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孫日關係與矛盾論

  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面臨兩大矛盾：一是他與清朝及執掌北京政權的北洋軍閥間的矛盾，即共和主義及體制與封建專制及軍閥獨裁的矛盾；二是他與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即侵略與反侵略間的矛盾。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將國內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而將與列強間的矛盾作為次要矛盾，並將它當作解決國內矛盾的一種手段。這使孫中山與列強間的關係不同於其對列強侵略本性的認識。

  孫中山的共和思想深受歐美諸國的影響，在意識形態方面兩者間存在著共同點。從這個角度來說，孫應接近歐美，歐美諸國也應支持他的革命運動。孫在歐美先後居住五年之久，極力謀求援助；但歐美諸國對他置之不理，孫也就無從得到他所指望的援助。與此相反，孫在其思想形成的過程中受日本的影響較少，且其共和思想和日本近代天皇制是難以相容的；但其革命運動與日本的關係卻甚為密切。孫在日十餘年，將日本作為領導國內革命運動的基地，除1919至1922年的短暫時期之外，他始終期待日本的支持。他的期待和要求有時得到了日本政府、軍部及民間人士的響應，從而獲得了各種形式的援助。這種情況反映了孫日關係和孫歐美關係在意識形態和實際行動上相反的矛盾現象。

  近代中國與日本處在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關係中；孫日關係是近代中日關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侵略和反侵略的關係中展開的。叩開中國門戶，侵略中國的第一個國家是英國，但中日甲午、日俄戰爭後，日本取代英國，成為侵略中國的最危險的國家。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直接產物。其革命首要的對外任務是反對日本的侵略，廢除與它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收回被侵占的國土，但孫中山從1895年籌備廣州起義時起就對日本寄予期待，希望日本從財政、武器、人力上支持其革命，並企望依靠這種援助來完成對內的革命任務。這是極為矛盾的現象。

  如何解釋日本侵華與孫對日期待之間的矛盾關係？目前，學界用兩種方法論來加以解釋。一是思想認識論的方法論，二是國際關係論的方法論。前者認為，孫對日本侵華本質認識不清，因而期望日本援助。如認識清楚就不會發生這種矛盾現象。該方法論又認為，1919年起孫在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和日本援段政策的刺激下，認清了日本侵華的本性，不再期待日本，並嚴厲批判、抨擊日本，他的對日認識和態度從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而孫日關係也轉入新的階段。這種研究方法運用了認識與行動一致這個思想認識論的一般公式，是從認識與被認識事物之間的簡單關係來分析孫日關係的方法論。

  孫日關係是由多種矛盾互相交錯而形成的複雜的矛盾運動，應該運用國際關係論的研究方法來加以解釋。筆者認為，孫對日本侵華本性的認識是一貫清醒的。這表現在：1.揭露日本侵占中國領土及擴大在華勢力範圍的行徑；2.要求日本廢除與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3.對日本侵華利用孫及其革命黨的實質認識清楚。那麼，對日本侵華本質認識清楚的孫中山為何在行動上對侵略成性的日本寄予期待？如何解釋這種認識與行動間的矛盾現象？

  

  這種矛盾現象是由列強侵略中國而產生的中國、日本和歐美列強這三者間的二重性國際關係即三者二重的矛盾運動決定的。日本與歐美列強在維護在華既得侵略權益時，互相支持，共同行動；但在擴大新權益時則互相爭奪，並以各種方式牽制對方擴大新權益的行動。這是既對立又統一的二重性矛盾關係。中國與日本及歐美列強之間的關係是侵略與被侵略的對立的矛盾關係。以上矛盾關係派生出三者間的二重性矛盾運動。歐美列強借日本與中國之間逐步激化的矛盾，利用中國來牽制日本的侵略行動，有時又利用日本對中國施加壓力；日本則不時乘歐美列強對中國施加壓力之機，利用中國抗衡歐美列強對它的牽制；而中國的統治者（清朝和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則利用列強間相互爭奪而產生的矛盾，採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有時利用歐美列強抵抗日本侵略，有時又利用日本牽制歐美列強。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中，中日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因為這時日本已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國。日本向中國侵略擴張必然激化日本與中國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後者也自然會在一定時期中投靠與日本對立的歐美列強。而歐美列強為了牽制不斷謀求擴大在華權益的日本，也在一定時期中支持北京的統治者。這就使兩者為各自的利益結為一體。在這種情況下，歐美列強不會支持力圖推翻北京統治者的孫中山。這在孫中山與袁世凱、歐美諸國的關係中表現得非常明顯。而日本則出於其侵華的需要，利用孫中山與北京政權之間的矛盾，有時支持孫從背後牽制和打擊北京政權。

  孫中山在其革命運動所面臨的各種矛盾中將他與清朝及袁世凱等北洋軍閥之間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他試圖利用外國侵略中國而產生的中外矛盾來爭取外部支持，以便擊敗其國內的主要敵人，進而完成革命任務。在無法得到歐美列強援助的情況下，孫中山不得不期待日本援助。這種選擇不是以孫對日侵略本性的認識如何來決定的，而是圍繞侵略中國的日本、歐美列強與中國這三者之間的矛盾運動所決定的。這就產生了類似惡性循環的後果。如孫中山期待日本援助則給歐美以孫「親日」的印象，歐美列強因此更不願支持「親日」的孫中山；深受歐美思想影響的孫中山在無法得到歐美列強支持的情況下，只得進一步期待日本支援。

