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鑒真東渡與揚州

  733年（唐開元二十一年，日天平五年）日本奈良興福寺僧榮睿、普照奉舍人親王之命，隨第十次遣唐使入唐，招聘精通戒律的高僧赴日傳戒。他們經過多方努力，聘請洛陽大福先寺道璇律師赴日，但道璇的名聲不大，不夠理想，後聞當代律宗高僧鑒真（688—763年）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學，若能請他到日本傳戒則最為理想；同時揚州又是出海城市，將來可以從這裡回國。於是天寶元年（742年）冬十月，榮睿、普照與鑒真的弟子道航（當時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家僧）攜帶李林宗給揚州倉曹（專司漕運）李湊的書信，循江北大運河而下，來到揚州。當時鑒真55歲，正在大明寺為眾僧開律講。

  為什麼日本要招聘鑒真赴日傳戒呢？原來進入8世紀以後，大化革新之後建立起來的「公地公民制」開始動搖和崩潰，農民經受不起剝削和壓迫，紛紛逃離土地投身或依附於寺院。寺院勢力的膨脹和僧侶的增多，不但影響了朝廷的財政收入，還影響了兵源。於是朝廷便一面下令禁止自度、私度以防僧侶泛濫，一面打算建立一套僧侶自律制度，要像中國那樣「若有不持戒者，不齒於僧中」[173]。在此種情況下，元興寺隆尊提出建議，儘快建立受戒制度並向大唐招聘戒師。這個建議得到了當權者舍人親王的支持，派遣榮睿、普照兩僧入唐，招聘精通律學的高僧來日本設壇授戒。

  

  榮睿、普照抵達揚州後，立即到大明寺拜謁鑒真，邀請他赴日弘法。鑒真問在場的眾僧，誰能應此遠請？眾僧都保持沉默。鑒真見無人願去，便慨然說：「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174]於是大家願同心隨鑒真前去，榮睿、普照的夙願終獲實現。從此以後鑒真開始了世界史上罕見的驚心動魄的東渡，五次渡海失敗，至天寶十二年（753年）的第六次方始成功。

  第一次東渡：天寶二年（743年）四月揚州倉曹李湊（唐宰相李林甫侄）受李林宗（李林甫之兄）托為鑑真造船備糧，聲稱往天台山國清寺供養眾僧。不料被隨行的高麗僧如海出賣，誣告私通海賊，淮南道採訪使班倩派人搜捕諸僧，所造之船沒收，榮睿、普照被關押四個月後釋放。

  第二次東渡：榮睿、普照出獄後仍不灰心，秘密到鑒真處商量東渡，鑒真說：「不須愁，宜求方使，必遂本願。」[175]仍出錢買得嶺南道採訪使劉巨鱗之軍船一隻，備辦海糧，天寶二年十二月鑒真一行85人舉帆東下，到狼溝浦（今太倉瀏河口的狼港）遇難船破，全體被迫上岸修船。

  第四次東渡：鑒真在阿育王寺暫住時，榮睿被指控引誘鑒真東渡逮捕，押送至杭州因病假釋。鑒真被榮睿、普照兩人的堅強意志所感動，一面派法進到福州買船辦糧，一面率領眾僧往天台山，正欲向溫州進發時被官方追蹤攔阻。

  第五次東渡：天寶七年（748年）春鑒真已返揚州，仍造船買香藥，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年所備，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鑒真一行35人乘船循長江而下，至常州遇大風漂流至海南島振州（今崖縣）上岸。其後輾轉流徙於雷州（廣東雷州島）、辯縣（廣東化縣）、象州（廣西象州縣）、白州（廣西博白縣）、梧州（廣西蒼梧縣）、桂州（廣西桂林）等地。至端州（今廣東高要縣）榮睿遷化，至韶州（廣東曲江縣）普照辭別往明州阿育王寺。鑒真也因頻經炎熱雙目失明。後從韶州一路北上返回揚州。

