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對華政策綱領》
2024-10-13 09:41:01
作者： 吳廷璆
7月7日會議閉幕時，田中外相做了《對華政策綱領》的訓示。[41]並把這一訓示作為185號和亞機密636號文件，7日和11日電訓在北京的堀義貴代理公使。訓電寫道：「東方會議，在本大臣的主持下，召集本省幹部，駐華公使，駐上海、漢口、奉天各總領事以及陸海軍、大藏、關東廳、朝鮮總督府的代表，自6月27日以來就中國時局以及對它的對策征取坦率的意見。在此基礎上，7日結束會時，本大臣作為對華政策綱領，做了如下的訓示。」《對華政策綱領》由簡明的前言和八條原則性意見組成。外務省次官森恪對這八條逐條作了解釋。[42]
綱領的前文寫道，「鑑於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和滿蒙的情形自然不同」，因此對本土和滿蒙分別採取不同的政策。綱領一至五條，主要說對中國本土的對策，六至八條是對滿蒙的政策，為攫奪滿蒙埋下伏筆。《對華政策綱領》內容如下：
第一條：「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安定和秩序的回覆雖然是當務之急，但其實現應由中國國民自己來實現，這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對中國內亂及政治性爭論，不要偏一黨一派，專門尊重民意，嚴格避免對各派分離結合的干涉。」
第二條：「對基於中國穩健分子覺悟的、國民的正當願望，以滿腔同情協助其合理的實現。」所謂穩健分子是誰？森恪解釋其含意時說，它是指「在國民黨中其主義和主張跟共產黨相反，經濟上、社會上和我國利害沒有大衝突，而且其實行手段也不過分激烈的所謂穩健分子」。這就是國民黨的右翼蔣介石集團，公然表示了對南京政權的支持。但支持是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了侵略。駐華公使芳澤在東方會議上說，「日本不能不利用豐富的中國資源」，如未能得到中國人的充分諒解就不能實現這一目的，因此「對中國國民運動……儘可能以同情的態度對待」[43]。可見其險惡用心。
第三條：「上述目的是依靠鞏固的中央政府的成立才能達到。據目前政治形勢看，不易成立這種政府。因此，在各地暫時和穩健的政權外適當地接洽，等待全國逐漸統一的趨勢。」
第四條：「因對外關係，出現成立聯合政府的趨勢時，不論它在何地成立，日本和列強一起歡迎其成立，並表示幫助統一政府發展的意圖。」這兩條的主要意思是日本支持統一政府的成立。軍閥割據對列強侵略中國雖有有利的一面，但接連不斷的軍閥混戰對列強的經濟侵略尤其對貿易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希望建立統一的政府。上海總領事矢田在東方會議上說，「日本對華的主要目的在於我們的貿易與投資得到中國方面的公平、公正的保護」[44]，為此需要建立維持秩序的統一的政府。這一政府是指哪一個政府？森恪在解釋中說，這一統一政府不一定在北京成立，在南京成立也可。這顯然是指南京政權，由它統一中國。
第五條：「最近，乘中國政局不穩之機，不逞之徒往往蠢動。擾亂治安，有發生不幸國際事件之虞。帝國政府雖然希望中國政府予以取締，並依靠國民的自覺，對這些不逞之徒進行鎮壓，維持秩序。但我帝國在中國之權益及日僑之生命財產，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時，將斷然採取自衛措施，以維護之。」這裡的「不逞分子」是指誰？森恪在解釋這一詞時公然說，是「共產主義者」。這便露出他們的反共反人民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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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滿蒙特別是東三省，在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所以我國不僅要予以特殊的考慮。而且在該地維持和平，發展經濟，使它成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的地方。對此，作為接壤鄰邦之我國，不能不感到特殊的責任。」這是日本要獨霸滿蒙的自白。
第七條：「對於尊重我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並認真採取安定該地政局措施之東三省實力派，帝國政府應予以適當的支持。」這是支持張作霖之意？森恪在解釋這一條時說，這「既不意味著支持張作霖，又不意味著排斥張，我們以獨自的立場來行動」。可見，東方會議對支持張作霖與否沒有作出決定，而是隨著形勢演變和張作霖的態度如何而定的。
第八條：「萬一動亂及滿蒙治安混亂，我國在該地之特殊地位與權益受侵害之虞時，不問它來自何方，均將予以防護。且為把該地保護為內外人士安居、發展之地，要有不失時機地採取適當措施的思想準備。」森恪在解釋這一條時說，「何方」是指中國本土即南京政府、北方的蘇聯和中國以外的一切外國以及東三省內部；「不問其何等理由，斷然採取措施」，這就是警告蔣介石的南京政權不得進入滿蒙，不得把它置於其管轄之下。可見，日本支持蔣介石統一和管轄長城內的中國，而滿蒙是由日本來控制。
一種政策的產生，總有其客觀形勢。形勢是制定政策的基礎，政策要解決形勢所提出的問題。東方會議是在1927年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新興軍閥蔣介石取代舊軍閥即將統一包括東三省在內的中國的形勢下召開的。東方會議所討論或決定的問題，正是這一形勢所提出的新問題。東方會議的內容和客觀形勢較為吻合。這就是從現有的史料中得出的結論。
至於《田中奏摺》中所寫侵吞全中國、征服亞洲、稱霸世界等全球性戰略問題，據現有史料考釋，東方會議沒有涉及。但僅就東方會議的內容下全面的結論，為時尚早。6月28日，7月3日（星期日）、5日、6日是否開過會？對此《東方會議經過報告》沒有記載。《田中義一傳記》下卷的日程表寫的是只開過七天會，其中7月2日、4日下午休會，7日上午無記載。無記載的這幾天是否真的沒有開過會？也有待考釋。
注釋
[1]現在外務省檔案中見到的《東方會議經過報告》是《松本記錄》。美國國會圖書館複製的《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縮微膠捲）中標有「PVM」證號的就是《松本記錄》。松本指松本重雄（1889—1947）。他於1907年東亞同文書院畢業，數次任眾議院議員。1924年至1926年任總理大臣秘書，1933年12月，任外務省參議官，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任外務省次官。他在外務省任職期間，利用工作之便，抄寫複製了一批外務省檔案，並且把它保存在自己家裡。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燒毀了一批檔案，但松本的手抄檔案依然留下來。1947年7月松本死後，其家屬把這批檔案贈送給日本外交史料館。
