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幕末階級鬥爭的幾個主要方面

  德川幕府末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和封建領主階級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發展和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間的矛盾。封建的幕藩領主土地所有制不僅嚴重地阻礙商品生產的發展，也阻礙農民和寄生地主獲得土地的機會；另一方面商品貨幣經濟日益瓦解著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奴制度，促使幕藩統治階級加緊封建剝削，逼得農民無法活下去。在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下，幕府進一步暴露出它的腐朽和反動面目，民族矛盾使日本社會各階級間本來的矛盾更加緊張而複雜化起來。

  首先，廣大農民及城市貧民反對封建剝削壓迫的鬥爭規模愈大，帶有全民族的性格。這是德川封建體制下根本的階級矛盾。農奴長期受超經濟剝削，周期性饑饉疫癘迫使他們出賣田地妻女，墮胎殺嬰乃至逃亡。幕末農政學者佐藤信淵曾指出農民破產離村，造成土地荒廢，人口減少的現象。[34]開港後，農民生活更惡化，起義次數激增，萬延、文久（1860—1863）4年間發生34件，元治、慶應（1864—1867）4年間激增到59件，[35]性質也從總百姓起義演變為改革世間起義，[36]這是以貧農為基礎的反抗幕藩領主制、地主制、商業高利貸資本等剝削階級的鬥爭。除了反封建外，還具有建立民主社會的目標。他們已不再上訴，而採取直接行動，搗毀地主豪農、豪商宅院，奪回抵押品，要求減免租役、自由販賣農產品，主張平分土地財產，平等選舉村吏。為了實現他們要求的目的，農民燒毀「檢地帳」（徵收地租的帳冊），這是否定領主土地所有權的土地革命的表現。[37]鬥爭帶著日本古來人民起義所具有的民主傳統，如罷免村吏，驅逐代官，實行自治。城市貧民的搗毀運動，大部分是反對幕藩領主商人囤積糧食，投機漲價，加緊掠奪的搶米暴動。也有反對外侵的起義，如1861年對馬島農民、漁民武裝抗擊帝俄軍艦侵略的同時，堅決反對企圖妥協的藩主和幕府官吏，最後迫使俄艦接受英艦隊要求而撤退。[38]

  農民和城市貧民是德川社會最受壓迫的階層，是反封建剝削和反外國侵略鬥爭的主力，貧農在鬥爭中尤其表現得堅決，在某些起義中，由於貧農掌握了領導權，克服了中農層的動搖，取得了勝利。他們的鬥爭雖由於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帶有一定的自發性，不能為革命運動指出正確的方向，隊伍中包括了中農以上的富農、村吏層在內，領導權經常落在後者手中，[39]更沒有將農村和城市的鬥爭嚴密統一地組織起來，儘管有這些缺點，但由於他們不斷進行聲勢浩大的鬥爭，終使幕藩領主統治崩潰，賦予明治維新以革命的意義。

  其次是富農、地主和工商業者（草莽志士）反幕藩領主制的鬥爭。富農（豪農）、豪商及寄生地主是商品貨幣經濟發達下產生的新的社會階層。如前所述，他們在經營農業的同時，一般還兼營農村中的商業高利貸和行莊制家庭手工業，這一階層是明治維新中最值得注意的力量，他們代表著新生產方式的萌芽，在不少具體政策上同幕藩領主統治對立，具有反封建的傾向，但德川時代封建的小農經濟和鎖國政策，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他們不能像英國圈地運動後的自耕農那樣成為租地農業家或工業資本家。不論富農豪商或寄生地主，在幕藩領主經濟下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們多兼為村吏，依附封建制度進行剝削，少數人還買得武士身份，或任藩吏，因而具有反動的性格，受農民的攻擊；另一方面，他們的經營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作為半封建的地主富農和產業資本家的前身，又具有變革的傾向。開港後各地的商品生產都受到刺激而發展，豪農豪商有的經營經濟作物的栽培，有的經營制絲工業，[40]農村直接生產者中也有兼作商人的。[41]他們積累了財富，而幕藩領主實施國產物專賣，勾結特權商人壟斷運輸和貿易、壓抑商品生產等政策，日益威脅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本出身於百姓，身受領主制的剝削壓迫，和農民有共同的利害，所以也和中世紀時的名主（富農兼村吏）一樣，參加甚至領導了總百姓起義。尊王攘夷運動展開後，他們要求改革，為逃避中農以下貧僱農的攻擊，並為著自己的政治目的，將農民起義的鋒芒引向反對幕藩體制，和激進的武士、浪人一道，參加到政治鬥爭中去，成為所謂「草莽志士」。仔細研究一下幕末各地武士浪人發動的起義，都有豪農、豪商的背景。如關東方面，水戶藩士1860年的櫻田門事變，宇都宮及水戶兩藩士1862年的坂下門事變，水戶天狗黨1864年的筑波山起兵；關西方面，1863年尊攘派武士公卿在大和、生野的起義以及內戰中各地農兵的參加討幕，背後就都受著本藩豪農、豪商的支持。[42]東北越後各藩還有不少豪農、豪商的勤王派出資組織農兵，參加討幕戰爭。[43]長藩方面，支援改革派建立農兵的下關貿易商白石正一郎，山田尻町的棉商岡本三右衛門，綢緞商秋本新藏等，都是豪農出身的大商人及村吏層。[44]他們在地方上和封建統治者勾結壓榨農民，在維新運動中也不能避免農民的反對，因此大和、生野等反幕起義一旦失敗，就都變為農民對村吏層的搗毀運動。[45]由於豪農這一地富、高利貸和商業資本家三位一體的階級性，規定它在反封建領主制鬥爭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性，他們和尊攘派武士的同盟，領導了農民起義轉向尊攘倒幕；而當革命轉向反對封建地主制時，就暴露出極大的動搖性和反動性。