  第六次東渡：天寶十二年（753年）十月十五日第十一次遣唐使回國途經揚州，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呂、秘書監吉備真備，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即阿倍朝衡，時任唐秘書監兼衛尉卿）等來到延光寺謁見鑒真說：「弟子等早知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國，將欲傳教，今親奉顏色，頂禮歡喜……弟子等自有載國信物船四舶，行裝具足，去亦無難。」[176]鑒真欣然允諾，秘密出走，躲藏於副使大伴古麻呂的第二船。十一月十三日普照聞訊從餘姚趕來。十五日四船同時啟程。十二月二十日鑒真所乘的第二船平安抵達九州南部薩摩國阿多郡秋妻浦。

  鑒真自743年開始第一次東征，前後經11年，歷盡千辛萬苦，終於了卻夙願，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極其可貴的一頁。

  關於「日本文化的恩人」[177]鑒真，中日學者已予以評述，這裡只打算敘述一下鑒真東渡與揚州的關係。

  （1）揚州是鑒真東渡的基地。如前所述，揚州地處國內外交通之要衝，是國際商埠，交通便利。鑒真的六次東渡中，除第一、四未成行，第三次實際上就是第一次的續航外，其他三次都是從揚州啟程的。揚州是唐朝的一大造船中心，擁有雄厚的造船技術力量和眾多的航海人員，給鑒真東渡造船和僱傭水手提供方便。唐朝著名的財政家「劉晏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時……乃置十場於揚子縣，專知官十人兢自營辦（造船）」[178]。劉晏在揚州一舉設立十個造船場，可見揚州造船技術力量之雄厚。《全唐文》卷123《張族2》中有《五月五日洛水兢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修造，須錢五千貫，請速分付》一題，[179]洛水的船到揚州來造，可見當時揚州的造船技術先進。《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鑒真第一、五次東渡的船都是在揚州建造的：「要約已畢，始於東河造船。揚州倉曹李湊依李林宗書，亦同檢校造舟、備糧。」[180]「天寶七載春，榮睿師、普照師從同安郡來，下至揚州崇福寺大和上住處。和上更與二師作方便，造舟、買香藥，備辦百物。」[181]

  （2）揚州給鑒真東渡提供了物力、財力和人力。當時航海必須備足海糧以防萬一。天寶二年鑑真第二次東渡時備辦了以下的物資。

  A.食品：落脂紅綠米（陳米）一百石，甜恥豉（豆豉）三十石，牛酥（酥油）一百八十斤，面五十斤，干胡餅（燒餅）二車，干蒸餅一車，干薄餅一萬，番捻頭（麻球之類的油煎食品）一半車。

  B.佛像：畫五頂像（五佛頂像畫）一鋪，寶像一鋪，金漆泥像一軀，六扇佛菩薩障子一具。

  C.經疏：金字《華嚴經》一部，金字《大品經》一部，金字《大集經》一部，金字《大涅般經》一部，雜經、章疏等都一百部。

  D.佛具：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一具，道場幡一百二十口，珠幡十四條，玉環手幡八口，螺鈿經函五十口，銅瓶二十口，花氈攀二十四領，袈裟一千領，裙衫一千對，坐具一千床，大銅盂四口，竹葉盂四十口，大銅盤二十面，中銅盤二十面，小銅盤四十四面，一尺銅疊八十面，小銅疊二百面，白藤簞十六領，五色藤簞六領。

  E.香料藥物：麝香二十劑，沉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棧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陸香（乳香）都有六百餘斤；又有畢缽、訶黎勒（以上原產印度，後移植波斯及東南亞的藥用植物）、胡椒、阿魏（產於伊朗、印度等地的多年生藥用植物）、石蜜（冰糖）、蔗糖等五百餘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

