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從安政期改革到維新政權的建立

  19世紀上半葉，幕藩進行的天保期改革，是幕藩領主在封建危機下企圖挽救其垂危統治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改革中，西南幾個藩適應萌芽期資本主義發展的一些政策，取得了成就，形成了所謂「強藩」，這就為以後封建統治階級指出了新的政治方向，也為他們培養出一批重要的領導骨幹。幕府和諸藩在開港後進行的安政期改革（1854—1859）是吸取天保改革的經驗教訓，為應付開港後的危機而實施的。幕府天保改革失敗後，到美國侵日的1853年，老中阿部正弘開始採取較開明的政策，[48]但繼任者井伊直弼又推翻阿部的一切改革，使政治更反動化，[49]進一步促進幕藩體制的危機。西南諸藩在外國侵略勢力壓迫下，認清幕府的衰弱無能，繼續亟謀自強。長藩改革派通過扶植豪農村吏層，掌握農民的商品生產，徵募農民，改革軍制，在和藩內上層武士鬥爭勝利，掌握了藩政的同時，破除身份限制，選拔人才，取消特權商業行會，保護農民商業，將豪農的獻納，用到本地治水及救貧事業，以緩和領內階級鬥爭，由此渡過了危機，在「舉藩一致」的口號下，加強了藩的實力。[50]薩藩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積極發展了領內一系列的藩營企業和對外貿易，[51]農業上雖仍以農奴主的上級鄉土為中心，剝削農民，維持落後的生產方式，但由於它位置在日本的最南端，經營外貿和接觸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最早，所以也容易在發展工商業方面實行改革。土佐藩也是在外力壓迫下開始改革的，政策上接近長藩，如獎勵農民商品生產，改特權商人專賣為徵稅，實行重商主義，由藩統制藩內外貿易，排除門閥，提拔人才，建立民兵，改革軍備，設鑄炮場、造船所等，力謀富強。[52]肥前藩的改革接近薩藩，軍事性和農奴制性格較強。[53]安政年間幕府和西南強藩改革的特點是為應付國內封建危機和外壓，繼續在自己領內鞏固領主土地所有制，進行軍事改革，並採取了一些重商主義政策，自上而下地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這樣，處在後進中間地帶的西南諸藩，不待領內條件的成熟，就通過改革，加強了政治經濟力量，建立了新的軍隊，在維新前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藩政改革本來限於藩內，但開國後形勢變化了，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進攻，是以日本全國為對象的。因此任何一種改革，已不可能局限於一藩，要抵抗外力，應付政治上、經濟上早已成為全國性的問題，歸根到底，沒有一個強大的統一國家的權力是不行的。當時日本沒有發展到具備建立近代中央集權國家的前提，在新興的強藩中，最普遍的改組政府的願望是以改革派諸藩聯合參加政府的形式來代替幕府獨裁。[54]但1858年（安政五年），幕府保守派老中井伊直弼因屈辱簽訂日美通商條約，受到攻擊，發動了鎮壓改革派的「安政大獄」，這一改組幕府的企圖被根本否定，第二年日本被迫開港，改革派領導人物吉田松陰、梅田雲濱及橋本左內等被幕府處死，打破了上層武士中「雄藩合議，改革幕政」的幻想。開港後人民和下級武士生活更惡化，城鄉起義暴動驟增，危機下「尊王攘夷」思想開始帶上反幕府反侵略的革命傾向，成為支配改革派志士的思想，「改革派」變成「尊攘派」，鬥爭的主流便由藩政改革轉向全國性的尊王攘夷的運動。這是鬥爭形勢的第一次轉變。

  如上所述，幕末日本已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開港後商品經濟更迅速發展，但幕藩領主制度嚴重地阻礙資本的原始積累和市民階級的壯大，當時城市的工商業大部分從屬於領主武士階級的利益。和三十年戰爭後的德意志諸邦一樣，享保以來幕藩專制主義的改革，不但沒有促進民族統一的發展，反因幕府改革失敗及其對外的無能加深了國家的分裂割據狀態，阻礙民族市場的形成，推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

