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維新政權的實質

  決定一個政權實質的因素，大體可以有兩方面：一是政權的階級構成即它的階級基礎是什麼？二是它的政策代表什麼階級的利益，即它為誰服務？

  首先從維新政權的階級基礎即它的階級構成看。

  幕末日本反封建和反侵略鬥爭的主力是農民和城市貧民，他們是倒幕派實現明治維新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他們反對一切的封建剝削，包括農奴主的領主制和半封建的地主制。但倒幕派在推翻幕藩體制後，不但不跟封建地主制進行鬥爭，反而和地主富農一道鎮壓農民起義。在維新政權中，當然沒有一個農民和城市貧民的代言人。

  豪農、豪商即富農、新興地主、農村中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家是倒幕派（下級武士和豪農商的同盟）的主要階級基礎，開港後由於對外貿易發展，他們之中一部分成為藩際貿易和超藩貿易的大商人。儘管幕藩領主多方壓抑，又受外國輸入品的打擊，農村行莊制家庭手工業仍有發展。這種商人控制的手工業常常和地主經營結合，剝削貧農，[107]因此不斷受到農民起義的攻擊，維新後他們得到政府保護，逐步上升為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家、工場手工業及近代企業的資本家，[108]成為新政府的階級基礎。如上文所說，這一階層的兩面性，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新政府的政策上來。

  大商業資本家在舊社會依靠幕藩領主。直至幕府崩潰前夕，新政府掌握了全國經濟中心的京都、大阪時，當地的大商家才倒向新政府方面。三井家的轉變過程就是這樣。[109]他們參加討幕戰爭，也沒有脫離商業高利貸資本的立場，借給政府的軍費是附有高額的利息，並約定以租稅收入作抵的。新政府初成立，財政經濟工作諸如發行紙幣、募集公債、掌握全國商業金融機構等，都必須依靠這些大商人，特別由於他們在封建社會中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對發展資本主義有一定的作用，[110]因此新政府還在成立前就和他們結合，如三井組在德川「還政」後就參加了政府，在財政金融事業方面擔負重要的任務。[111]明治初期許多大商人參加政府商法司（管理工商業交通運輸的機關，1869年改為通商司）為建立民族資本和抵制外國經濟侵略而創辦的一些商業機構。[112]據當時住友財閥的廣瀨宰平說，參加後「社員允許帶刀」（當時官吏的特權）。[113]隨著政府扶植產業資本政策的進展，他們很快成為「政商」、財閥，許多官僚如大隈重信，井上馨、後藤象二郎等都以這些大資本家作背景，相互勾結，影響了新政府的政策，大資產階級在以後日本的政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並起著反動的作用。

  舊武士階級。明治初年士族在總人口3000萬人中，占488000餘戶，約190萬人，即總人口的1/16，[114]維新後他們在資本主義浪潮的震撼下，地位處在更大的不安定和變動中，廢藩後，武士的封建身份特權基本上被取消。新政府處理秩祿時，諸侯得到相當祿額百分之十的金祿公債，他們用來投資到企業和購買廉價土地，多數變成資本家和大地主。下級武士則所得有限，舊社會中他們是寄生的統治階級，「士族的商法」是明治初年嘲笑武士既不懂生產又不能經商的一個流行詞，[115]他們大部分很快就沒落，以1877年西鄉隆盛領導的西南戰役為代表的最後一次武士大叛亂，反映了這部分所謂「不平士族」的復辟意識。武士中的知識分子較幕末更多地成為自由職業者及城市貧民，一部分當職業軍人、警察、職員，只有少數人補充到近代企業資本家、大地主和新政府的官僚群里，成為新政權的領導階層。

  維新政府的官僚，一小部分是在19世紀40年代藩政改革中成長起來的，大部分則是在尊王攘夷和倒幕運動、「王政復古」政變及內戰中逐步登上政治舞台的。但他們人數有限，維新初期政府中上層保守派諸侯還居優勢，為此政府利用徵士和貢士的制度集中各藩有才能的藩士到中央來，培養出一批新的官僚，[116]加強了政府的力量。由表4-1可看出士族在新政府官吏中所占的比重。下級武士出身的官僚，一方面有舊幕藩體制統治階級的屬性，另一方面因維新前後這一階層分化迅速，他們同豪農、豪商間的聯繫逐漸密切，特別是通過「洋學」的介紹或留學訪問歐美諸國，增加了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他們的兩面性更能反映在新政府的政策方針上。

