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下級武士在日本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

  明治維新史研究中有一種意見認為，「把一切變革都視為階級鬥爭乃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命題，不論在什麼樣的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中，也不曾有過由封建的統治者集團的末輩——下級武士，站在它的先頭來進行的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168]。持這種意見者似以「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作為其論斷的依據。但歷史上許多問題往往是複雜的，「剝削的存在，永遠會在被剝削者本身和個別『知識分子』代表中間產生一些與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169]。對幕末下級武士的情況便須進行具體的分析。

  遠自16世紀末豐臣秀吉實行兵農分離政策，日本的下級武士便大都住在城市裡。他們參與剝奪農民剩餘勞動，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能從領主手裡領取一定數量的祿米。據估計，武士的平均收入為35石以下，和農民的經濟水平不相上下。[170]每當領主財政困難時，首先犧牲他們的利益，大批削減俸祿，甚至只給祿米的一半（半知）。以至於有些下級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單衣夏穿棉，無處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賤者猶不如」[171]。開國後物價暴漲，經濟混亂，下級武士又首當其衝，以致根本無法指靠武士的收入養家活口，他們不得不另謀生路。德川時代的國學者大江季彥在《經濟評論》中說，「俸祿菲薄之士，賴手工製作以給不足。以一人15俵之祿米，養五六口之家，何以為生？如日唯習武，荒於製作，則餓死外別無良策」[172]。福澤諭吉對豐前（今大分縣）中津藩下級武士的生活，也做了同樣的記述：「家中如有三五兒女或老人，歲入即不足以供給衣食。故家人凡堪力役者，不問男女，或做手工，或事紡績，唯艱辛以為生計。雖謂『兼業』，實則以兼業為本業，反以藩之公務為兼業也。」[173]《甲子夜話》中所說的「米澤的筆，長門的傘，鍋島的竹笠，秋月的印盒，小倉的油布雨衣」[174]等，都是下級武士的副業產品。據大島昭在《仙台藩下級藩士的手工業者化》一文中所做的研究，在仙台藩「幾乎全部下級武士都兼營手工業」[175]。佐久間象山在其上書中也說，從事手工業者「武家之中過半數矣」[176]。可知這種現象是十分普遍的。

  下級武士改事他業，除上述情況之外，還有經營商業的。據19世紀初《江戶保甲長條陳》：商店250家中，出身武士浪人的達48家。也有武士作批發行資本家的。[177]還有一些下級武士為謀生計，寧願放棄族籍，成為無主的浪人，設塾教書，或從事醫生、作家等自由職業。如果說，後幾種情況尚屬少數，還不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那麼，下級武士的手工業者化卻是幕末社會廣泛存在、不容忽視的階級關係新變化。當下級武士的主要生活來源，由依靠祿米而轉變為依靠手工業勞動收入時，意味著階級地位的轉換。下級武士能否得到祿米，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日本的下級武士和歐洲的騎士不同，後者有封地，他們和封建領主制是共命運的。而日本下級武士大部分不掌握土地，只有祿米把他們和領主制聯在一起。這是日本封建統治者內部依附關係的特徵。它使下級武士和領主制的關係比較脆弱。封建末期，貨幣經濟發達，祿米不敷生活，生活失去保證，主從關係便難以維持。事實上，幕末出現大批下級武士從統治階級中游離出來的現象。他們大部分成了小生產者，少數人成為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由職業者或無業浪人。

  由於下級武士生活條件、階級地位的變化，他們的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當時一些有頭腦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福澤諭吉在描述了中津藩下級武士從事手工業勞動之後評論道：「其狀如此，實非純然之士族，或稱職人（手工業者）可也。以忙於生計，子弟之教無暇顧及。下等士族頗乏文學等高尚之教，自賤而有商工之風。」[178]武陽隱士也指責下級武士「養成町人、職人心胸，不知義禮恥辱」[179]。這不正是說明他們的思想意識已與商人和手工業者如出一轍了嗎？他們中的很多人終至「恨主如仇」，認識到幕藩體制無可迷戀，寄希望於新的出路。如果說英國的新貴族是因為採取了新的剝削方式而能夠和資產階級聯盟，那麼日本的下級武士卻是由於採取了新的謀生手段而能夠參加資產階級革命。歸根結底，都是因為他們在革命之前已經發生了階級地位廣泛深刻的變化。

  下級武士能夠參加乃至領導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因為他們有一支在當時的日本來說是最進步的知識分子隊伍。與輕視文化的歐洲騎士不同，日本武士（士）從來就是一個壟斷文化的階層。在下級武士中，出現了不少優秀的儒學者、國學者、蘭學者和洋學者。尤其是蘭學者和洋學者，通曉西方語文，掌握了輸入日本的西方各種知識。他們中的一些人往往設塾授徒（如緒方洪庵開辦「適適齋」，學生多至3000人。又如師事蘭學家佐久間象山的吉田松陰開設「松下村塾」，以新知識教授學生），在幕末的日本培養出一大批嚮往資本主義的進步知識分子。明治維新中，這批下級武士出身的知識分子，有的成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財政家、軍事家、外交家，有的成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有的成為工業家、企業家，像伊藤博文自許的那樣，作了明治國家的「廟堂棟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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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歐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前，大都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這樣的思想準備階段。在資本主義因素十分微弱、市民階級沒有形成的東方國家，則沒有出現過鮮明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想運動。在這些國家中，先進階級革命領導權的形成，一般表現為由進步知識分子接受國外傳來的革命思想，初步完成向先進階級世界觀的轉變，從而和本國的革命運動相結合，並指導革命運動不斷前進。日本的下級武士正是幕末日本社會中能提供這種進步知識分子的唯一階層。

