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爭取關余鬥爭是孫中山反帝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海關應屬中國管轄，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海關行政管理權卻被以英國為首的列強所把持，海關收入用來支付庚子賠款和以關稅擔保的外債及其利息。其剩餘部分即關余，自1917年起交與北京政府。1919年起關余總額的13.7%撥給西南護法政府，但1923年3月卻停止交付。第三次廣東政府成立後，孫中山便要求將這一部分關余撥給廣東政府。

  孫中山爭取關余鬥爭的矛頭，首先指向英國。因此，他極力爭取日本的支持。7月20日，在正式照會駐京公使團之前，孫中山派廣東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訪天羽總領事，要求日本予以支持，並請天羽將此意轉告內田外相，「誠望日本予以承諾」[59]。此時，日本與孫中山、廣東政府關係大有改善。9月5日，孫中山向駐粵領事團和駐京公使團正式提出這一要求後，總領事天羽便致電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和外相山本權兵衛，[60]希望支持孫中山的要求。他說，自1920年以來未交付款雖有商量之餘地，但沒有理由拒絕廣東政府對現在及將來關余之要求，至於13.7%的分配額，因今日廣東政府之轄地大為縮小，當依實情再商議。[61]10月6日，在北京的日、英、法、美公使商議孫中山的關余要求時，日本公使芳澤表示支持孫中山，[62]認為孫的要求言之有理，如拒絕則有收回海關之虞。

  可是，總稅務司英人安格聯於11月2日斷然拒絕孫中山的關余要求。11月19日，廣東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就此事質問駐粵英國總領事傑彌遜，並警告：「如拒絕廣東政府之要求，非常遺憾，只能訴諸最後之手段。」[63]這一「最後之手段」即指收回海關。傑彌遜則威脅伍說，「若如此，英國將斷然實行經濟封鎖」[64]。這樣，廣東政府與英國的關係急劇惡化。然而，廣東政府與日本關係卻進一步發展。11月6日，總領事天羽拜訪孫中山；同日晚，省長廖仲愷、外交部長伍朝樞、市長孫科、公安局長吳鐵城等設宴款待天羽；[65]16日，孫中山致書犬養毅，希望日本支持他的事業。當時，廣東從西貢進口大米，出口生絲，如英國等列強實行經濟封鎖，廣東的對外貿易將遭受嚴重打擊。因此，孫中山欲求日本船隻承運這些進出口物資。11月20日，孫中山派他的日人顧問井上謙吉，將此意轉告天羽。但天羽表示不贊同。24日，孫中山又派鄒魯向天羽再次提出這一要求，仍遭拒絕。天羽在關余問題上支持了孫中山的要求，但在收回海關問題上反對孫的要求。他要井上將此意轉告孫中山。

  此時，孫中山積極改組國民黨，推進廣東政府的革命化。同時，孫中山和廣東政府收回廣東海關之說廣為流傳。這便加深了列強對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的敵意。12月1日，駐京公使團警告孫中山和廣東政府：「不得對中國海關有任何干涉，如加干涉則將採取必要的強硬手段。」[66]公使團還提議，各公使電告泊於廣州的各國軍艦「應與領事團商量，採取必要之措施」[67]。對此，日本也採取了協調一致的態度。外相伊集院[68]電訓芳澤：「萬一廣東政府無視外國之意向，擅行非法之措施（指收回海關——筆者），我方不妨與領事團取一致之態度，並與軍艦聯絡，採取適當之措施，以便阻止此種事態」[69]，但又指示「避免取主動態度」[70]。這表明，日本雖然與列強採取統一的行動，但仍為今後同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的交往留下餘地。

  12月3日，駐粵英國總領事傑彌遜將北京公使團12月1日的警告轉告伍外長。5日伍外長答覆傑彌遜：廣東政府「並無干涉稅關及迫脅收管海關行政之意」，但關余「應截留為本〈地〉方之用」[71]。可是，北京公使團依然拒絕了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的要求。孫中山和廣東政府雖然提出強烈抗議，卻沒有實力抗擊列強。孫中山力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他希望與總稅務司安格聯交涉，並請日本居中促成。12月15日，孫中山通過日人佐藤安之助向天羽表達了此意。[72]翌日，孫的日人顧問井上謙吉以孫中山的名義設宴招待天羽，同日晚，伍外長再次宴請天羽，並請日本公使芳澤從中調停、斡旋。17日，天羽致電伊集院外相，認為「有慎重考慮之必要」[73]。這說明，孫中山和廣東政府依然對日本抱有希望，日本對其要求也有所同情和支持。因此，廣州輿論一時對日表示滿意。《民國日報》載文稱，「東方外交上尚為有力之發言者，則為日本，日本自遇災變以來，外交方針不無稍改，故此對於關余之收用，亦表示滿意於我」[74]。然而，此時美、英、法、意等正向廣州調集軍艦。隨之日本也調來兩艘軍艦。泊於廣州港的外國軍艦增至17艘，陸戰隊也準備登陸，局勢惡化。因此，請日本公使調停的希望變成了泡影。