  在這樣的條件下，日本直至明治維新前，還沒有西歐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新興市民階級所具有的啟蒙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安藤昌益的學說，貫徹了消滅一切剝削壓迫的革命精神，他的自然法的思想，也多少包含了近代資產階級的政治原理，但因為脫離當時日本的現實條件，所以這一烏托邦思想也就沒有得到傳播。[55]司馬江漢、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及高野長英等反對身份制和封建割據、要求統一的思想，具有進步的意義，但都無力擺脫封建階級的局限性，不能看到德川時代日本國內外矛盾的實質，他們的見解只限於改良封建制度的範圍。[56]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直至50年代後才有零星的介紹，這也反映當時日本資產階級的不成熟。作為改革派武士指導思想的，開始還只是一些排外復古的「尊王攘夷」思想，德川三家之一的水戶藩所提出的這種思想，本來是儒家作為對內對外鞏固封建秩序的武器（從朱子大義名分論出發的尊王論或攘夷論，目的本在鞏固幕權），德川幕府衰微，便用它來加強封建幕藩體制。但這時它成為幕末尊攘派武士進行鬥爭的思想武器，卻已不是原來的東西，更不是因水戶學研究而產生的偶然結果，而是國內外矛盾的發展、幕府的反動和下級武士的覺醒，促使這一忠君排外的封建思想跟包括富農、商人、新興地主在內的各階層人民反封建、反外國侵略的迫切要求相結合，具有新的時代內容和策略意義（樹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民族統一國家和迫使幕府在外交內政上處於絕境）。這一思想為尊攘派所掌握，喚醒了民族自覺，才變成物質的力量。

  由藩政改革向尊王攘夷的轉變，顯示日本在國內階級鬥爭和列強侵略危機下，民族統一運動的開始。開港後的經濟混亂，打擊廣大人民的生活，尊王攘夷論由理論變成武士浪人的實際行動。1860年井伊直弼被水戶藩浪人刺殺，接著各地發生了反對殖民主義者的攘夷事件。

  尊王攘夷運動的主導力量，是近年來日本史學上一個有爭論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主導力量是豪農村吏層，[57]有的主張是地方商人，[58]更有認為是代表下級領主土地所有制的鄉士階層。[59]從幕末西南沿海一些商人的貿易活動和維新運動的關係上看，這一時期薩、長、土、肥等藩尊攘派武士得到豪農商人支持的例子確是不少。[60]這些地方商人代表領內農民商品經濟的利益，同幕府的領主商品經濟以及它保護下特權商人的壟斷貿易（特別是開港後發達起來的外貿）形成尖銳的對立。他們期待擺脫幕藩領主制，自由支配土地，發展自由貿易。鄉士雖也參加了尊攘倒幕運動，但代表沒落的領主所有制的那一部分人，正如維新後他們自己所證明的，是終於要被歷史否定的階層。唯獨下級武士是列強資本主義侵入後，封建經濟解體下深受打擊，社會地位最不穩定的人，他們對腐朽的幕藩體制深懷不滿，要求有利於自己的變革。因此，尊攘運動的主導力量比之藩政改革時期，應該更鮮明地是下級武士領導下的武士和豪農商的同盟。但尊王攘夷運動的性質跟藩政改革已大不相同，它網羅了廣泛的反幕各階層勢力，開始否定幕藩領主制的合理性，反對列強侵略，具有民族統一的方向。它通過藩的割據富強，發動組織全國性的尊攘運動，這一運動開始雖不包含推翻幕府的直接目的，但運動所具性質的邏輯發展，必然與對外妥協，對內獨裁的幕府不能兩立，而走向倒幕。

