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時代——五四運動
2024-10-13 09:40:34
作者： 吳廷璆
和會外交的失敗，置中國於戰敗國的地位。消息傳來，全國群情激奮，學界情緒尤為激昂。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學生們手持旗幟，上書「爭回青島方罷休」「拒絕和約簽字」「頭可斷，青島不可失」「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遊行隊伍沖向趙家樓，火燒賣國賊的巢穴，痛毆章宗祥。這就是中國近代革命歷史上偉大的五四運動的開端。它以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為導火線，揭開了中國人民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天安門前的星星之火，迅猛形成燎原之勢，席捲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5月7日，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重慶等地的學生分別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全國二十多個省的幾十萬學生相繼投入了五四革命風暴之中。6月3日，中國工人階級也投入了鬥爭，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與五四運動的爆發，兩者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繫。五四運動是1911年辛亥革命失敗以來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產物。五四運動爆發的歷史必然性中包含著和會外交失敗的原因，因此，和會外交的失敗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迅猛地點燃新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革命烈火，並且使它具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意義。
和會外交的失敗打破了部分國人對和會和威爾遜的幻想，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覺悟。當巴黎和會開幕時，中國有一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帝國主義的宣傳和「威爾遜十四條」的迷惑下，為巴黎和會的召開慶幸，對英、美等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代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上海《時事新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歐戰結束，和會開始，凡為弱小之國，莫不思借威爾遜之宣言，力求國際之平等，如民族自決，外交公開，國際弭兵等項，尤為著者也。」[59]陳獨秀和他主編的《每周評論》也曾對和會和威爾遜抱有很大的幻想，要求和會通過取消中國和外國訂立的喪權辱國條約，承認中國收回山東的權利。他還主張，亞洲各國聯合起來，向和會提出「人類平等一概不得歧視」的意見，如這一意見能通過，那「他種歐美各國對亞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種不平等的條約，便自然從根消滅」[60]。他甚至把威爾遜捧為「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61]。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分割弱小民族的醜惡嘴臉以及和會對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這些嚴酷的事實，徹底打破了某些中國人對和會和威爾遜所抱有的幻想。陳獨秀說：「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62]由此他進一步認識到，和會是分贓會議，「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63]。李大釗也憤怒地揭露：「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64]而且質問威爾遜道：「威爾遜！你不是反對秘密外交嗎？為什麼他們解決山東問題，還是根據某年月日的倫敦密約，還是根據某年月日的某某軍閥間的秘密協定？」[65]對和會和威爾遜的這種新認識，激發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覺悟，點燃了熊熊的「五四」革命烈火。
這時，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的指引下，用無產階級宇宙觀觀察帝國主義世界，從巴黎和會失敗的教訓中得出帝國主義世界是強盜世界的結論。「五四」前，人們認為「抱侵略主義的日本人，是我們莫大的仇敵」[66]，李大釗於和會外交失敗不久的5月18日，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日本所以還能拿他那侵略主義在世界上橫行的緣故，全因為現在的世界，還是強盜世界。那麼不止奪取山東的是我們的仇敵，這強盜世界中的一切強盜團體，秘密外交這一類的一切強盜行為，都是我們的仇敵。」[67]這強盜集團就是包括歐美列強在內的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人民要反對日本的侵略，就要反對在其幕後支持它的一切帝國主義。李大釗根據對於帝國主義強盜世界的新認識，進一步提出了「把這強盜世界推翻」「改造強盜世界」的徹底反帝的革命口號，這就使得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本性的認識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飛躍，給五四運動賦予了徹底反帝的革命性質，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發展。
中國和會外交失敗，不僅剖示了帝國主義侵略、瓜分中國的本質，而且也把北洋軍閥政府在山東問題上出賣民族主權的行徑，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清了封建軍閥政府的本性。《每周評論》嚴詞斥責北洋軍閥「引狼入室」「有意賣國」，賣國不僅是曹、章、陸三人，而且是整個反動軍閥。通過1914年日本侵占山東到1919年中國和會外交失敗的全過程，中國人民認清了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買辦階級侵略中國的實質，同時也認清：要徹底反帝就必須徹底反封建，要徹底反封建就必須徹底反帝的道理。
不僅如此，李大釗等從帝國主義強盜世界這一認識出發，進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階級的所謂「以夷制夷」的本質。袁世凱1914年讓日本占領山東時曾辯解說是為了以東洋的黃種人驅逐西方的白人，結果引狼入室，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占領了膠州灣和膠濟鐵路。李大釗指出：「這回青島問題，發生在群『夷』相爭，一『夷』得手的時候。」[68]在「群『夷』相爭」的時代，「以夷制夷」「是根本的大錯」「在那『以夷制夷』四個大字下討一種偷安苟且的生活，這真是民族的莫大恥辱」。[69]這是對封建階級的投降主義的新認識，它提高了人民群眾反帝必反封建的覺悟。中國人民從和會外交失敗這一莫大的刺激中總結出了新思想、新認識。五四運動就是在這一新認識、新思想的指引下，以歷史上不曾有的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態，猛烈地衝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中國人民的大革命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注釋
[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3冊，第639頁。
[2]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3冊，第644～660頁。
[3]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3冊，第655頁。