  可是，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無力與列強進行武力對抗。恰在此時，葡萄牙公使符禮德路經香港。孫中山派代表與其接觸，請他居中調停。葡公使把孫中山之意轉告北京公使團，但公使團拒絕了孫中山的要求。

  1924年1月4日，美國公使舒爾曼來粵，與伍外長進行了會談。雙方就關余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一、廣東政府不收回廣東海關；二、所撥關余用於治水和市民的福利事業。6日，舒爾曼拜會孫中山，孫對伍、舒會談結果無異議。[75]舒爾曼回到北京後，便與公使團、總稅務司及北京政府商議此事。北京政府在不用於軍費之條件下同意將關余的一部分撥給廣東政府。總稅務司也表示贊同。4月1日北京公使團決定將部分關余撥給廣東政府，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爭取關余的鬥爭終獲成功。停泊在廣州港的外國軍艦也從1日起陸續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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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余問題雖然是通過美國的斡旋得到解決的。但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為解決關余問題曾寄希望於日本，且多次要求它予以支持；事實上日本對孫中山和廣東政府也有所同情和支持。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說1919年前後孫中山的對日認識和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話，他與日本之間不會產生這種關係。

  1924年秋，廣東商團勾結英帝國主義，妄圖顛覆廣東政府。孫中山和廣東政府在平息這次叛亂中，依然對日本抱有希望，爭取日本的支持。孫中山獲悉商團頭子陳廉伯偷運軍械、密謀叛亂的消息後，於8月5日與天羽總領事商談調解兩者間對立的問題。[76]對此次叛亂，日本採取了與英法不同的態度。天羽總領事作為駐粵領事團的首席領事，當8月28日廣東政府的陳友仁通知商團將挑起事端時，他召集駐粵各國領事和各國首席海軍軍官商議後，只是採取了保護外國僑民的措施，並通告廣東政府。但英法領事及海軍軍官對此不滿。他們秘密開會，決定當商團軍開始軍事行動時，英法兩國軍艦和海軍陸戰隊將直接採取行動，支持商團軍。[77]29日，英國總領事傑彌遜還致函恫嚇廣東政府：「現接英國（駐粵）海軍長官通知，雲他已奉香港海軍司令之令，如果中國當局向城內開火，則所有可動用的英國海軍部隊將立即採取行動來對付他們」[78]，露骨地表示了對廣東政府的敵意。面對這一恫嚇，孫中山於9月1日發表《為廣州商團事件對外宣言》，抨擊了以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

  此時，日本正值加藤高明內閣執政。以奉行「協調外交」著稱的幣原喜重郎外相，對英國的軍事恐嚇採取了不合作態度。孫中山注意到日本的這一態度，9月2日，派秘書葦玉訪天羽總領事，向他展示8月29日英國總領事的恫嚇函，陳述孫中山對英國異常憤慨之情，並說天羽總領事所採取的保護僑民措施是「穩妥的」[79]，對日本政府所持的態度表示滿意。

  孫中山在與商團鬥爭的同時，決定北伐。北伐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英美支持的曹錕、吳佩孚把持的北京政府，統一全中國。為了抗衡英美勢力，孫中山更要爭取日本的支持。為此，他決定派大本營總參謀長李烈鈞東渡日本，「聯絡彼中朝野之士，為發起亞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種之侵略」[80]。9月7日晚，李烈鈞設宴招待天羽；12日晚，天羽回請即將赴日的李烈鈞等16人。[81]天羽還致電外相幣原，請其為李訪日提供方便。[82]