  隨著國內外形勢的嚴重化，幕府和薩摩等諸侯中，出現了調和朝廷與幕府間關係的所謂「公武合體論」的改良主義路線，尊攘派在反抗侵略、組織農民武裝和反對公武合體派的鬥爭中突出地表現出它的進步性。尊攘派對付公武合體派的戰術是攘夷。從1861年美國使館翻譯休斯根（H.Heusken）被浪人刺殺事件起始，各地陸續發生尊攘派武士殺傷外人、襲擊英使館、驅逐俄艦的事件，使幕府日益恐慌。1862年尊攘派一方面用恐怖手段打擊公武合體派，同時以長、土兩藩急進武士為中心，越過藩主的權力，聯合急進派少壯公卿慫恿天皇下令幕府攘夷，幕府在群情激昂下，不得不表示接受。1863年5月10日實行攘夷期限屆臨，長藩尊攘派首先炮轟下關的列強艦隊，顯示了日本人民堅決反抗殖民主義者的英勇氣概，但也受到外艦的回擊。美國立刻聯合英法荷三國脅迫幕府處分長藩。7月，英艦隊同薩藩交涉尊攘派在生麥殺傷英商事件決裂，炮擊鹿兒島，薩藩受了嚴重損害也不屈服。站在鬥爭最前列的長藩尊攘派，從中國太平天國革命被列強鎮壓的活生生的事實中，認清殖民主義者的面目，估計到列強的報復，特別是藩內保守派與幕府及列強間相互勾結的可能，在下關外艦回擊受創後，隨即建立起由豪農商出資、農民市民志願者組成、步卒與下級武士志願者領導的新軍——以「奇兵隊」為首的「諸隊」。它破除了封建門閥身份制，使用近代武器，以後在戰勝藩內保守派上層及攘夷倒幕等戰爭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他各藩也紛紛組織類似的農兵隊。這些農民武裝雖不具備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民兵的思想意識，一直沒有脫出封建藩廳的掌握，官兵必須「不亂尊卑，各守其分」[61]，但由於它是人民組成的武裝，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發揮了封建武士團所不能企及的力量。也正因此，倒幕勝利後就為維新政權所解散。[62]

  尊攘派的行動愈向前發展，促使幕府和諸侯愈恐懼「權力下移，終將顛覆治國之根礎」[63]，連表面贊成攘夷的孝明天皇也動搖起來，終於串通幕府和公武合體派藩士，發動了「八月十八日政變」（1863）。尊攘派武士、浪人、公卿逃出了京都，各地武士豪農紛紛起義，先後被鎮壓。幕府決定征討長州，英殖民主義者不放過這一機會，聯合英、法、荷三國艦隊，於1864年8月攻陷下關各炮台，迫使長藩保守派接受和議，幕府的征長軍也不費一兵，就使長藩「恭順謝罪」。「八月十八日政變」和以後一系列事件的教訓使尊攘派認識到，依賴庸愚保守的天皇攘夷是不行的，尤其在同殖民主義者直接交鋒後，了解到不根本推翻幕藩體制，建立近代化的統一國家，絕不能克服民族危機。與此同時，英國看清腐朽的幕府統治，難免為強藩支持的皇室所代替，鑑於印度、中國人民革命的猛烈，它又不敢立即變日本為自己的殖民地。特別是「巨大的社會革命在日本進行中」，必須改變從來支持幕府的政策，[64]為獨占日本作為英國的市場，既要壓制日本人民革命，更須掃除它在日本的勁敵法國（當時支持幕府）的勢力。這時發現利用尊攘派奪取政權，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最有利於它在遠東的霸權，便不斷與薩長接近，尊攘派也以中國為前車之鑑，決定奮起自強，改盲目排外為積極的開國策，為加強軍事財政，要求擴大本藩的對外貿易。支持尊攘派的西南地方豪農商在開港後更企圖發展自由的工商業，因而攘夷論被放棄，舉國討幕的局面開始形成。

