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洋政府對山東問題的態度

  中國北洋政府是封建階級的政府。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政權落到皖系軍閥段祺瑞手裡。段祺瑞的統治，和袁世凱一脈相傳。此時，歐戰方酣，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對華影響獨盛。日本看中段祺瑞，以重金和武器全力扶植他，以便達到獨霸中國的目的。段祺瑞完全投靠在日本的懷裡，公開拍賣國家主權，換取日本對他「武力統一」中國的支持，步袁世凱的後塵，把山東的權益繼續奉送給日本。

  日本懂得，如果中國參戰，它在山東的權益在法律上就要處於被動不利的地位。所以日本一直阻止中國對德宣戰。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下，才不得不同意中國參戰。北洋政府1917年8月對德正式宣戰。宣戰書宣布：「所有以前我國與德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合同、協約及其他國際條款、國際協定屬於中德、中奧間之關係者，悉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30]據此，1898年3月德國與中國訂立的《膠澳租借條約》也隨即廢止；1915年5月日本基於該條約和袁世凱政府簽訂的《關於山東省之條約》及其換文，也自然失其效用。這正如中國代表在山東問題的說帖中所說：「德國人所享之租借權利，按法理言之，即業已回復於領土之主權國。易言之，即德國人業已喪失其租借地等各項權利，故已不復享有所謂關於山東省之權利可以讓與他國者（指日本——筆者注）也。」[31]

  這是中國收回山東的最有利的法理根據，是日本詞窮理虧之所在。日本的全權代表也不得不承認，日本在山東問題上「從國際公法的觀點來說，多少有弱點」[32]。因此在和會中，日本最怕中國和列強提及此事。

  可是，北洋政府於對德宣戰一年後的1918年9月24日，又與日本訂立了濟[南]順[德]、高[密]徐[州]兩條鐵路借款兩千萬日元的協定。這一借款是西原借款的組成部分，是日本收買段祺瑞的一步棋。據統計，從1917年以來，日本和段祺瑞政府先後訂立了各種名目的借款達五億日元的協定。段祺瑞為了撈取「武力統一」中國的政治和軍事資本，在訂立這一鐵路借款的同時，又和日本訂立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新協定，再次出賣了膠州灣和膠濟鐵路。這是日本為彌補山東問題上的理虧而設置的圈套。這一協定不僅為日本攫取山東提供了口實，而且使中國重新認可了因對德宣戰而廢止的1915年5月訂立的「二十一條」中有關山東的條約及其換文。這就給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立於不敗之地的地位造成了困難。日本在和會上抓住這一點不放。日本全權代表說，「該宣戰在任何情況下，對於1918年9月24日的協定即宣戰後締結的協定之效果，不能產生影響」「中國締結1918年9月24日協定這一事實本身，就承認了1915年5月25日條約的無可爭辯性」。[33]

  而且公然揚言「中國現在根據上述協定已經接受了兩千萬元的預支金」[34]。克里孟梭也為虎作倀地說：「這一事實對日本頗為有利。」[35]威爾遜也挖苦中國代表說：「1918年9月，當時，協約氣勢甚張，停戰在即，日本決不能再強迫中國，何以又欣然同意與之訂約？」[36]這樣，1918年的兩個協定便成為日本在和會上攫取山東的把柄。

  北洋政府尚不止此。在和會進行期間，外交次長曹汝霖竟數次對駐華公使小幡交底說，政府對和會代表的訓令中未提及山東問題，只涉及廢除治外法權、撤出外國軍隊、關稅自主等問題。[37]這就表明北洋政府不打算把山東問題提交和會。據《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議記錄》記載，中國代表團對山東問題事前確實毫無準備，在2月21日舉行的中國代表團第十四次會議上才討論了山東問題，並起草提交和會的文件。中國代表團在和會期間的七十餘次會議中，討論山東問題僅有八九次。而且，中國首席全權代表陸征祥赴法路經東京時，還登門拜會日本外相內田和牧野。據牧野說：「會見時約定在和會中協力和衷，並在1月25日的預備會議上再次確認其態度不變。」[38]此事當時在巴黎鬧得滿城風雨，在中國代表團內部也引起軒然大波。陸征祥身居首席全權代表，經常不出席事關大局的重要會議，卻去瑞士「治病」，甚至揚言要辭去外交總長和首席全權代表之職。