  此外，廣東政府還希望得到日本的經濟、軍事援助。廖仲愷的代表何品佳於9月10日拜訪天羽，交涉貸款之事。[83]10月，商團軍蓄意製造流血慘案，散發逼孫中山下野和要打倒孫政府等傳單，準備發動武裝叛亂。廣東形勢十分緊張。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為爭取日本的援助而頻繁活動。10月10日是武昌起義13周年紀念日，胡漢民和伍朝樞藉機招待天羽總領事。翌日，胡漢民等又訪天羽，要求日本提供大炮8至10門、短槍5000支及子彈。10月11日，訪日歸國的廣東政府考察團和教育視察團，與天羽總領事舉行座談。

  以上事實說明，孫中山和廣東政府這時期依然對日本抱有很大希望，希望日本支持和援助平息商團叛亂。

  對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的這一希望和要求，日本雖然沒有公開支持，但態度是微妙的。10月15日，廣東政府平息了商團叛亂。英法等國領事要求天羽總領事調動軍艦，參加統一的軍事行動。但天羽拒絕了這一要求。因此，停泊在廣州港的英法軍艦不敢輕率支援商團軍，只派少量水兵在沙面租界登陸。

  平息叛亂後，商團軍頭子陳廉伯逃進沙面英租界。他深知天羽與孫中山及廣東政府的密切關係，乞求天羽居間調停。天羽表示「在不損害政府及商團利益並無外國人干涉內政之嫌疑的範圍內，如有良方，可作非正式斡旋」[84]。16日，胡漢民訪天羽，天羽向他詢問對商團軍的意向。胡表示：堅決取締商團軍。鑑於此種情況，天羽沒有再提及調停之事。

  平息商團叛亂後，留下了列強向廣東政府索取賠償問題。英法等國領事主張採取統一行動，以便對廣東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但天羽作為首席領事，反對這一主張。因此各國未能採取統一行動。[85]另一個問題是在賠償交涉中如何處理南北兩個政權。日本和列強均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因此，10月17日領事團會議決定：「鑑於北京政府認孫派為叛亂集團，當地各領事在與孫政府交涉的同時，各公使也應與北京（政府）交涉。」[86]對此，幣原外相於10月24日電訓天羽總領事，「我方並不認為孫派為叛亂團體，原則上不能同意將索賠和叛亂團體問題聯繫在一起」，並指示他應與廣東政府交涉賠償問題。這表明了日本政府對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的態度。

  孫中山平息商團叛亂後，準備收回廣東海關。10月17日，孫中山任命羅桂芳為廣東海關監督，並令他接受粵關。領事團連續召開兩次會議，準備仿效1923年的關余爭端，由各國派遣軍艦和陸戰隊，以武力對抗孫中山。英、法、美、葡四國立即調來8艘軍艦，並要求日本也派軍艦參加這一行動，但日本再次拒絕了這一要求。[87]

  那麼，日本為什麼在商團事件和海關問題上沒有與其他列強採取完全一致的政策？此時正值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藉此發動北京政變，吳佩孚、曹錕從北京敗退，張作霖、段祺瑞重新執掌北京政權。孫中山曾為反吳、曹，與張、段結成三角同盟。北京政變後，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中國政局問題。張、段是日本支持的軍閥勢力。如在此種形勢下日本向孫中山和廣東政府施加軍事壓力，無異從背後牽制孫、張、段聯盟的形成，對日本來說與己不利。因此從自身利益出發，日本拒絕參加列強的統一行動。而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孫中山所領導的平息商團叛亂和收回海關的鬥爭。

  日本與其他列強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具有二重性。一是一致性，為了侵略中國的共同目的，日本與其他列強有時採取統一行動，這在關余爭端中表現最為突出。二是爭奪性，日本與其他列強在瓜分中國和擴大在華權益的鬥爭中相互爭奪。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後，為爭奪北京政權，英美支持曹、吳，日本支持張、段、馮。這種二重性是帝國主義侵略本性所決定的。孫中山對日本和列強侵略中國的本性早有明確的認識，但是他從對抗支持曹、吳的英美戰略出發，利用列強相互爭奪的矛盾，爭取日本對他的支持和援助。雖然孫中山在致犬養毅書和關余、商團事件中提出的對日希望和期待，與這一時期日本的對孫政策相去甚遠，但是由於列強間的相互爭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可能會出現相對的、暫時的、部分的一致點。第三次廣東政府時期孫中山的對日態度和日本的對孫政策正是體現了兩者間的這種關係。