  孫中山與北京統治者間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大矛盾，但矛盾著的各方關係因執掌北京政權的實權人物的更換而發生變化；隨之，中國近代社會的另一種矛盾即中國與各列強的矛盾關係也發生了變化。1916年袁死後，段祺瑞執掌了北京政權。時值「一戰」後半期，捲入大戰的歐美列強無暇顧及中國，而且無力牽制日本在中國擴大新權益的活動。這使中國、日本及歐美列強間的三者二重的矛盾和矛盾各方的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北京的統治者是依靠列強撐腰來維持統治的，段上台後，在得不到歐美列強支持的情況下投靠了日本。段利用日本的「西原借款」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企圖以此鎮壓南方的廣東軍政權，武力統一中國；而日本則以「西原借款」和中日軍事同盟全力支持段政權，妄圖利用段統一中國，使其得以實現稱霸中國的野心。1920年直皖戰爭後，日本繼而支持取代段的張作霖，繼續推行既往的政策。日本支持段、張統一中國的政策，也是消滅廣東軍政權的政策，這就激化了孫中山與日本的矛盾。1919年（或1917年）後，孫中山對日本的猛烈抨擊，就是這一矛盾的總爆發。這時，孫希望聯歐美反日本，並發出呼籲，但未得到響應。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三者二重的矛盾關係又發生了新轉變。經過這次戰爭，親日的張作霖政權被曹錕、吳佩孚取代。這就使孫與段、張的矛盾為孫與曹、吳的矛盾所取代，孫與段、張的矛盾一時緩和。曹、吳政權與段、張不同的是投靠了歐美列強；大戰後捲土重來的歐美列強積極支持這個政權。華盛頓會議之後，歐美列強加強對華政策，重新牽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就加劇了日本與歐美為爭奪中國的矛盾。日本為了抗衡歐美，牽制曹、吳政權，在北方支持被逐出北京的張作霖，在南方則支持孫的第三次廣東軍政府，以對北京的曹、吳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這就激化了日本與曹、吳間的矛盾。孫則利用日本與曹、吳及歐美列強間的矛盾，力圖藉助日本的支援來推進反曹、吳的北伐，進而完成國內的革命任務。這樣，1919年以來一時激化的孫日矛盾又轉向緩和，兩者恢復了1919年前的關係。孫日關係由此又進入一個新階段。

  若將這一歷史時期孫日間的矛盾關係同日本與北京政權間的矛盾關係加以比較，對日本來說，前者居於次要地位，後者居於主要地位。日本在各個時期的對孫政策並非根據孫的期望及其對日態度來決定，而是根據對北京政權的政策來決定的。如日本反對或者欲排除北京的掌權者時便支持孫共反之；日本支持北京的掌權者時則壓孫順從之；日本對北京的掌權者不即不離時則對孫也不冷不熱。從計量學的角度來說，可將這種矛盾關係稱為反比例關係。由此可見，日本的對孫政策是根據對北京政權政策的變化而變化的；而孫中山的對日態度則是隨著日本對孫政策的變化而變化的。日本在孫日矛盾關係中居於矛盾的主要方面，並決定了孫日關係的內容和性質。

  孫日關係的另一大矛盾是孫的革命理想與為實現這一理想而實施的策略及手段之間的矛盾。孫中山革命的一大任務是廢除中國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間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爭取國家的獨立。但因中國革命勢力微弱以及上述三者間的二重矛盾關係的制約，孫不得不期待日本援助。日本曾一時支持孫，其目的是為了擴大在華權益，如實現這一目的的要求得以滿足，日本就支持孫。孫為得到日本的援助，不得不做出妥協，將一些權益讓給日本。這反映了孫日矛盾中的同一性。但同一性中存在著鬥爭性，經過鬥爭，孫日關係在一定條件下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一轉化應是從期待日本轉向要求日本廢除與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並收回日本侵占的國土及主權。這一努力的成功，將使日本成為與中國平等相處的近鄰。孫中山相信這一目標最終會實現，因此他審時度勢，果斷地暫時犧牲了部分國家權益。但是，矛盾的轉化需要一定條件，若不具備一定的條件，這種轉化不可能實現。這裡所指的條件是，孫中山利用各種矛盾，藉助日本的援助不斷加強革命運動自身的力量，進而推翻軍閥的統治，建立富強的新國家。這個新國家將以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並迫使日本放棄在中國的一切殖民權益。然而，在孫中山所處的時代未能具備這一條件，孫日矛盾關係也就沒有發生轉化，孫的革命理想與策略、手段在矛盾運動中也未能實現完全的統一。但這並不排除在一個短暫的時期，為某一個目的，一時實現了這一矛盾運動的統一。1916年孫在反袁反帝制的鬥爭中爭取了日本的援助就是其例之一。但這種統一是曇花一現的，袁死後，日本又極力支持段掌權，並利用段來壓制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