[2]預備會議的日程如下：6月21日上午9時至12時，經濟特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出席者：外務省次官森恪、外務省參議植原悅喜郎、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亞洲局局長木村銳市及山本。地點：外務省第一會議室議題：通商局提出的《發展對華經濟政策》。6月22日上午9時至中午，滿蒙委員會出席者：森恪、芳澤、植原、木村、奉天總領事吉田茂、歐美局局長堀田正昭、外務省次官出淵勝次。地點：外務省第一會議室議題：外務省提出的《關於滿蒙政治形勢的安定及解決懸案問題》。6月23日上午9時至中午，經濟特別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出席者：森恪、出淵、吉田、植原、漢口總領事高尾亨、木村等。地點：外務省第一會議室議題：《發展對華經濟政策》；《關於長江流域日僑的經濟及復歸對策》。6月24日下午2時至5時，經濟特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出席者：森恪、芳澤、出淵、吉田、植原、高尾、矢田、木村。議題：《關於長江流域日僑的救濟及復歸對策》。
[3]一、東方會議出席者名單。二、東方會議日程表（密）。三、支那政治情況概觀（1927年6月25日，密）。四、田中總裁1927年4月16日在政友會臨時大會和6月12日該會關東大會上的講話；4月22日田中就職聲明。五、關於滿蒙政治形勢的安定及解決懸案問題（絕密）。六、救濟長江流域僑民問題。七、發展對華經濟政策（絕密）。八、山東出兵的反響。九、日本在華投資、貸款、貿易額概況表。十、7月7日田中外相《對華政策綱領》訓示。
[4]一、派往中國各軍一覽表（密）。二、蘇聯對北滿的企圖（密）。三、蘇軍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部署圖（密）。四、從北京勞農大使[館]沒收的秘密文書（密）。
[5]一、南滿附屬地地方行政統一案（密）。二、民間對華（字跡不清）。
[6]《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2～326頁。高倉徹一：《田中義一傳》，下卷，第644頁。
[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7～328頁。
[8]《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7頁。
[9]《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7頁。
[10]《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2頁。
[11]《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51頁。
[12]《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0頁。
[13]《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9～330頁。
[14]《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2～333頁。
[15]《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0～331頁。
[16]《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8～329頁。
[1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9頁。
[18]《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3～334頁。
[19]《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0頁。
[20]《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4頁。
[21]《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5頁。
[22]《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77頁。
[23]《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1～332頁。
[24]《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7頁。
[25]《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51～352頁。
[26]《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77～178頁。
[2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79～184，422～425頁。
[28]《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2頁。
[29]《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85～195，430～441頁。
[30]《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229，361，362頁。
[31]《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2頁。
[32]《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8～379頁。
[33]《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445～446，451、459～464頁。
[34]《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7頁。
[35]《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8頁。
[36]《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2頁。
[3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2頁。
[38]《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3～374頁。
[39]《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9～370頁。
[40]《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9～346頁。
[41]《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83～390頁。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傳》，下卷，原書房1981年版，第652～654頁。以下有關引文，均見該檔案和書。
[42]《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第391～405頁，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傳》，下卷，第654～658頁。以下有關引文均見此檔案和此書。
[43]《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2～344頁。
[44]《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6～3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