  通過對第三次廣東政府時期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的探討，清楚地看出這一時期孫中山依然對日本抱有希望，甚至抱有幻想。由此可見，1919年前後孫中山對日的認識和態度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而只是一種策略性變化。這時期他對日本的認識雖有新的提高，但他的基本認識是一貫的。而且這時孫中山雖然採取了聯俄政策，但也沒有放棄聯日的活動。11月孫中山渡日和在日的言行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88]

  注釋

  [1]參見拙著《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日本》，日本六興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3頁。

  [2]《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版（以下所引各卷均同，唯出版年份分別於1981～1986年，不一一註明），第19～20頁。

  [3]《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版，第218～224頁。

  [4]巴斯蒂：《論孫中山在法國政界中的關係》，第4～5頁。

  [5]《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8頁。

  [6]《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32～533頁。

  [7]參見拙著《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日本》，日本六興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6、58～59、77～80頁。

  [8]《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25頁。

  [9]1917年1月1日《大阪朝日新聞》。

  [10]《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45頁。

  [11]《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26～27頁。

  [12]參見拙著《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日本》，日本六興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6、58～59、77～80頁。

  [13]1911年12月宗方小太郎發自於上海的書簡，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4]1911年12月27日本庄繁少佐致參謀總長電，第155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5]《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頁。

  [16]《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60頁。

  [17]《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76頁。

  [18]《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98頁。

  [19]《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14頁。

  [20]《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06頁。

  [21]《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399頁。

  [22]《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29頁。

  [23]《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626頁。

  [24]《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76～277頁。

  [25]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日本國際聯合協會1955年版，第61頁。

  [26]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日本國際聯合協會1955年版，第62頁。

  [27]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第1卷，第1325頁。

  [28]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第1卷，第1420頁。

  [29]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第1卷，第1325～1326頁。

  [30]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第1卷，第1326頁。

  [31]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第1卷，第1335頁。

  [32]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第1卷，第1338、1341頁。

  [33]《日本及日本人》，1927年10月15日號，第49～50頁，《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534頁。

  [34]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第1卷，第1339～1340頁。

  [35]《日本歷史》1987年8月號，第90頁。

  [36]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第1卷，第1333、1335頁。

  [37]《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197頁。

  [38]《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198頁。

  [39]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第1卷，第1347～1348頁。

  [40]《佐佐木到一筆供》（1946年7月5～10日），見中央檔案館等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4～15頁。

  [41]《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291～292頁。

  [42]《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259頁。

  [43]《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頁。

  [44]《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2頁。

  [45]《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2頁。

  [46]《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頁。

  [47]《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頁。

  [48]《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頁。

  [49]《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5～406頁。

  [50]《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5～406頁。

  [51]《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2頁。

  [52]《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2頁。

  [53]《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頁。

  [54]《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5頁。

  [55]《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33頁。

  [56]《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89～190頁。

  [57]《日本及日本人》，1927年10月15日號，第50頁。

  [58]《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03頁。

  [59]《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596頁。

  [60]1923年9月2日山本權兵衛內閣成立，山本首相兼外相。

  [61]《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597～598頁。

  [62]《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598～599頁。

  [63]《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601頁。

  [64]《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601頁。

  [65]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前揭書第1卷，第1351頁。

  [66]《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602頁。

  [67]《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602頁。

  [68]9月19日伊集院彥吉為山本內閣外相。

  [69]《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604頁。

  [70]《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604頁。

  [71]《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550頁。

  [72]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前揭書第1卷，第1367頁。

  [73]《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2年第2冊，第618頁。

  [74]1923年12月15日《廣州民國日報》。

  [75]1924年1月7日廣東總領事天羽英二致外相松井慶四郎電，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76]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前揭書第1卷，第1400～1401頁。

  [77]《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3年第2冊，第529頁。

  [7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3年第2冊，第531頁。

  [79]《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3頁。

  [80]《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180頁。

  [81]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前揭書第1卷，第1405～1406頁。

  [82]1924年9月23日廣東總領事致幣原外務大臣電，第244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83]天羽英二日記·資料集刊行會編，前揭書第1卷，第1405～1406頁。

  [84]《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3年第2冊，第544頁。

  [85]《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3年第2冊，第545～546頁。

  [86]《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3年第2冊，第545～546頁。

  [87]藤井昇三：《孫中山研究》，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256頁。

  [88]見拙著《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日本》，日本六興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3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