇俄，遲遲不承認蘇俄的行徑。孫中山指出，日本「初以誤於與列強一致行動而出兵，後已覺悟而曾單獨與露國代表開數次之會議矣，乃竟以承認問題猶與各國一致，而致感情不能融洽，逐礙種種之協商不得完滿之結果」[54]。

  孫中山對日本的批判與希望和期待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他批判的是日本的過去，期待的是日本的將來。這種相互矛盾的現象在孫中山的講演和文章中屢見不鮮。他的三民主義講演就是如此。孫中山在這一講演中揭露：「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海陸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55]但又在這篇講演中強調中國要強盛，就須學日本。他指出：日本由於具有大和民族精神，「所以乘歐化東漸，在歐風美雨中，利用科學新法發展國家，維新五十年，便成現在亞洲最強盛的國家，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歐美人不敢輕視」，「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因為日本能夠富強，故亞洲各國便生出無窮的希望」，「故世界上的白種人不但是不敢輕視日本人，並且不敢輕視亞洲人」。[56]

  孫中山對日認識和態度，即孫中山的對日觀，充滿了矛盾。既要學習日本，又要揭露日本；既期待日本，又批判日本；既肯定日本，又否定日本。這種現象並非孫中山所特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對資本主義列強的態度基本如此。他們一方面十分仰慕資本主義列強的科學技術及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力圖把它引進本國；一方面又反對列強的侵略和殖民政策，謀求民族獨立。這是列強的對內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對外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二重結構所造成的。孫中山的對日認識和態度，也是作為列強之一的日本所具有的這種二重性的反映。

  還應指出，1918年6月孫中山渡日歸來至第二次廣東政府時期，他側重於批判日本，不提對日的希望，更無讚譽之詞。但第三次廣東政府時期則不然，批判和期待始終並存。關於這一點，孫中山於1924年2月接見日本記者松島宗衛時說得較為清楚，松島認為，孫中山這種對日既批判又寄予希望的態度「恰如無節操之女郎」，並勸他有所改變。對此，孫中山則強調「此乃促貴國反省之舉」，「實為貴國朝野之覺醒」，「吾輩排日只是手段，目的是親善。為達此目的，乃斗膽出排日之策」。[57]可見，孫中山在這個時期批日或者反日並不意味他與日本的決裂，更不意味他對日態度的根本轉變。他為的是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為此，他對日本的過去也作了必要的批判。

  此外，這個時期孫中山對日本的期待，還與中國南北政局密切相關。列強的侵華政策同出一轍，對此，孫中山的認識是清醒的、一貫的。但對待它們的態度和政策，在各個時期又有區別。如第二次廣東政府時期，孫中山欲聯美、德反日，因為此時期孫中山在國內的政敵是執掌北京政府實權的張作霖，而張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但第三次廣東政府時期則不同，盤踞北京的是曹、吳，他們得到美英的支持。因此，孫中山反過來想聯日反英美。曹、吳與英美的結合，又促使日本政府改變了對孫中山的政策。這一原因使孫中山的對日態度和日本的對孫政策發生了變化。由此可見，孫中山對日態度的變化是由於政治風雲的變遷和客觀形勢的要求所致，是利用日本與歐美列強在華的矛盾，以及對國內主要政敵的策略性變化，而不是對日認識和態度的根本性轉變。那麼，孫中山是否完全相信自己對日的期待和希望一定能實現？結論是否定的。如關於日本能否成為被壓迫民族的良友問題，他「將以先生（指犬養毅——筆者）之志能否行於山本之內閣而定之」[58]。這表明，他寄希望於犬養毅，而對山本內閣則是拭目以待。

  孫中山致犬養毅書是在爭取關余鬥爭中寫的。書簡的內容，反映了這一時期孫中山的思想和鬥爭策略。下面，就海關關余和商團事件，進一步探討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的對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