  F.其他：青錢（青銅錢）一萬貫，正爐錢（官鑄銅幣）一萬貫，紫邊錢（紫銅錢）五千貫，羅補頭二千枚，麻靴三十量，帶冒（有後帶的僧帽）三十個。[182]

  天寶七年第五次東渡時海糧物資「一如天寶二載所備」。

  從以上二次東渡所準備的物資來看，大部分是揚州出產的，如米、面、餅、銅器等。一部分揚州雖然不產，但是集散地，如珠寶、佛具、藤簞、甘蔗、蔗糖等。有的東西揚州根本不產，如香料、藥物產自南方諸國，只有國際商港揚州才買得到。

  再從攜帶的二萬五千貫銅錢來看，若按「出正爐錢八十貫買得嶺南道採訪使劉巨鱗之軍舟一隻」[183]來計算，二萬五千貫可購海船312隻，這隻有富庶的揚州寺院才能有如此巨大的財力。

  隨同鑒真赴日的還有一批各方面的優秀技工，如第二次東渡跟隨鑒真的，除弟子17人外，還有「玉作人、畫師、雕佛、刻縷、鑄寫、繡師、修文、鐫碑等工手者有八十五人，同駕一舟」[184]。要網羅這麼多專業人才，也只有在大都會揚州才能辦得到。

  （3）揚州是鑒真東渡的人才集中地。第一次東渡時從洛陽到揚州加入東渡隊伍的有西京安國寺僧道航、澄觀，東都僧德清，高麗僧如海，還有日本僧榮睿、普照、玄朗、玄法。[185]參加第二次東渡的有樣彥、道興、德清、榮睿、普照、思托等17人。[186]參加第五次東渡的有樣彥、神侖、光演、頓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榮睿、普照、思托等道俗14人。[187]參加第六次東渡的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托、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耀寺僧法載、竇州開元寺僧法成等14人，滕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揚州優婆塞（即男信士）潘仙童，中亞的胡國人安如寶，南海的崑崙人軍法力，瞻波國人善聽，共24人。[188]還有仁干禪師特地從婺州（浙江金華）趕到揚州，「密知和上欲出，備具船舫於江頭相待」[189]。全國各地的「超群拔萃，為世師範者」，甚至外國人都集中到揚州，隨從鑒真赴日。他們都是傑出的人才，如軍法力是雕塑家，安如寶、義靜、法進和法載是建築家，思托是文學家兼雕塑家。

  （4）揚州是哺育鑒真之母。鑒真在揚州出生、出家、傳教和弘揚文化，除707年至713年遊學洛陽、長安五年外，沒有離開過揚州。揚州這個富庶繁華的城市哺育他成長。「淮南江左淨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獨秀無倫，道俗歸心仰為授戒大師。」[190]鑒真德高望重，受到揚州道俗一致的崇敬，當他第五次東渡漂流到海南島，從振州返回揚州時，揚州群眾歡欣鼓舞出城迎接：「江都道俗，奔填道路，江中迎舟，舳艫連接。」[191]《唐大和上東征傳》中歷數了鑒真東渡之前的業績：「凡前後講大律並疏四十遍，講《律鈔》（指道宣《四分律行事鈔》七十遍），講《輕重儀》（指道宣《量處輕重儀》）十遍，講《羯磨疏》十遍；具修三學（指戒定慧三學），博達五乘；外秉威儀，內求奧理。講授之閒，造立寺舍，供養十方僧，造佛菩薩像，其數無量；縫納袈裟千領，布袈裟二千餘領，供送五台山僧，設無遮大會；開悲田而救濟貧病，設敬田而供養三寶。寫《一切經》三部，各一萬一千卷；前後度人、授戒，略計過四萬有餘。」[192]鑒真不僅精通佛學，還擅長醫學、建築、雕刻、繪畫、書法等，真是多才多藝。他順應時代的要求，以無比堅強的意志衝破驚濤駭浪，歷盡艱難，最後把中國文化移植到日本，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