町人思想的成長

  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町人階層愈不甘心於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因而在元祿前後提出了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四民平等的主張。其表現之一，就是對商人在社會上作用的肯定。如出身長崎通事（譯員）的學者西川如見（1648—1724）在《町人囊》說，商人雖位於四民之末，但它能滋潤天下萬物，[175]對於天子、諸侯等都是有用的。這種思想不僅商人出身的作家中有，而且在儒者中也有。如古學派的山鹿素行說，百工乃天下之要，認為商業活動是社會所必需的。荻生徂徠說：「農者耕田，養育世人；工者作器，供給世人；商者互通有無，助於世人……缺一則國土不存矣。」[176]這些顯然是對商人社會作用的肯定，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的政治要求。

  町人思想成長的第二種表現是，否定封建社會的尊卑觀念。例如近松門左衛門說：「武士不為貴，商人亦不賤，所貴者唯丹心耳！」[177]西川如見說：「人類畢竟無尊卑之理，微賤者雖身居陋屋，心卻在萬人之上。」[178]心學創始人石田梅岩（1685—1744）更明確地站在商人立場，認為商人行業不應鄙視，它不為私利私慾，而有公益性質。經商有助於天下，商人的利益不可恥。[179]他說：「《大學》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而修身豈有士農工商之別？」[180]陽明學派的中江藤樹（1608—1648）也認為，人「雖有五等之位，尊卑大小之別，但其身卻毫無差別」[181]。因此，「萬民皆是天地之子，人人皆為兄弟」[182]。他的門人熊澤藩山（1615—1691）發展了他的思想，說：「人，皆為天地之子孫，豈有卑賤者？」[183]這些陽明學派對封建等級的否定，比之完全站在商人立場上的石田梅岩，儘管在思想上還有差距，但在反映商人要求的願望方面，卻有著一致性。這說明商人在經濟領域內已成長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

  町人思想成長的第三種表現是，要求與武士階級平等觀念的產生。在石田梅岩看來，「營利，乃商人之道」。「如果說營利為『欲』而不是『道』，那麼孔子又是如何使子貢為其弟子的呢？子貢以孔子之道用於買賣，他不營利豈能致富？商人的營利與士之食祿相同，不營利，有如士之無祿。」[184]這就把商人的營利行為與武士的受祿等同起來了。因而他主張：「士農工商有助天下之治，無四民則無助。治四民為君職，助君為四民之職。士為有位之臣，農為草莽之臣，商工為市井之臣。」[185]這種思想是對封建「四民」等級的否定。此外，井原西鶴著《世間胸算用》（《世上如意算盤》）中，還提出了「在任何一國，沒有金錢，便談不到自由」的思想。[186]近松在其戲曲作品中，通過登場人物，輕蔑地譏諷了統治階級。如《情死天網島》的劇中人就宣稱：「這裡的商人雖說不帶刀，但這裡大批的新銀光澤，也足夠把刀刃扭彎。」《夕霧阿波鳴門》中的人物更說出：「即使不指名大小，也要使那些大官和少爺們不敢吭氣。這些人比起京都、大阪商人的誰家也不如，即使是武士，也別想我輸給他。」[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