  表4-1 明治初期政府重要官員的族籍

  （據「百官履歷目錄」）由此可見，新政權的階級基礎是從豪農、豪商高利貸商業資本家以及貴族領主武士轉化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隨著新政府各項政策的實施而逐步成長的這兩個階級，由於經濟上都欠成熟需要互相依賴，和政治上畏懼人民革命，使他們在統治上結成聯盟成為可能。當然，資產階級取得優勢，是19世紀80年代以後的事。

  其次，從維新政府的政策看。

  

  維新政府從成立起，除廢除封建領主的幕藩體制外，實行了不少重大改革。這些改革，大部分是具有資產階級性的，體現了明治維新的革命的方面。但也要指出，幾乎每一項改革，都是自上而下地通過妥協的方式實現的，改革本身同時代表了封建地主和資本家兩個階級的利益。現在試就新政府的幾項主要改革進行一些分析。

  （1）廢除了封建身份制，為資產階級寄生地主及勞動者的解放創造了條件。這比幕府時代整個社會在封建割據和等級制嚴格約束下，阻礙了一切發展，不能不是一種進步。但所謂「四民平等」實際是很有問題的。首先，對封建領主和武士身份特權的取消，不是剝奪，而是採取贖買的辦法，發給巨額的金祿公債，政府這種負擔，完全轉嫁到人民身上；其次，不但保留了華族、士族、平民的身份等級和皇室、華族、士族的特權，建立巨大的皇室財產，並且大大加強了天皇的統治權力，增加了恩賜有功藩閥、財閥以爵位，列入華族，敕任華族為貴族院議員等新的封建性制度；最後，人民毫無政治權利，對賤民的歧視也直到今天還沒有停止，[117]這就證明封建身份制的廢除絕不是徹底的。

  （2）徵兵制的施行。新政權為鞏固倒幕的勝利果實，明治六年（1873）實行徵兵制。在「國民皆兵」的口號下，建立近代的軍隊，這對摧毀諸侯割據的主要工具——封建武士團和保障國家的獨立發展是一個有力的步驟。當時太政官布告指出，廢藩後「世襲坐食之士，減其祿，許其脫刀劍，使四民得自由之權，此平等上下，齊一人權之道，即兵農合一之基，於是士非從前之士，民非從前之民，報國之道，固無其別」[118]。這幾句話誠然可以說明維新後社會的新變化，正如馬克思所說：「中世紀貴族的……領主特權都轉變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的從屬物；這個統一的國家政權以領薪的國家官吏代替封建顯貴，把中世紀地主的門客僕從……手中的武器轉交給一支常備軍隊。」[119]但新政權在近代國家平等、自由、人權的美名下，卻掩蓋了政府害怕人民革命力量，將維新前後參加倒幕的人民武裝（包括各藩的「民兵諸隊」和農兵）全部解散的事實，同時也隱蔽了強征千百萬青年充當地主資產階級國家鎮壓人民、侵略鄰國的軍國主義工具，並引起軍民多次暴動的事實。至於兵役法上專為貴族官僚富豪地主設定許多免役條件，[120]軍隊中封建藩閥勢力的根深蒂固和武士道精神的強迫灌輸，就更能說明「平等」「自由」的階級意義了。

