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日本論 一 日本古代國家形成的決定因素問題

  《中日文化與交流》文集與廣大讀者見面了，這是一件大好事。我首先表示衷心的祝賀。文集的出版不僅為研究中日關係和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園地，而且在促進兩國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關係方面也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最近，我應邀參加了日本京都日中學術交流懇談會創立五周年紀念大會，還到了日本其他地方訪問、講演。日本學者對我國關於日本史、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很感興趣，雙方就一些學術問題交換了意見。

  中日學者在日本史研究上有許多共同的見解，但也存在一些分歧。例如在日本史分期問題上，彼此就一直有不同看法。我國的學者中對某些歷史問題的見解也不盡相同，如對日本最早的國家——邪馬台國的方位問題就存在大和說和九州說兩種意見。大和說中，最近有一種學說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論證邪馬台國應在古代日本生產力最發達的大和地區，日本也有人持這個觀點，這一問題已引起日本學術界的注意和評論。

  我從邪馬台國的地理位置、《魏志》成書年代同「古墳時代」的時間差距、遺物證佐（金印、銅鐸、銅鏡及其熔范）等方面的辨析，特別從其生產關係上考慮，認為邪馬台國應當在容易接受大陸文化、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又很尖銳的九州地區。儘管當地的生產力不發達，一般還處在彌生時代後期的狀況（具體意見另文說明），但早期國家的形成已具備充足的條件。

  在日本古代史上，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直接決定歷史發展和變革的例子，還可舉出大化改新的史實。改新前日本社會生產力本不發達，由於奴隸主貴族壓迫剝削奴隸、部民，從而引起「盜賊」蜂起。到了7世紀中葉，隨著隋唐文物制度的傳入，皇室貴族終於在一次政變中推翻了家長奴隸主統治，實行封建土地國有的班田制，確立了封建中央集權的律令制國家。日本史學界雖重視當時生產關係，但認為班田制仍是奴隸制的繼續，封建社會要到鎌倉時代才開始。這和我們的觀點完全不同。

  關於明治維新的性質問題，日本學者認為維新是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明治政權是封建末期的專制王權。這是因為當時日本的生產力不發達，資產階級不成熟，維新後封建勢力仍大量存在等。我們則認為，單從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點不能說明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且很快成為帝國主義國家這一事實。19世紀後半葉，東方封建國家日本在歐美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下，若不反帝、反封建，不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只有滅亡。因此，儘管當時日本生產力還較低，但在內憂外患的緊要關頭，特別在開港後，階級鬥爭空前高漲，民族危機深重之時，終於被迫實行了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化的下層武士和豪農豪商結成討幕派同盟，領導農民和城市貧民積極倒幕，經過一年內戰，推翻了封建領主統治，爭得民族獨立，迅速發展為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我們認為明治維新是一種後進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裡，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的發展直接決定日本國家民族的命運。由此揭開了亞洲國家新的一頁。

  

  我們肯定生產關係的重要性，並不否認社會變革中生產力是基礎的看法。但生產力總是受到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制約，它促進或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對歷史起著積極或消極作用。以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例，「五四」前後「醒獅派」曾指責共產主義在中國沒有物質條件，而惲代英、蔡和森等同志指出，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壓榨下，生產確實落後。但是，勞動人民為了死裡求生，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付出了重大的流血犧牲，終於奪取了革命的勝利。可見後進國家中，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不能不是決定變革成敗的動因。

  後進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也遇到生產力水平的問題。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一文中指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中勞動人民奪取政權後實現工農業現代化的積極作用。他說：「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1]列寧這段話不僅揭示了生產關係在歷史發展中的重大意義，而且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在這次訪問中，我深深感到，儘管我們與日本學者在學術觀點上並不相同，但是通過兩國學者的交往，相互交流學術觀點，對於促進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增進友誼，還是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