  1863年末長藩尊攘派領導者之一的高杉晉作亡命歸藩，指揮了伊藤博文等所率的諸隊，在豪農商支持下擊敗保守派，慶應元年（1865）確立了領導權，轉入藩內軍政的大改革，同時擴大藩營企業和對外貿易，準備全國性的改革運動。長藩慶應改革的政策，形式上仍像過去的藩政改革，實際上已包含了根本否定幕藩體制的原則，和以後明治政府的政策幾乎是同一方向。這時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起義已遍及全國，而幕府卻由強硬派小栗忠順掌權，在法國公使羅休（Leon Roches）支持下一意孤行，對薩摩藩主島津久光等公武合體派的強藩聯合政策也置之不理，因此薩摩藩內大久保、西鄉的倒幕路線占了上風，土佐藩本公武合體派掌權，看到這種形勢，不得不另做準備。這樣薩、長、土等藩為迎接政局的變化，都積極輸入武器，實行「割據富強國策」，戰略上由尊攘論轉為倒幕論。倒幕論派下級武士在包括豪農、豪商、地主等各階層的革新勢力中樹立了更堅實的領導權。這是鬥爭形勢的第二次轉變。

  薩長兩藩到幕府征伐長州時期，彼此還是敵對的，現在對內對外都走到同一條道路上來了。特別由於土佐藩鄉土兼豪商坂本龍馬（海運商人集團領袖）等的活動，兩藩終於在1866年1月締結了勤王倒幕建立統一國家的軍事同盟。田中彰指出，薩長兩藩以薩摩、長崎、下關為中心（可擴大到大阪）的西南日本貿易圈，有切斷幕府支配的國內商業網，形成全國性市場的企圖，[65]這可能就是薩長同盟的經濟因素之一。

  1866—1867年的革命形勢在日本出現了。

  

  日本的革命形勢以上層的危機為標誌。幕府經過歷次改革，不能挽救其日益困難的內政和外交處境。長州倒幕派奪取藩權後，幕府得到他們由海上輸入軍火的情報，決計再征長藩，將軍德川家茂親自到京，但天皇不予批准，只得退居大阪。1865年9月英國公使巴克斯（H.S.Parkes）率領英美法荷四國艦隊到大阪直接要求天皇「敕許」改訂稅率，否認幕府的對外主權。1866年5月幕府終於獲得敕許簽訂喪權的改稅協定，事實上將日本關稅權置於列強管理下。幕府在外交上威信掃地，日本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66]六月幕府勉強發動征長戰爭，但薩藩不僅拒絕出兵，反而接濟長藩軍火，尾張、越前等強藩也不參加，幕軍士氣消沉，在長藩抗擊下節節失敗。

  由於幕府發動戰爭，增加軍事賦役，各藩及商人又囤積糧食，米價暴漲，城鄉貧民對飢餓和奴役不能再忍受下去，將軍坐鎮的大阪70里周圍，首先發生市民搶米搗毀運動，鬥爭迅速蔓延各地，成為全國性起義。江戶的市政署被貼上「政治已經賣完」的揭帖。西宮起義襲擊武士的群眾說，「從前怕當官的，今天怕什麼武士，要殺就殺！」大阪暴動中被捕群眾答覆官方的審問時，毅然指出「引起暴動的就在大阪城裡（指將軍）！」

  武藏國（今東京府及琦玉縣）起義，有外鄉人參加和指導，自稱天下「義士」，打著「為救日本窮民」的旗幟。[67]起義的主體已由中農移到貧農層。除反抗領主、代官外，還襲擊村吏、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家的住宅，橫濱經營外貿的幕府機關及商店也成為攻打的目標，[68]農民搗毀了衙門、監獄，釋放囚犯，燒毀帳簿、借據、當票及村公所的文件。他們不但反對領主制，連地主制也一起反對。正如遠山茂樹說，這一年的起義「顯然達到了走向土地革命的農民戰爭階段的前夜，對幕府的崩潰，起了決定性打擊的客觀作用」[69]。慶應三年（1867）農民起義次數稍減，但就在政變前夕的十月間，政局中心的京都、大阪一帶再一次發生了席捲全國的人民運動——「可好啦」騷動。暴動群眾瘋狂似地當街歌舞，闖進地主富商宅院，迫使擺出酒席，有的拋出衣物散給群眾，群眾把這種不愁衣食的日子稱作「神代」，是「彌勒之世」[70]，表示了要根本變革社會的願望。暴動一直蔓延到全國各大城市，使幕府的權力完全麻痹。

