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新思想的發展與天保改革

  蘭學的發展及其歷史局限性

  蘭學[242]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近代科學，它對日本生產力的發展和反封建思想的產生都起過重大作用。約在18世紀中葉，日本、朝鮮的知識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譯員），在長崎出島同荷蘭商人接觸，吸收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將軍吉宗出於財政需要，獎勵實學，開洋書（特別是漢澤的）之禁，派人學習荷語及自然科學。結果，幕府醫官野呂元丈（1693—1761）寫成《荷蘭本草和解》12卷（1750）；日本實驗醫學先驅者山脅東洋（1705—1762）通過人體解剖，糾正舊說，寫出《髒志》一書（1754）。當他發現解剖結果同荷蘭解剖學書一致時，指出「履實者萬里同符」，論證實踐經驗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陽（1698—1769）研究荷語，出版了《荷蘭文字略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醫前野良澤（1723—1803）和杉田玄白（1734—1817）又據解剖屍體的經驗，譯出荷譯德國《解體（解剖）新書》附圖譜共5卷，引起日本科學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學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學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紀聞》，後又寫《采覽異言》，[243]此兩書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價值的同時，承認其物質文明的優越性，影響以後日本人的西洋觀很深。西川如見（1648—1724）著《華夷通商考》。[244] 1812年，伊能忠敬（1745—1818）用測量器費時20年測繪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幾接近今日科學水平。藥學者兼俗文學家平賀源內（1728—1779）游長崎後，努力鑽研科學，實驗種植甘蔗、藥草、製糖，發現石棉，還研究荷蘭的制陶術。平賀以其唯物主義的態度，嘲罵徒事空談、盲目崇華的「腐儒」。在天文學方面，長崎的譯員本木榮之進（本木良永， 1735—1794）寫了《天地二球用法》（1774），介紹了哥白尼的地動說。1811年，幕府據天文學者高橋景保（見下）的建議，在江戶設立洋書翻譯局，使荷語學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澤（1757—1827）等譯出法人諾埃爾·肖梅爾著《日用百科辭書》（荷譯本）。[245]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譯事業。

  1823年，荷商館醫官德國科學家西博爾德（P.F.von Siebold，1796—1866）到長崎市外設診所兼學塾，教授天文、地理、曆法、醫學，培養出高野長英（1804—1850）、小關三英等多數洋學者。1838年，備中藩士蘭醫緒方洪庵（1810—1863）遊學長崎，回到大阪行醫，還開設「適適齋」學塾。診療之餘，從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許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橋本左內、福澤諭吉等都出於他的門下。

  洋學具有的科學精神，特別是民間洋學者對幕政和朱子學的批判，當然引起封建統治者的嫉視。從松平定信「寬政異學之禁」，也對準洋學一事，已足說明。1828年發生了西博爾德事件。[246]與此事件有關的蘭學者、天文地理學家高橋景保（1785—1829），在所著《英國人性情志》序中客觀地介紹了英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他說：「（英國）自中古改革以來，政刑法典皆由舉國付議成立，王亦不能違背。蓋政法乃國家之政法，非王之政法，雖極權貴之威，亦不足以御其下。反以聽從人民得益，以下民挫權貴之威為高尚，雖有君臣上下之別，其實則若無。」這在當時是不可多得的見解，但1828年因與西博爾德交換地圖而被幕府問罪，死於獄中。從此日本更加強了洋學之禁。

  西博爾德的弟子高野長英（1793—1841）在江戶同三河田原的家老渡邊華山（1793—1841）組織「尚齒會」研究洋學。1837年發生摩理遜號事件[247]，他們聞訊後，認為當時情況下不應攘夷。長英著《夢物語》，華山著《慎機論》，主張開國。1839年被幕府投獄，兩人先後自殺，史稱「蠻社（洋學黨）之獄」。由於這種情形，洋學對於鎖國下的日本，雖擴展了人民的視野，推進日本科學技術的進步，並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觀，但由於當時日本資本主義萌芽還很幼弱，蘭學的傳播限於科技方面，又只在少數知識分子中間，因此隨著幕府思想統制的加強和攘夷思想的影響，使洋學不能得到發展，特別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和革命學說更難以傳入日本。除安藤昌益、高橋景保等極少數突出的思想家受過蘭學進步思想的影響外，廣大知識界中只能像佐久間象山（1811—1864）倡議「東洋道德，西洋藝術[248]」那樣，與當時中國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大體相同，都不能越出後進國家改良主義的限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