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以往的研究中，國內外一些學者認為，孫中山對日本的認識和態度，以1919年為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說，1919年之前，由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缺乏認識，孫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軍部的支持和援助，對日本沒有進行深刻的批判，而1919年之後，他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拋棄了對日的幻想，並抨擊日本的對華政策，其對日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隨著歷史的發展與變化，大都要經歷從淺到深、由表入里、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孫中山對日本的認識也是如此。1919年後，他對日本批判的次數明顯增加，程度也日趨深刻。這說明他對日的認識和態度確實發生了變化，但這並不是根本性的轉變。[1]

  這裡，首先要明確一個問題：判斷孫中山對日本帝國主義本質是否有認識的最基本標準應是他對日本的侵華本質是否有認識。筆者認為，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先驅的孫中山對此是有認識的。1894年11月興中會的成立，標誌著孫中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制定的興中會章程明確指出，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了民族危機，並且深刻地揭露了列強將瓜分中國的事實。[2]1903年9月，孫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一文中，進一步揭露了日本對福建、浙江一帶的侵略。[3]1905年日俄戰爭時期，孫中山欲聯法抗日。[4]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孫中山非常警惕日本對中國進行新的侵略。1911年2月，他在寫給宮崎寅藏的信中指出：「但恐貴國政策已變，既吞高麗，方欲並支那，自不願留一革命黨在國中也。」[5]同年8月，他在《復咸馬里函》中又指出了日本對中國發動新的侵略戰爭的可能性。[6]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最為戒備的是日本和俄國出兵干涉。他回國前在歐美進行外交活動的目的便是想利用歐美列強牽制日本和俄國。[7]1912年8、9月，他又多次提到日本以南滿鐵路為中心侵略南滿的事實，並指出，「日占南滿，韓、滿交通日便，一旦有變，五日間日兵可運到十萬，北京內外受困」[8]。1917年1月，他在《大阪朝日新聞》發表《日中親善之根本義》一文，批判日本追隨歐美列強擴大在華殖民權益，表示對日本的不滿、恐懼和懷疑。[9]在同年5月發表的《中國存亡問題》一文中，孫中山進一步明確指出，「割台灣於日」「膠州已歸日占」「日本占南滿、東內蒙、山東、福建，均在〈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五以上」。[10]上述事實說明，孫中山在1919年前對日本的侵華本質有一貫的、較為明確的認識。當然這並不是說孫中山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如1913年春孫中山作為國賓訪問日本時曾說過，日本「絕無侵略東亞之野心」「縱近年來不免有侵略之舉動，亦出於萬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們最要原諒日本的」云云。[11]但這些話是在訪日的特定條件下說的，是一種外交辭令。

  第二個標準是孫中山對日本對他本人及中國革命的態度是否有所認識。我認為，孫中山對此也是有認識的。日本為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開展革命活動提供了空間，日本民間的有識之士也曾協助過他所領導的革命，因此孫中山把日本當作革命的基地；但另一方面，1895年廣州起義和1900年惠州起義時，孫中山要求日本提供軍械，但終遭拒絕。[12]1907年3月、1910年6月，他曾兩次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鎮壓了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1908年12月查封了《民報》。孫中山對此十分憤慨。但他能夠自我克制，甚至忍氣吞聲。然而，1911年12月他從歐美回到上海後，便公開表示了對日本的憤慨之情。在談到曾兩次被日本驅逐時，他說道，「我甚為怨恨日本」「當我主動（與日本）握手時，（日本）卻迴避不握；而其自身需要時，則來握手了」。[13]他還指出，在日本「經常遭到日本政府的苛刻待遇，對此並不是沒有不滿的」[14]。

  有一些學者籠統地把孫中山是否對日本抱有希望和期待當作判斷他對日本帝國主義本質是否有明確認識的標準。我認為對日抱有希望和期待，有兩種情況：一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沒有認識或認識不清，盲目地寄希望於日本；二是有清楚認識，從策略上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前者是認識問題，後者是策略問題，不應混為一談。即使同一個策略也會有不同的結果。由於各個時期日本對孫中山的政策不同，孫中山的希望和期待有些可以實現，有些不能實現。因此，不能籠統地將孫中山是否對日抱有希望和期待作為判斷他是否對日本帝國主義本質有清楚認識的標準。