  當然，也不能把下級武士中的進步知識分子理想化，過高估計他們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如前所述，他們中的一些人，一開始只不過是朦朧地嚮往資本主義，在開國的衝擊下，為尋找自己和日本民族的出路起而鬥爭，後來才在鬥爭中不斷地提高了自己的覺悟。如，有些人起初是帶著國學派的「經世致用」「公武一和」，儒家水戶學的「大義名分」「華夷之辨」等思想參加幕政改革和尊王攘夷運動的。在運動的實踐中，特別是經歷了「安政大獄」（1859）、「八一八政變」（1863）、列強炮擊下關和討伐長州（1864）等教訓後，認識到尊王攘夷政策的錯誤，毅然採取了討幕開國的主張。這是討幕派站到資產階級立場來的最鮮明的表現。討幕派是尊攘派武士轉變策略後和豪農豪商結成的革命同盟。此後，在討幕派的領導下，通過一年半的戊辰戰爭，推翻了德川封建領主政權，建立了地主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明治政權。所以，即使是進步的下級武士，也並非早已滌除了封建意識，換上資產階級的嶄新思想，然後再把事前擬定好的資本主義綱領一一付諸實施。這樣的估計，或試圖這樣要求他們，都不能說是歷史主義的態度。正因為如此，一直到1868年3月14日《五條誓文》發表，我們仍然讀不到一份像樣的稱得起是資產階級政綱的文件。但《五條誓文》畢竟出現了不同於德川政權的封建政策，傳達了資產階級的信息。如，「萬機決於公論」「盛行經綸」「官武一途，以迄庶民各遂其志」「求知識於世界」，等等。下級武士出身的維新領導人，能夠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斷把革命引向深化。在通過國內戰爭奪取政權之後，立即把移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全面發展資本主義提上了議事日程。最突出的事例是1871年岩倉使節團的出訪，當時國內形勢不穩，暗殺政府要員及農民起義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主要領導人率領龐大使團，遍訪歐美12國，歷時1年零10個月，實在是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外交壯舉。岩倉使團的任務雖然是三個，[180]但它的重點卻放到調查和研究資本主義各國的文物制度這一點上。使節團到達美國後，由伊藤博文起草，交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共同研究確定的使節團工作要點，充分表現了維新領導人在廢除封建領主制後，把日本迅速引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迫切願望。該文件稱，「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產，皆超絕東洋。由之，移此開明之風於我國，將使我國國民迅速進步至同等化域」[181]。這段文字明確地否定了東方各國當時的封建制度，而把歐美的資本主義制度視為「超絕東洋」的理想制度，準備儘快在日本建立起來。這種認識，這種決心都不是敵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封建統治者所能達到的。如果不具有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這種作為是不可想像的。誠然，像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類人物，出身於武士階級，勢必具有不少封建意識，但主要的應看他們頭腦中居於支配地位的是什麼政治觀點。如果資產階級思想不居支配地位，難道能夠把日本引向資本主義道路嗎？

  另外，日本的下級武士能夠領導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因為它具有政治鬥爭經驗和組織能力。日本的資產階級不像英法資產階級那樣，有過參加國會或三級會議的政治鬥爭經歷和相應的組織能力。而下級武士早在西南各藩的改革中已嶄露頭角，他們在尊王攘夷鬥爭階段增長了才幹和見識，逐漸摒棄了依靠少數人進行陰謀活動的鬥爭方式，開始組織藩際的活動。他們擁有一大批有勇氣、有謀略、有能力的活動家和組織者。日本不成熟的資產階級正是找到了這些嚮往資本主義的下級武士作為自己的政治代表，而自身則寧居幕後提供資金。事實證明，下級武士不但能在國內戰爭階段組織勝利的軍事進擊，還能在戰後逐步清除領主勢力，全面實行資產階級改革，發展資本主義。

  以上我們根據史實證明，一部分下級武士從統治階級中分化出來，參加並領導了資產階級革命。這樣的觀點是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呢？當然不是。明治維新的革命主力無疑是戊辰戰爭前後各地風起雲湧參加起義暴動的廣大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稱為草莽浪士的豪農豪商，以及被新政府解散乃至鎮壓的長州奇兵隊、長野的赤報隊等人民武裝。[182]但維新領導者則無疑是西南強藩下級武士為首的倒幕派。怎樣理解這種現象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指出，「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所以，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到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183]。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段話，有如下三層應予特別注意的意思：（1）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產生了強烈而尖銳的瓦解過程，使得其中的一部分人有可能游離出來歸附革命階級。（2）在資產階級與封建主階級決戰時，封建貴族中曾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來。（3）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決戰時，那些對歷史的發展趨勢已有所認識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比較容易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上述（1）和（2）可以直接回答，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能否轉到革命方面來，以及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進行這種轉變，（3）則可以啟示我們，統治階級中對歷史發展趨勢有所了解的知識分子比較容易發生這種轉變。我們認為，領導維新討幕的下級武士，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這種轉變可能的知識分子。

  由於下級武士階級地位發生變化，其中進步的知識分子並具有政治鬥爭經驗，所以能夠充當日本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在資產階級尚未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而又必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下級武士之充任領導，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正是明治維新不同於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