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928年2月，孫中山建立了第三次廣東政府。這是與北京的吳佩孚、曹錕政權對立的政府。北京政府得到了英美的支持。日本在北京政府中的勢力，由於1920年直皖戰爭中段祺瑞的失敗及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張作霖從北京的敗退，幾乎消失殆盡。列強要維護和擴大在華權益，首先要控制北京的中央政權。從這一角度來說，日本的對華政策遭到了嚴重的挫折。為挽回頹勢，日本改變了對孫中山和第三次廣東政府的政策。

  

  在第三次廣東政府時期，日本歷經四屆內閣，即加藤（友三郎）、山本、清浦、加藤（高明）內閣。1924年5月，清浦內閣制定了《對華政策綱領》。這一綱領，可以說代表了這一時期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該綱領的第3條寫道：

  鑑於中國政局的現狀，目前不要偏重於中央政府，與地方實權者儘可能廣泛地結成良好關係，以圖謀我勢力的伸張。因此，經常以公平的態度對待地方實權者，對其正當的目的予以好意的援助。至於援助的適度及方法，根據帝國的利害關係，適當地加以調節。[25]

  這裡說的地方實權者，首先是指奉系軍閥張作霖。為維護在滿蒙的權益，該綱領第8條寫道：「對現在東三省實權者張作霖根據既定方針，繼續予以好意的援助，並維護其地位。」[26]關於張作霖和滿蒙問題在該綱領中占有2/5的篇幅，這說明張作霖和滿蒙在日本對華政策中的重要地位。這一綱領沒有直接涉及孫中山和廣東政府，但所謂的地方實權者中理應也是包括的。

  日本的這一對華政策，是企圖從南北夾擊北京的吳、曹政權。而且這一政策是與孫中山和段、張的三角聯盟相呼應的。為此，日本在北方暗中支持被趕出北京的張作霖，重整旗鼓，東山再起，以奪取北京政權；在南方，放棄寺內、原敬內閣時期壓制和排斥孫中山的政策，主動接近孫中山和廣東政府要人，表示「好感」。這雖然不是積極的支持，但與前一個時期的政策相比較，是個轉變。

  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集團的外交政策的轉變，通常是首先表現在更換外交使節上。廣東政府成立不久，即1923年3月，日本外務省召回駐粵總領事藤田榮介，由天羽英二接任。天羽曾作為隨員參加過凡爾賽、華盛頓會議，是頗有能量的中年外交官。將他派往廣東的目的是進一步了解孫中山，改善日本與孫中山及廣東政府的關係。

  日本政府把北京政府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予以承認，沒有承認廣東政府。按外交慣例，作為日本外務省派遣的外交代表不能與廣東政府進行正式的外交接觸。但天羽卻打破外交慣例，抵達廣東的第四天即5月16日，便在廖仲愷的陪同下，前往大本營拜訪孫中山。孫中山對他強調了「日本執行獨立外交的必要性」[27]。9月16日，即爭取關余鬥爭中，天羽又一次拜訪了孫中山。1935年3月他回憶訪孫情景時說，「孫中山常對我主張大亞細亞主義，說作為亞洲國家的日本仿效歐美推行帝國主義政策是不像話的。日本應主動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真正的富有成效的日中提攜」[28]。這說明孫中山依然對日本抱有希望，希望日本與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聯合起來，反對歐美列強。

  天羽任職期間，與廣東政府要人來往頻繁，關係密切。抵穗的第二天，即5月14日，天羽設宴招待廣東省省長廖仲愷和徐紹禎。16日上午，又一一拜訪廖仲愷、警察局長吳鐵城、市長孫科；21日再訪廖仲愷。[29]此後，天羽和廣東政府要人多次相互設宴招待。這些都超出了外交禮儀，反映了廣東政府與日本關係發展的一個側面。