[4]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3冊，第653頁。
[5]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3冊，第813～817頁。
[6]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巴黎和會經過概要》，1971年版，第723頁。鹿島守之助著：《日本外交史——巴黎和會》，第12卷，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1年版，第141頁。
[7]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804頁。
[8]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3冊，第116頁。
[9]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巴黎和會經過概要》，1971年版，第721頁。
[1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242頁。
[1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巴黎和會經過概要》，1971年版，第726頁。
[12]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上卷，第464頁。
[13]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巴黎和會經過概要》，1971年版，第747頁。
[14]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大公報社1934年版，第315頁。
[15]美國國會圖書館複製：《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okyo，Japan，1868～1945，microfilmed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P50卷，PVM16，第413～414頁。
[16]《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三年，第3冊，第174頁。
[17]《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277頁。
[1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806頁。
[19]R.S.巴克爾：《伍羅德·威爾遜與世界的和解》，紐約1922年版，第266頁。
[20]R.S.巴克爾：《伍羅德·威爾遜與世界的和解》，紐約1922年版，第262頁。
[21]《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298頁。
[22]《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807頁。
[23]R.S.巴克爾：《威爾遜在巴黎做了什麼？》，紐約1920年版，第102～103頁。
[24]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巴黎和會經過概要》，1971年版，第748～749頁。
[25]《陸專使參與歐和會經過概要》，見張一志編：《山東問題彙刊》，上海歐美同學會1921會年版，第212頁。
[26]北洋政府編：《巴黎和會關於膠澳問題交涉紀要》，第3部分，北洋政府檔案。
[2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0卷，PVM16，第1709～1710頁。
[28]《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0卷，PVM16，第1709～1710頁。
[29]《列寧全集》，第22卷，第163頁。
[30]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大公報社1934年版，第91頁。
[31]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大公報社1934年版，第263頁。
[32]《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805頁。
[33]《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29卷，12528，第56～57頁。
[34]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巴黎和會經過概要》，1971年版，第734頁。
[35]《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29卷，12528，第71頁。
[36]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大公報社1934年版，第314頁。
[37]《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200頁。
[3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799頁。
[39]《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1卷，PVM16，第1368頁。
[40]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大公報社1934年版，第246頁。
[41]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大公報社1934年版，第245頁。
[42]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大公報社1934年版，第247頁。
[43]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大公報社1934年版，第249～250頁。
[44]《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167～176頁。
[45]《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200頁。
[46]張一志編：《陸專使等參與歐和會報告》，第210～211頁。
[4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頁。
[48]《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頁。
[49]《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頁。
[50]王正廷是南方政府的外交次長。
[51]張一志編：《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議記錄》，《山東問題彙刊》，第200頁。
[52]張一志編：《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議記錄》，《山東問題彙刊》，第203頁。
[53]張一志編：《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議記錄》，第203頁。
[54]《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810頁。
[55]《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27～1628頁。
[56]《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八年，第3冊上卷，第355頁。
[5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752頁。
[58]《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728頁。
[59]《時事新報》，1919年2月11日。
[60]《每周評論》，第20號。
[61]《每周評論》，第20號。
[62]《每周評論》，第20號。
[63]《每周評論》，第20號。
[64]《李大釗選集》，第212頁。
[65]《每周評論》創刊號。
[66]《李大釗選集》，第213頁。
[67]《李大釗選集》，第214頁。
[68]《李大釗選集》，第213～214頁。
[69]《李大釗選集》，第213～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