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東方會議

  會議採取委員制，設委員長1人，委員19人，臨時委員2人，共22人。此外，幹事4人，旁聽者數人。委員長是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委員中外務省5人，駐華公使和總領事4人，殖民地官員3人，陸軍省3人，海軍省3人，大藏省1人；臨時委員中外務省1人，陸軍省1人。旁聽的是陸軍、海軍、鐵道、文部、農林等大臣。會議主要成員是外務、陸軍、海軍等省次官和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的次長以及有關局的局長和駐華公使及總領事。可見這次會議是次官、次長和局長一級的事務性會議，而不是最高的決策性會議。

  

  開幕前，即6月21日至24日外務省的有關人員在外務省召開了四次預備會。[2]

  東方會議是分為幾種形式召開的。一是大會，由田中首相兼外相親自主持，如他不出席，由森恪外務省次官主持；二是特別會議，由外務省亞洲局局長木村銳市主持。關於東方會議的日程，《東方會議經過報告》（簡稱《報告》）和《田中義一傳記》（簡稱《傳記》）的記載有所不同，比較如下：

  續表

  續表

  註：①見《會議經過簡明表》，美國國會圖書館複製《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17～322頁。②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傳》下卷，原書房1981年版，第645～651頁。

  會議期間外務省發了10份文件[3]；參謀本部發了4份材料[4]；關東廳發了2份材料[5]；此外，還發了數份參考資料。

  為什麼召開這次會議？田中外相在開幕詞中簡要說道：「最近中國的局勢極為混亂，因此政府在執行對華政策時要慎重考慮。現中國戰局一時得到平穩，所以藉此機會徵求諸君的坦率意見，以供政府參考。同時想得到諸君對政府所執行的政策的充分理解，以便執行統一的徹底的政策。為此召開了這次會議。」[6]據現有檔案材料，會議主要討論包括滿蒙問題在內的對華政策。

  東方會議研究討論的問題，歸納起來大約有五大問題。

  第一個大問題是中國的政局。

  分析和判斷中國形勢是決定對華政策的基礎，因此，東方會議首先討論了中國的政局。如日程表所示，上海總領事矢田、漢口總領事高尾、奉天總領事吉田、駐華公使芳澤、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松井分別作了報告和發言。他們的報告和發言，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南京、武漢、北京政權及其相互關係和變化趨勢。

  （1）對南京政府的分析

  「四一二」政變後，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這是新軍閥反共、反人民的獨裁政權。可是矢田則認為，「從廣東崛起的新興勢力不管怎樣，給中國民眾帶來變化，和過去封建勢力的爭奪大不相同」「不論其善與惡，不可忽視這一勢力」，因為「中國本土最終被南方勢力所占有」。[7]他認為，南京政權「在政治、經濟及社會體制上和日本大體相同，且具有相當的持久性」[8]，因此主張「將南京政權承認為交涉的對象，予以他們一種援助」[9]。至於南京政府的政治傾向，松井部長則認為，「南京派排斥共產主義，採取純國民主義，逐漸變成穩健」[10]，「目前蔣介石的這種穩健對我們是有利的」[11]。所謂穩健是指不反帝，鎮壓人民的反帝鬥爭。對南京政權的看法，基本上和前外相幣原的看法一致，一直貫穿在日本的對華政策之中。

  （2）對武漢政府的分析

  國民政府1926年12月從廣州遷都武漢。後期，在汪精衛等人的把持下迅速向右轉化，鎮壓工農革命運動，捕殺共產黨員。對武漢政府的這種轉變，東方會議是如何看待的？漢口總領事高尾認為：「現在武漢政府堅決取締[共產黨]，非常努力改善事態，如共產黨員不附從國民黨，則採取加以處理的方針。」[12]上海總領事矢田也認為：「武漢派將來和共產主義分子分手之可能不是沒有的。」[13]但這時汪精衛還沒有公開叛變，因此，松井部長認為，武漢政府「容忍共產主義。武漢派表面上雖有穩健政策的傾向，但和第三國際的關係依然沒有斷」[14]。

  （3）對寧漢政權合流的分析

  汪精衛叛變後，以蔣介石、胡漢民為代表的南京派和以汪精衛、唐生智為首的武漢派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礎上開始合流。東方會議上，漢口總領事高尾認為，「南京、武漢政府將來都是和共產黨絕緣的以純國民黨為基礎的政府」「其內部均有不良分子，如能橫掃他們，則有南方穩定派大同團結的充分可能性。」[15]上海總領事矢田說得更肯定。他說：「南京、武漢兩政府的聯合有十分的可能性，武漢政府不久會合流於[南京政府]。」[16]他們對寧漢合流抱有很大希望，準備援助他們。高尾總領事直言不諱地說：「將來南方穩健分子達成大同團結，則承認他們為一個政權，予以直接或間接的援助。」[17]可是松井部長卻認為，「南方派的一致是困難的」[18]。