  主張1919年孫中山對日認識和態度發生根本轉變的學者的根據是，孫中山在這一年指責日本為帝國主義。6月24日，孫中山在答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問時確實說過，「乃不圖武人，逞其帝國主義野心，……以中國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發展其侵略政策焉」[15]。孫中山所說的「帝國主義野心」就是指對中國的侵略。然而，孫中山在此之前也使用過「帝國主義」一詞。1905年2月，他寫道：「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為心」[16]，也就是說帝國主義就是侵略和吞併他國領土。1919年孫中山使用「帝國主義」一詞來對日本進行的批判，與其以往對日本的譴責相較，在內容上大體是相同的。這進一步說明1919年前後，孫中山對日本的侵略本性及對中國侵略事實的認識是一致的。

  

  主張1917至1919年孫中山的對日認識和態度根本轉變的學者還認為，由於他對日認識和態度的轉變，拋棄了對日的幻想，不再期待日本政府和軍部的支持和援助，並一再批判日本。的確，1919年後孫中山對日的批判十分尖銳，毫無顧忌。諸如，他揭露和批判「近代日本對於東亞之政策，以武力的、資本的侵略為骨幹，信如世人所指；而對於中國，為達日本之目的，恆以扶植守舊的反對的勢力，壓抑革新運動為事」[17]；「二十一條」「差不多完全把中國主權讓給日本了。在這種協定底下，中國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屬國，日本的陪臣國，恰和日本從前在高麗所用方法一樣」[18]，「擬以施諸高麗人之手段，復施諸吾人，將中國改成日本之殖民地」[19]；他還譴責「乃日本竟強行占據膠、青，無異強盜行為！日本可為強盜，吾國斷不能與強盜交涉，更不能承認強盜有強奪吾國土地之權利」[20]。他要求日本廢除馬關條約。[21]1921年11月第二次廣東軍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在反對掌管北京政權的張作霖的同時，宣布擬與日本作戰。他說，「我們的任務非常明確，這就是為統一中國而鬥爭和同日本作戰」[22]，言及北伐時，他又說「吾人並不攻伐中國之北方，乃欲與日本戰耳！」[23]這些表明，孫中山的對日認識確實日益深刻，對日本的批判也愈來愈嚴厲。

  那麼，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何在呢？本書並不否認孫中山在五四運動和蘇俄革命的影響下，思想有所發展，對日認識有所提高的事實。但更為重要的是1917年以後日本對北方的軍閥政權和南方的孫中山及廣東軍政府所採取的不同政策。1917年第一次廣東軍政府成立後，中國分裂為相互對立的兩個政權。日本對孫中山廣東軍政府的政策往往與對北京政府的態度密切相關。對北京政府不冷不熱時，對孫也忽遠忽近。日本欲推翻北京政府的統治者時，則支持孫中山。日本積極支持北京政府對全中國的控制時，則壓制孫中山和廣東政府。1917年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時就是如此。日本拉南北軍閥勢力搞所謂南北議和時，也竭力排斥孫中山。孫中山對日本支持北京政府的政策非常不滿。日本寺內內閣支持段祺瑞武力統一中國的政策和原敬內閣排斥孫中山搞南北議和的舉動，均引起孫中山的極大憤慨。這時期孫中山對日的公開批判正是這一憤慨的總爆發。這一點，孫中山於1920年6月致田中義一函中說得較為清楚。在這一信函中，孫中山揭露了日本歷屆內閣支持袁世凱、張勳、段祺瑞、張作霖的事實，並指出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所持政策，「專以援助反動黨排除民主主義者為事」，「近年以來，中國人民對日惡感日深，根本原因，實由於日本之政策與民國國是不相容，故國人咸認日本為民國之敵。若再以亂中國之和平為事，則國人之惡感更深，積怨所發，其禍將不止於排貨」[24]。1916年6月袁死後，如果日本繼續支持孫中山反對北京軍閥政權，孫中山也不會如此批判日本。因此，這時期孫中山對日的批判，雖有對日認識提高的因素，但更為主要的是日本對北京軍閥政權和孫中山及廣東政府的政策轉變所致。也就是說，在日本的南北政策發生轉變時，孫中山一改以往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況，猛烈抨擊日本。然而，這不是對日認識的飛躍，更不是對日態度的根本轉變。如果說這是根本性的轉變，那麼第三次廣東政府時期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便無法得到合乎實際的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