  （3）土地制度的改革。明治維新中帶有根本性的變革之一是消滅了農奴主的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明治元年政府就宣布土地歸農民所有，並准許買賣。[121]經版籍奉還、廢藩置縣後，逐步廢除純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農民被解放出來，雖然還有許多佃農和貧僱農沒有得到絲毫土地，但已被解放的占地農民變成了小土地所有者。「自耕農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形態，當作支配的通常的形態，……在近代各國，我們又發現它是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解體所引起的各種形態中的一種。」[122]這說明領主制廢除後日本土地制度走向近代化。維新政府為解決財政困難和建立資本主義企業，除了剝削農民外，別無他路，但在農民猛烈鬥爭下，舊的剝削方法顯然已難收效。為此，只有在不觸動地主富農利益的範圍內，進行一些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土地改革，[123]明治六年頒布《地稅改革條例》。[124]這些改革措施實行後，保證了國家稅收的安定（不再受豐歉的影響），確立了新政權的物質基礎，進一步促進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提供了初期發展工業的資金。地稅在交付地券（土地所有證）、按地價徵稅和貨幣納稅等方面，有近代租稅的性質，它承認土地私有權和同時期實行的秩祿處分（封建家祿的贖還），在解放農奴瓦解領主制方面有一定作用。農民獲得自由後，租佃關係也漸接近資本主義的契約關係。但地租高到平均占農民收穫的34%，且地價由官府強定，實際是繼承了幕藩的舊貢租。地主從佃農剝削的地租比舊時代多了10%，比佃農所得量多達一倍。[125]這樣重的地租，自然促進地主制的發展（直至1946年佃租地占全耕地面積之半），但農民的地位則毫無改善，反被從實物經濟投入貨幣經濟，生活更加惡化。明治初年地稅占國家收入90%以上，因此政府完全站在地主立場，貧苦農民因交不起地稅，土地就被沒收拍賣，[126]加劇了農村階級的分化。佃農仍交實物年貢，受不同程度的超經濟強制，剝削重於幕末。因此，農民不斷起義暴動，從維新後到明治十七年（1884），17年間就達380次。[127]這種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嚴重阻礙工農業的生產力，在農業資本主義發展上走普魯士的道路，以致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國內市場狹窄，迅速成為侵略成性的軍國主義國家。維新後日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以這種半封建地主制為主要對象之一。

  （4）扶植資本主義發展。明治維新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滅亡的恐怖下採用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形勢下進行的。新政府成立後，就確定實行廢除工商業方面各種封建性限制，[128]在發展資本主義企業上，最初是繼承藩政改革時期「富國強兵」的政策，在微弱的藩營近代工業的基礎上，在外力壓迫下，通過公債、貨幣、租稅等制度和保護政策，輸入資本主義先進生產方式，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積極發展了一系列的國營工業，以後逐步扶植私人資本主義，使國家迅速工業化。就當時日本所處的國內外條件看，只有採用這種溫室般地加速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的政策，才能擺脫封建危機和民族危機。和中國洋務派十足的封建性和買辦性相反，維新政府在工業化政策上，注意到獨立自主地發展資本主義，不受外國操縱，不使買辦資本有活動餘地，且堅決排斥英美在日的壟斷事業。[129]在扶植民營企業中，為使貴族及武士資產階級化，不惜用低價甚至補貼將國有企業撥讓政商經營，使藩閥及商業資產階級轉化為工業資產階級，而不是使資產階級走上適應封建主義的道路。這比起封建末期歐洲各國專制主義單純為保護貴族利益、加強封建統治的重商主義政策，也應該認為是進步的。但另一方面，這些改革最初就走著藩政改革的路線，工業具有軍事性質，一些半官半民的金融、貿易、運輸等事業，由三井、島田、小野等特權商人經營，又都具有封建商業的性格，他們在這些企業中，只是「袖手安坐，以待利息」。三菱財閥創辦人土佐藩士出身的岩崎，受政府中土佐派藩閥扶植，很早就獨占了全國航運。[130]由這樣一些舊社會來的政商所形成的早期壟斷形態，顯然不是工業資本發展的結果，而是通過商業資本使工業從屬於自己而實現的，[131]雖然這種傾向在以後逐漸改變了。此外，由於農業中半封建關係的存在，國內市場狹小，造成工業畸形的發展，在政府保護的大企業之旁，存在著大批落後分散的中小工業。以明治十七年的工業構成為例，1981個工廠中，生絲工廠占了52%，近代五金工廠只占5%。工廠所在地方面，散在農村的家庭手工業多達60%以上（絲業最多）；原動力方面，依靠人力、水力的最多；工廠規模方面，工人在20人以下的多至70%，許多工廠實際上只是工場手工業，[132]工廠中大量使用女工、童工，工人受著中世紀式的剝削（把頭、牢房等制度），工資低到所謂「印度以下的」水平。[133]這一切嚴重阻礙日本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使它很快走向野蠻的侵略道路。