  （4）寧漢政府是否「北伐」？

  這是日本極為關切的問題，因為「北伐」直接關係到日本在華北及滿蒙的權益和張作霖的命運。高尾總領事認為：「南方派對北伐不會死心，如南方形勢允許，就著手進行北伐。」[19]松井部長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南方由於寧漢對立，在安定南方地盤前不會急於「北伐」，且南北雙方有可能進行妥協。[20]芳澤公使也同意松井的意見，認為寧漢兩派「都處於需要整頓其內部的時期，所以當此之際是否立即出動頗有疑問」[21]。可是，蔣介石打著「北伐」旗幟，繼續北上。7月底8月初在徐州一帶被直魯聯軍打敗後才返回長江以南。

  （5）對北京政權和張作霖的分析

  日本對張作霖進關把持北京政權不是積極支持的，而且勸他返回東三省鞏固其統治。外務省提交東方會議《關於滿蒙政治形勢安定及解決懸案問題》的文件寫道：「當前中國形勢對張作霖不利」，張作霖「應充實東三省的基礎，維持治安，安定人心，以便儘可能防止動亂的波及。這是當務之急」。[22]吉田茂奉天總領事也認為，如南軍北上，張作霖「早晚失去在京津的地位」，逃回東三省，「東三省目前的政治組織使張一時能維持其地位。然而……對其前途不能樂觀」[23]。芳澤說得更清楚。他說：如南北決戰，「勝利的可能，北方三，南方七」「如能保住安國軍的現狀，就形成南北對峙，一時維持穩定。其間可進行妥協運動。但經濟狀況能否維持較長時間，頗有疑問」[24]。至於張作霖問題，吉田則認為：「目前東三省維持其現行制度對我們雖然是方便的，但我們不可能把重點放在張作霖命運的如何上。如張自己有力量支撐自己則可支持他；如張自己沒有力量支撐自己時支持他，則有百害無一益。這就是說，張的命運將聽憑張自身的力量，這是很重要的。」[25]吉田的意見實際是，如能對日有用則支持他，無用則踢開他，不要過分地依賴張。

  第二個大問題是維護和擴大在華經濟權益問題。

  維護和擴大在華經濟權益是日本對華政策的最終目的，在中國南北政局動盪的歷史時期如何實現這一目的，是東方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之一。

  在經濟問題中，占據首位的是滿蒙經濟權益問題。外務省提案《關於滿蒙政治形勢的安定及解決懸案問題》提出：（一）「鑑於目前東三省財政金融形勢，由東三省當局本身確立和整頓財政，這樣才能鞏固內政的基礎」；（二）「藉此機會促使解決日中雙方在該地的經濟發展所需的諸懸案」。[26]此提案，附加了三個附件。

  附件一是《關於東三省的財政整頓問題》。這時，由於連年的軍閥混戰，張作霖亂印鈔票，結果奉票不值錢，通貨惡性膨脹，引起東三省財政金融的混亂，金本位的日幣和奉票匯率跟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這直接影響了日本對滿蒙的經濟侵略。因此日本急於整頓東三省的財政金融。要整頓財政，需要一批資金。外務省在此案中提出由大倉組、滿鐵和東亞勸業公司向張作霖提供整頓財政的一筆貸款。但貸款條件苛刻。大倉組要求延長本溪湖煤礦的開採期限；滿鐵要求新的築路權；東亞勸業公司要求商租權及共同經營蒙古農業，開放既成鐵路和新修鐵路沿線土地及土地出租權。[27]作為具體交涉的程序，先由政府和奉張交涉，如張同意，則由奉天總領事和張作霖締結貸款協定。如外務省的這一計劃得以實現，日本既掃除經濟侵略上的障礙，又能擴大對東三省的資本輸出。但因動盪的中國政局及張作霖命運的朝不保夕，東方會議最後決定，「東三省財政整頓問題，鑑於張作霖目前的行動，難於迅速實現」[28]。因此這一計劃暫時擱淺。

  附件二是《關於滿蒙鐵路問題》。鐵路是日本侵略滿蒙的開路先鋒，因此鐵路成為經濟權益中的核心問題。在這一附件中，外務省提出對七條線的築路權：1.長春—大賚線；2.呼蘭—綏化線；3.新邱線；4.白音太拉—開魯線及其延長線；5.吉林—會寧線（包括圖們鐵橋）；6.齊齊哈爾—昂昂溪線；7.洮南—索倫線。[29]東方會議大致同意了這一提案。但對齊齊哈爾—昂昂溪線和洮南—索倫線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陸軍認為，洮南—索倫線將來對蘇作戰很有用，因此應及早修築。但外務省的一些人認為，蘇聯對這一鐵路會敏感，怕影響剛建立的日蘇關係，要求慎重對待。至於齊齊哈爾—昂昂溪線，此線要越過中東鐵路，解決橫跨問題後再修這一條線。[30]東方會議認為，「現在是實現築路方案的好時機」[31]，如張作霖同意這七條線，日本則同意他修彭武—白音太拉線。