  最後，下級武士反對幕藩體制統治的鬥爭：和中世紀末期歐洲的騎士由於火藥武器的改善、工業的進步及貨幣的需要而趨於滅亡一樣，幕末日本的下級武士也成為日趨沒落、走投無路的階層，他們本來是封建社會的特權階級，是幕藩體制的重要支柱，但當時日本的形勢決定他們不能再向幕藩體制求出路，只能從社會制度的改造求生機，和德國的容克不同，德川時代的武士從來不直接支配土地，只是住在城市裡領祿米。下級武士本來就受門閥制度的壓抑，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都較低微。當商品經濟日益瓦解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時，特別是開港後物價飛漲，幕府統治者不但無法救濟貧困武士的生活，反用「半知」「減知」的辦法，尅扣祿米，致使他們「恨主如恨敵」。[46]對舊社會深懷不滿，武士只得靠典賣武器衣服，或和家屬私下作點副業（如糊傘、糊燈及木屐加工）維持生計，一部分人轉而依附豪商、寄生地主及城市町人階級，[47]甚至脫離藩籍，成為浪人（如長州藩的吉田松陰等）或自由職業者。由於「士」在中世日本除了擔當軍務外，還是壟斷學問的一個階層，所以有不少武士浪人成為儒學、國學或洋學的學者，設塾授徒，培養出成批具有不同見解的年青一代藩士。這些人身份低，接近農民和工商業者，他們所處的職業地位，基本上已可不靠祿米生活，實際是向城市小資產階級轉化。他們吸收了較多的新知識，關心國內外大勢，當發現幕府統治已不能挽救民族危亡和武士階級前途日趨沒落時，對封建領主制不但無所留戀，反要求學習西方迅速改革，因而站在「激進派」的立場，對幕藩領主制進行了果敢的鬥爭。隨著開國後內外形勢的複雜化，幕藩為適應新局面，不得不打破門閥限制，「登用人才」，在薩摩、長州、水戶、土佐、肥前等藩，這些下級武士的一部分便被吸收到藩的改革事業中來。他們代表地方商人地主及富農的利益，反對過去改革中的保守路線，採取發展農民商品生產、創建洋式軍隊及企業的富強政策，同代表領主門閥的下層武士展開尖銳的鬥爭，逐漸獲得地位。這些藩還任用了一些豪農、豪商出身的人，和下級武士一道發展為管理經濟軍事的近代官僚和技術家。他們的開明政策，改變了藩的貧困落後面貌，其中一部分先進分子，如越前藩的橋本左內，薩摩藩的五代友厚，已能超越藩的利益，公開批判幕藩體制的不合理，提出改造整個國家和社會制度的見解，成為維新前的改革派。

  大體看來，明治維新時期是日本國內各階級力量分化消長，迅速改組，展開激烈鬥爭的時期。以貧農為主導的農民和城市農民，反對封建和外國侵略，進行了堅決的革命鬥爭。以豪農豪商為主導的富農地主和地方工商業者要求占有土地，發展商品生產和自由貿易，反對領主土地所有制和幕藩限制束縛生產力的各種政策。由於他們所處的剝削階級地位，使他們在革命中不但不能和農民結成同盟，並且害怕革命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只求在不根本改變封建制度下發展資本主義。但在農民反對豪農村吏層的鬥爭下，他們為逃避農民攻擊，和尊攘派武士結成同盟，反而領導了農民起義轉向倒幕，以達自己的目的。以下級武士為主導的武士、鄉士、浪人和下級公卿，他們在幕末的身份地位最不穩定，大部分走向沒落。由於他們在舊社會中長期處在寄生的地位，既不能從事生產，又不甘心放棄統治者的特權，卻在生活實踐中體驗到國內外形勢下，不改革就無出路，因此都有變革舊社會的要求。但由於所處條件和思想傾向不同，少數人參加到農民反封建革命的行列里去；屬於幕府和親藩、內藩的武士，除水戶等藩外，多數仍企圖不觸動幕藩領主的統治而進行一些局部改革。在西南強藩中，除一部分傾向公武全體外，大部分則具有較激進的思想，他們在藩內外的鬥爭中鍛鍊成長，逐步由藩的改革派中分化出來，代表豪農商人的利益，並和後者結成了政治同盟，走向全面改革和建立民族國家的道路，成為明治維新的領導者。

  以上只是幕末日本國內階級鬥爭的幾個主要方面，這些鬥爭如何轉化並集中為明治維新這一全國性的革命運動，則必須對安政開國後日本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革命與反革命雙方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做進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