  孫中山一直期望得到日本貸款。在第三次廣東政府時期也是如此。5月22日，廖仲愷訪天羽，托他向台灣銀行借款20萬元，以省長公署作抵押，6個月內用鹽稅還清。[30]此後，廖仲愷數次派代表何品佳，與天羽交涉借款事宜。7月11日，廖仲愷又訪天羽，商談廣東政府借款問題。當晚，財政部長葉恭綽等招待天羽，繼續商談此事。[31]8月4日、28日，何品佳兩次會見天羽，交涉向華南銀行借款事宜。[32]此外，葉夏聲、吳尚鷹、廖朗如等相繼到駐粵日本總領事館，交涉借款問題。這時期，孫中山和廣東政府以廣東最大企業之一的廣東水泥廠為抵押，與三井財閥進行了3000萬元的借款交涉。[33]

  廣東政府還通過天羽總領事，與日人竹藤、甲府就造幣廠問題進行多次交涉，並於8月17日簽署了有關協定。[34]

  廣東政府還希望日本幫助開發礦山資源。廣東政府聘請日本農商省的技術員，勘探高州礦山。此事由孫中山友人山田純三郎負責，後藤新平等參與。[35]

  廣東政府成立後，孫中山擬派廖仲愷赴日。此事提出較早，6月30日、7月11日廖仲愷訪天羽時就提出過派員訪日一事。[36]此次廖欲赴日的目的尚不清楚，但廖作為省長代表孫中山，希望與日本政府和軍部要人會談的可能性很大。

  1923年9月1日，以東京為中心的關東一帶發生大地震，引起大火災，損失慘重。孫中山獲悉此消息後分别致函日本政界、財界、軍界要人及舊友，表示慰問。他在致犬養毅函中寫道：「比聞貴國地震海嘯，遂成巨災。同種比鄰之邦，交遊宅居之地，罹茲慘變，怛悼逾恆。文自戰地歸來，留意迅訪，幸摯友良朋，尚慶無恙，懸情之恫，差幸輕減。想展偉略，紓宏規，指顧之頃，頓恢舊觀。特修寸戔，遙寄侍右，敬候興居。並祝平安。」[37]孫中山又特令胡漢民、楊庶堪致函陸軍大臣田中義一大將，並親自致電日本國攝政裕仁親王（即後來的昭和天皇）：「值貴國京城和國家遭受空前災難，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際，請接受中國人民的深切慰問。我深信日本舉國必將本著素有的勇氣與剛毅精神對待這一事件。」[38]此外，廣東政府還欲派團赴日慰問。10月5日和13日，廖仲愷會見總領事天羽時再次談到此事。[39]孫中山和廣東政府對日本大地震所表示的態度，雖系對受災國民的慰問，但也表明了對日本政府的積極態度。

  廣東政府成立後，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也派軍官赴粵，與廣東政府要人頻繁接觸。日軍參謀總長上原勇作派遣的佐佐木到一通過山田純三郎結識了廣東政府要人蔣介石、孫科、伍朝樞，並受聘為廣東政府軍事顧問。[40]日本陸軍預備役軍官井上謙吉任孫中山顧問，曾陪同李烈鈞、孫中山兩次訪日。參謀本部派往上海的岡村寧次中佐也頗受大本營參謀長李烈鈞的信任。1924年秋李奉孫中山之命赴日時，有關重要情況都通過岡村寧次轉達給孫中山。這些說明，廣東政府與日本軍部也有往來。

  不僅如此，廣東政府可能從日本購置了一批武器。據吳佩孚特使透露，孫中山向日本購槍一萬支。[41]

  五四運動以來，在中國南北，反日運動連綿不斷。1923年春，又掀起了收回旅大的愛國反日運動。這一運動波及廣東，香山縣青年學生沒收日本棉紗，抵制日貨。孫中山和廣東政府不但未予以支持，反而誘導學生停止鬥爭。天羽對此表示滿意，於7月12日致電內田外相說「現政府對我方態度比較友好，因此目前只好委託中國當局，我方取默認的方針」[42]。從中也不難看出廣東政府的對日態度。

  綜上所述，第三次廣東政府成立後，日本對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的政策和態度有所轉變，而孫中山和廣東政府對日的態度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孫中山和廣東政府顯然對日本抱有期待，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如果1917至1919年孫中山的對日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恐不會發生上述情況的。

  孫中山對日的這種期待和希望還表現在1923年11月16日致犬養毅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