  附件三是《關于吉林、海龍鐵路問題》。吉林—海龍線是日本根據1918年9月24日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後藤新平簽署的《滿蒙四條鐵路協定》攫取的。可是張作霖不答應日本修，且從1926年6月起自己動手修。因此，日本想搶過來修這條鐵路，以便和奉天—海龍線相接，成為滿鐵的支線。

  東方會議決定的這一築路計劃是日本攫取滿鐵以來的最大一次築路計劃，赤裸裸地露出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除以上三個附件外，東方會議就滿蒙的經濟侵略還討論了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是對土地的商租問題。如鐵路是日本侵略滿蒙的開路先鋒，商租地則是經濟侵略的據點。會議認為，日本在滿蒙的經濟侵略遲緩的原因之一是未解決土地的商租權。因此把商租權當作「發展[在滿蒙]日僑經濟的極為重要的問題」[32]，因此，1928年要解決土地商租權。

  其次是「滿鐵中心主義」。滿鐵是日本在東三省的殖民權益的化身，是綜合經營鐵路和其他各行業的國家壟斷財團。但隨著日本經濟侵略的擴大，因各財團的競爭，讓滿鐵只經營鐵路和礦山，其他行業獨立於滿鐵，由其他財團和企業來經營。至於鐵路，除滿鐵外，其他鐵路公司也可參加經營。

  最後是「大連港中心主義」。大連港是日本掠奪滿蒙的主要海港。但隨著掠奪的擴大，需要開放新的港口。因此，要開朝鮮東北部的清津港。

  後兩個問題，只是討論，沒有作出決定。

  此外，會議還討論了通商局提出的《發展對華經濟政策》《關於救濟長江流域日僑問題》。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和保障日本大小資本家的對華經濟侵略活動，對可能受到中國人民和北伐戰爭衝擊的日本資本家「實行保險」和予以「救濟」和「補償」。[33]

  第三個大問題是山東撤兵和排日、抵制日貨問題。

  1927年4月前，中國人民主要反對英帝國主義。1927年5月28日日本政府決定出兵山東，6月1日日軍兩千人登陸青島，這激起了中國人民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因此，東方會議把山東撤兵和反日、抵制日貨聯在一起討論。在中國人民的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的打擊下，一些人主張撤回山東的侵略軍，但在何時如何撤兵問題上有分歧。第一種意見是，「反日的原因在於山東出兵。反日對我們在華經濟發展予以很大影響，因此應迅速撤回山東派遣軍，消除反日原因」[34]。第二種意見認為，除上述原因外，「似乎還有中國內部的政治關係」，因此在撤軍的同時，提出嚴重抗議，下令鎮壓反日運動。[35]第三種意見認為，反日和出兵雖有聯繫，但立即撤兵是不合適的，得到充分的保證後才能撤兵。[36]第四種意見主張，使中方認清日本出兵的目的後，「避開反日高潮時期，借適當機會，以適當方法迅速撤回是可以的」。[37]第五種意見認為：「反日的原因是南方把我出兵疑為對北方的援助。在南京、武漢兩政府抗衡的情況下，我們的出兵正被他們的政治活動所利用，因此，撤兵有利於消除這一疑慮。」[38]但一些人反對撤兵，說出兵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僑民，這一目的尚未達到。甚至說「反日運動高漲時，如怕反日而撤兵，卻增長中國人的事大主義」[39]。

  在東方會議上就山東撤兵問題雖有分歧，但7月7日會議結束時，日本政府決定登陸青島的日軍進一步進犯濟南，並於7月10日又增派2200人。

  第四個問題是對華武器輸出問題。

  在軍閥林立的中國，列強向軍閥提供大量軍械武器。列強為牽制對方的武器輸出，曾約定禁止向中國輸出武器，但暗中依然輸出。如何對待？會上有四種意見：解除禁令；默認；維持現狀；嚴加禁止。結果多數人認為，如解除禁令，擁有大戰中過剩武器的列國在武器輸出中占主導地位，日本在競爭中被壓倒，因此同意維持現狀。

  第五個問題是各委員向政府提出的四條建議和四條批評。

  其中有一條是批評政府對張作霖的援助。他們認為，日本援助張作霖，英國援助段祺瑞，蘇聯援助南方國民政府，都失敗了。這是因為：第一，一國的援助「招來他國的嫉妒和阻礙」；第二，「以個人為目標的援助，沒有民眾的基礎，缺乏持久性」；第三，「在民眾力量偉大的今天，武器、金錢等物資的援助已經過時了」，即使提供武器和金錢也不能抵擋群眾的力量。[40]因此政府應放棄援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