  在和會上，中國全權代表王正廷和顧維鈞在中國人民的壓力下，有一個階段確為山東問題進行了力爭。在1月28日的會議上，他們首次舌戰日本，據理闡明膠州租借地和膠濟鐵路以及其他一切權益應直接交還中國之理由。對此，日本政府深感震驚。駐華公使小幡驚訝地說，這「使日本委員狼狽不堪」[39]。小幡遂於2月2日奉日本政府之命向北洋政府施加壓力，揚言「顧氏欲假外國之勢力以抑壓日本，殊與日本以不快之感」[40]。外交次長曹汝霖卑躬屈膝地答道：「本部所得電報，亦知28日會議上顧、王兩氏與貴國珍田、松井兩氏頗有辯論，當呈明大總統。大總統注重兩國邦交，已囑外交部電令該代表等勿得過於激烈。今日貴使既來提及此事，本國政府應更注意。」[41]對此，小幡「極為滿意」「希望貴國政府以本國政府訓令之意，電達貴國代表」。[42]小幡這種態度，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但北洋政府卻於2月10日發表聲明，隱瞞日本對中國施加壓力的真相，說什麼「此系不明真相之誤傳」「中日兩國現在謀親善之實現，更不應有何誤解，盼望兩國代表在巴黎會議場中，勿再生何等之誤會」。[43]這就是說，不許中國代表在和會上同日本代表爭辯山東問題。日本對此頗為滿意。小幡公使立即電告內田外相說：「該聲明緩和北京各報的反日論鋒的積極作用是十分明顯的。」[44]

  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交關於山東問題之說帖，理直氣壯地擺出中國要求歸還山東的七條理由及應該直接歸還中國的五條理由，曾一度壓下了日本的氣焰。日本不得不請國內外的所謂專家來研究說帖，忙得不可開交。可是曹汝霖卻跑到日本使館去，誹謗中國代表，竟說「將青島問題及山東的德國權利直接收回問題最先提交會議，並未與北府商量，純屬顧、王二人擅自行動」；並向小幡公使轉達大總統對日的誠意，助長日人的氣焰。[45]顧維鈞、王正廷等和會代表和北洋政府對山東問題的不同態度，一方面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和北洋政府的賣國之間的矛盾與鬥爭；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美國和日本在山東問題上的爭奪。中國代表團的主將顧維鈞等是親美派，他們在4月24日向和會提了一個新方案，要求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先移交五大國，將來由五大國交還中國。[46]這實質上迎合了美國的國際聯盟委任統治的需要，反映了美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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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和約的日期日益逼近。中國人民紛紛打電報給中國全權代表，要他們拒簽和約。可是北洋政府卻背著全國廣大民眾，於5月21日密電中國代表無條件簽字，不得保留。

  6月5日，日人西田登臨總統徐世昌的大門，勸他無條件簽字。徐世昌俯首帖耳，當即表示「我最初的主張即是如此，全然同意」[47]。6月11、12日，陸宗輿連續兩天跑到日本使館，對小幡公使大獻殷勤，密告徐世昌的意圖。他說：「大總統決心依然無保留簽字，對其決定毫無動搖，並已將其意電訓巴黎。」[48]他又說，假若中國國內各省督軍發生異議，大總統也堅持原意，表示「除辭職之外，別無他法」[49]。小幡對陸的密告十分滿意。上述種種表演，一筆勾銷了中國代表為力爭山東而做的一切努力。

  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代表團內部逐漸分化。王正廷[50]等主張拒簽。他在5月28日的代表團會議上表示：「就英、法、美方而言，如果欲分劃中國，此次雖簽和，也無可挽回。」[51]顧維鈞則開始躊躇，說：「不簽字則全國注意日本，民氣一振，簽字則國內將自相紛擾。」[52]胡惟德等主張簽和，說：「簽字一層，苟利於國家，毅然為之，不必為個人毀譽計。」[53]這一分化，實際上是反映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爭奪與妥協。親日派主張簽和；親美的顧維鈞等人開始力爭山東，但隨著美、日的妥協，隨即改變態度，表示妥協。日本全權代表看出顧維鈞的態度有變化，便設宴招待他。顧在席間對日本全權代表伊集院說，通過會談很好地理解了日本的誠意，對相互間所引起的誤會深表遺憾。[54]

  這時，北洋政府一面電令在巴黎的代表簽約，一面派陸宗輿去日本使館告密，告訴日本人說若王正廷等拒簽，則叫施肇基簽和[55]，並囑小幡公使保守機密。

  日本政府得到上述保證後，更加有恃無恐。當28日下午中國代表拒簽和約時，早已洞悉中國內情的日本全權代表毫不在意，電告內田外相說，拒簽全然是當地中國代表的擅自行動，非該國政府之意。[56]徐世昌驚悉拒簽消息後，馬上和段祺瑞策劃對策。他怒氣沖沖地說，這次拒簽對列國似乎造成中國政府命令之誤解，事關政府威信，不可等閒視之，速免和會專使，以便列國周知此次拒簽並非政府之意。[57]同時，他派徐樹錚把此意通知日方。迄於7月初，段祺瑞還準備任命主簽派的胡惟德、王廣祈為全權代表，補簽和約，並希望日本全權代表幫忙。[58]但此時和會已結束，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在巴黎和會期間，中國南北和會於2月20日在上海召開。段祺瑞一方面派代表參加和會，另一方面利用他參戰督辦的職權，依靠日本提供的軍火和教官，火速建立了參戰軍三個師和西北邊防軍四個混成旅，準備推翻南北和會，再走「武力統一」中國的老路。所以，段祺瑞是以奉送山東來換取日本對他的軍事援助的。這是段祺瑞和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期間，投靠日本、出賣山東的國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