  （5）對外政策。與發展資本主義同時，新政府另一個主要任務是擺脫半殖民地危機，實現民族的獨立。維新前後倒幕派即使在英法等列強勾結雙方、爭奪日本霸權的鬥爭中，也堅持了自主原則，不接受任何不利於日本的政治條件，新政權成立就開始收回國家主權，如幕府給予美國的築路權、採礦權及俄人在北海道的租地權等。早在明治八年（1875）以前就償清了幕藩所欠的全部外債及賠款；同一時期迫使幕末以來英法在橫濱的駐軍撤出，放棄居留地警察權，使各外人居留地沒有發展為當時中國上海、天津那樣的外國租界。[134]明治四年（1871），政府就派出以岩倉、大久保為首的使節團到歐美各國進行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交涉，儘管在殖民主義者繼續壓迫和歧視下，政府還是以積極態度爭取，直到1894年和英國改訂條約後，各國才陸續同日本改訂了平等的新約，比起清末以來中國統治階級的媚外賣國投降政策，維新政權這種獨立自主的精神是應該肯定的。但就在對外政策上面，新政府也絕不是依靠人民的鬥爭，而是一面利用列強在遠東的矛盾，同時採取侵略弱小民族、擴張領土和發展軍事實力，以達到與列強取得對等地位的軍國主義道路來實現民族獨立的。新政府一成立，就積極策劃改革軍制，建立武裝，明治五年便侵占琉球，接著侵略中國台灣和朝鮮，通過不斷的掠奪性戰爭，使日本獲得帝國主義在遠東的憲兵地位後，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就在這時，日本也成為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自掘墳墓，走向了和民族獨立相反的道路。

  舉出維新政府上面這幾項改革，不難看出這一政權的性質。列寧指出，「重要的是這些觀點，這些提議，這些措施對誰有利？」[135]一種政策必然是為一定的階級服務的。由於倒幕派（新政府的藩閥官僚）的階級性，決定了他們在推翻幕府領主製革命鬥爭中的堅決態度，儘管在沒收領地及對待領主階級個人方面，採取了不同程度的妥協方式，但封建領主制度還是從根本上被廢除了。這從明治九年（1876）神風連暴動開始，直至第二年西南戰爭的一系列代表舊農奴主利益的武士叛亂可得到說明。但是當革命形勢進一步發展後，代表豪農地主及高利貸商業資本家利益的新政府官僚就不再前進，甚至反對革命了。在封建危機和民族危機繼續存在的威脅下，他們為鞏固自己政權，不得不發展資本主義，建立近代化的常備軍，謀求民族的獨立，做出後進國家中新興資產階級所能做出的努力。而在這些任務的執行上，則又維護地主富農的利益，保留而且進一步發展了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推翻幕府統治後，用「復古」「維新」的名義，擴大加強了封建時代的專制主義國家機器。

  總體來看，由於明治維新包括了革命和改革兩個發展階段，因此，維新政權成立後實行的主要政策，幾乎都帶有資本主義的和封建的兩面性。也就是具有革命的和改革的兩個方面：首先由於它實行了推翻農奴主的領主制的革命，這就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日本由此走上了列寧稱為資產階級國家[136]的道路，但同時在農村中確立起來半封建的地主制，卻大大阻礙了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造成日本經濟上惡劣的後果；其次，維新結束了長期封建割據的局面，形成了統一的民族國家，但同時在政治上則確立了天皇制專制主義和封建藩閥的反動統治；最後，維新堅決貫徹了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政策，並自主地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水平，但同時在國內則實行軍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教育，加緊壓迫榨取人民，對外瘋狂進行侵略戰爭，說明這個政權完全是為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這個政權不同於資產階級革命後的英國資產階級國家。英國在1832年以前雖然也是土地貴族與資產階級分享政權，但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力量強大，貴族基本上已資產階級化；日本的資產階級還不成熟，力量很弱，地主階級則具有濃厚的封建性。

  這個政權也不同於1871年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國，它雖然也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但由於資產階級的卑怯，容克還是擁有龐大封建地產和掌握政權的官僚貴族，日本的武士則早已失去土地，新政權中藩閥官僚代表成長中的地主資本家兩個階級的利益。德國在1848年革命後，工業資本主義已有較高發展，因此1871年以後帝國除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外，還存在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均勢，「專制君主國在急劇地過渡到波拿巴主義君主國」[137]，維新政權則還沒有出現這種局面。

  這個政權也不同於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的俄國，當時俄國雖出現革命形勢，但沒有發生革命，改革是由沙皇舊政權進行的，改革雖然是俄國「封建君主制向資產階級君主制轉變的道路上的一步」[138]，但農奴制殘餘的存在，使俄國仍十分落後。維新政權則在革命中產生，它推翻了舊政權，廢除了農奴主的領主制，排除了外國侵略。所以明治維新比俄國農奴制改革所引起的變化遠為巨大。[139]

  維新政權是一個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維新後的日本，是一個半封建的資本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