  農民和城市貧民起義不僅震撼了德川封建統治，它的鋒芒還指向外國侵略者。1866年江戶上野山下貧民襲擊了美國公使，群眾高呼「我們這樣困難，就是因為洋人來了，百物都漲了價！」江戶群眾在搗毀米店當鋪的同時，還搗毀了洋貨店。1867年，江戶郊外德丸原的農民為反對幕府勾結法國，徵用土地，擴建新軍的練兵場，發動起義，打退了幕軍，痛擊前來鬧事的法國教官，並俘虜了外國人和幕兵各一人做人質，一直扣押到法國公使道歉時為止。[71]

  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中指出革命形勢的三個標誌，[72]在這時的日本不僅已經成熟，而且革命階級採取革命群眾行動，具有摧毀舊政權的充分力量，這種主觀變化也產生了。新將軍德川慶喜的「大政奉還」，說明統治階級儘管自覺到不能照舊統治國家了，但仍不放棄最後的掙扎，陰謀變相保存自己的地位，他根據法國公使羅休的策劃，[73]命令洋學者西周準備了一個欺騙性的憲章，企圖用改變政體外貌（將軍自任元首兼上院議長，握解散下院的實權，任諸侯為閣員，天皇僅是形式上的君主）的手段來保留幕藩封建領主的統治。[74]但這種企圖早被倒幕派識破，倒幕派利用革命形勢和革命的群眾行動，安排好1867年12月9日的政變，迫使慶喜「辭官納地」，同一天在「王政復古」的口號下，宣布維新政權成立，粉碎了德川的陰謀。統治階級是不會自行下台的，跟著便爆發了內戰。在一年多的戰爭中，到處是農民起義，豪農、豪商組織的農兵襲擊幕軍，使它腹背受敵。西鄉隆盛在1868年給木戶孝允的信上說，「比起人數來，賊軍雖多我五倍，但這樣勝利還是前所未聞的。（幕府）在京阪間太失人心，到今天伏見方面雖被兵燹，但薩長軍隊每次過境，男女老少都到路上合掌禮拜，連聲稱謝，戰場上也到處拿出酒食，慰勞戰士，比藩內人民還好」[75]。這些事實生動地說明了人民在維新運動中的態度和巨大的力量，只有人民的革命力量，才使幕府政權歸於覆滅。

  總結安政開國到明治維新（1854—1868）這段時期，是日本封建危機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也是日本人民反封建反侵略鬥爭空前高漲的時期。這時隨著新舊階級力量對比的消長，從統治階級陣營里分化出許多政治派別來，最足注意的，是天保以來從藩政改革中強大起來的西南諸藩，他們代表日本初期的民族主義傾向，漸漸干預中央的政局。繼而從這些藩的內部又分化出一批以中下級武士為中心的改革派，他們在取得藩政支配權後，進一步企圖進行全國範圍的改革，但遭受幕府瘋狂的鎮壓，促使改革派放棄在幕藩體制內進行改革的幻想，轉向尊王攘夷運動。

  此後尊攘派武士與地方豪農村吏層結成政治同盟，在農民和城市貧民起義的浪潮下，巧妙地利用人民的力量，繼續和幕府及列強鬥爭，同時更與公武合體派的上層武士展開尖銳的鬥爭，經過1863年8月18日政變和列強聯合艦隊的反撲，尊攘派終於走上開國倒幕的道路。這是改革派由改良走向革命的兩次飛躍，而兩次飛躍都是在國內外反動暴力和人民革命鬥爭的高壓下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