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圓仁入唐與揚州

  日本佛教天台宗慈覺大師圓仁，838年（唐開成三年，日承和五年）6月13日以請益僧身份隨藤原常嗣大使率領的第18次遣唐使船離開筑紫，一路飽經艱險，備嘗辛苦，好不容易於同年7月2日到達揚州海陵縣白潮鎮桑田鄉東梁豐村。其後由水路往揚州府，抵達揚州後即由淮南節度使李紳照例向京城上奏，准大使等35人進京，其他人員則留原地待命。圓仁因向揚州府呈遞報告，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所以暫住揚州開元寺，以待敕許。

  開成四年（839）二月二十一日圓仁離開揚州，到楚州迎接大使，寄住楚州開元寺。大使宣布巡禮天台之請未蒙敕許，圓仁甚為惆悵，無奈登遣唐使船，踏上歸途。但圓仁入唐目的未達，不甘心回國，船停泊海州東海縣時，與弟子惟正、惟曉及水手丁雄滿託詞潛行登陸，被海州官府發覺，又被護送上船。同年六月七日，遣唐使船停泊登州文登縣赤山浦。赤山浦有新羅人張寶高所建的法華院，有僧三十多人，其中日本僧占多數。圓仁聞訊靈機一動，又與大使告別，棄舟登陸，投奔赤山浦法華院（新羅所），在此過冬。後得到平盧節度使兼登州諸軍事押衙張詠的幫助，敕許朝拜五台山。圓仁經青州、淄州、齊州、德州、貝州、冀州、趙州、行唐，入太行山，天成五年（840）五月一日抵達五台山。在五台山二個月，參拜名師，抄錄五台秘籍，得益匪淺。同年七月一日離開五台山，八月二十三日抵達興安。在長安歷訪名師，收集內外經典，直至武宗滅佛高潮的會昌五年（845）三月十五日被迫離開長安。圓仁蓄髮易裝，循江北大運河經鄭州、汴州、泗州、六月二十八抵達揚州。七月三日從揚州至楚州，沿江蘇、山東海岸，經海州、密州、萊州，抵達文登縣新羅所，等候使船回國。大中元年（847）九月二日乘金珍商船回國。

  圓仁在唐九年零兩個月，遍歷江蘇、安徽、山東、河北、山西、河南、陝西七省。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略稱《入唐記》）就是他經歷上述地區所見所聞的記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馬可·波羅遊記》合稱「東方三大旅行記」，享有盛譽。這部書不僅是研究唐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的重要史料，而且還是現存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珍貴文獻之一。全書四卷，約八萬言，其第一卷幾乎都是記述入唐之初逗留揚州（包括屬揚州府的楚州）期間的情況，為研究唐代揚州提供了重要史料。

  （1）從《入唐記》看揚州的政治。當時揚州的政治比較嚴峻廉潔，官吏秉公執法，如淮南節度使李紳不接受遣唐使所贈禮物：「大使贈土物於李相公，彼相公不受，還卻之。」[193]又如圓仁申請往天台山未獲准，向遣唐大使報告，要求留下不走。大使說：「如要留住，是為佛道，不敢違意，要住即留。但此國之政極峻，官家聞知，便尋違敕之罪，有擾惱歟。」[194]再如圓仁回國時打算從楚州山陽縣渡海回國，「縣司不肯，乃云：『當州未是極海之處，既是准敕遞過，不敢停留，事須遞到登州地極之處，方可上船歸國者』」。[195]新羅翻譯劉慎言到縣裡送禮講情仍不肯：「此間是文法之處，兼在李紳相公管內，准敕遞過之人，兩日停留，便是違敕之罪。」[196]劉慎言等又去州里請求，也不肯。圓仁無奈，只得從楚州到海州，打算在海州自覓舟船歸本國，向縣司請求。「長官云：『近者新羅僧亦從京兆府遞來，請於當州權泊，使君不肯，便遞過。和尚請停住事，亦應難。然縣司不自由，事須經使君通狀。』」[197]縣司向州刺史請示，「刺史不與道理，仍判云：『准敕遞過，州司不敢停留，告知者』」[198]。

  揚州府政治清明，從遣唐大使二次不出席宴會可得到旁證。第一次是揚州府的宴會：「（九月）九日，相公為大國使設大餞，大使不出，但判官以不盡赴集矣。」[199]第二次是楚州刺史的宴會：「（開成四年三月）十九日，州刺設酒餞屈相公，相公不出，但判官以下著緋之人入州受餞。」[200]

  唐代中央集權，不論事情大小都須敕許：「相公所說，揚州文牒出，到浙西道及浙東道，不得一事，須得聞奏。敕下即得，余不得。又相公所管八州，以相公牒便得往還。其潤州、台州、別有相公，各有管領。彼此守職不相交，恐若非敕詔，無以順行矣。」[201]海上人給圓仁從日本帶來公文及黃金等，揚州當局不敢自開，原封送到長安，由皇帝看過後才交給本人：「（會昌六年）十月二日，海上人從揚州來到，始得相見，仍日本太政官牒、延曆寺牒及小野少貳書，緣本函封，揚州節度使、平章事李紳不敢自開，全封進上長安。今上具覽訖，敕付淮南節度使，卻令分付本主。」[202]

  （2）從《入唐記》看揚州的經濟。揚州為一大製鹽中心，所產之鹽通過大運河向南北輸送：「鹽官船積鹽，或三、四船，或四、五船，雙結續編，不絕數十里，相隨而行。」[203]關於長江運輸繁忙的情景：「江中充滿大舫船，積蘆船、小船等不可勝數。」[204]

  唐代揚州嚴禁銅鐵交易：「天下百姓作銅器，無銅鑄錢，所以禁斷矣。」[205]揚州不許外國人購買物品：「射手身人部貞於市買物，先日被捉，縛州里，今日被放來，又不失物。」[206]「史越智貞原先日往市買物，所由報州請處分，今趨來。」[207]

  （3）從《入唐記》看揚州的宗教。唐朝不准私度為僧：「大唐太和二年（828）以來，諸州多有密與受戒，下符諸州，不許百姓剃髮為僧，唯有五台山戒壇一處，洛陽終山琉璃壇一處，自此二外，皆悉禁斷。」[208]「揚州有四十餘寺。」[209]連外國人做和尚也要皇帝批准：「又沙彌受戒之事，相公不許。比年有敕云：『不令受戒，非敕許未可允許』云云。」[210]關於唐朝僧官的權限：「凡此唐國有僧錄、僧正、監寺三種色：僧錄統領天下諸寺，整理佛法；僧正唯在一都督管內；監寺限在一寺。自外方有三綱並庫司。」[211]關於外國人不許進入寺院的規定：「為畫造妙見菩薩、四天王像，令畫師向寺里，而有所由制不許外國人濫入寺家，三綱等不令畫造佛像。」[212]關於揚州「會昌滅佛」的情況：「（會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揚州。見城裡僧尼正裹頭，遞歸本貫；擬拆寺，金錢物、莊園、鍾等，官家收檢。近敕有牒來云：『天下銅佛鐵佛盡毀碎，稱量斤兩，委鹽鐵司收管訖，具錄聞奏者。』」[213]

  

  （4）從《入唐記》看中國人民歡迎遣唐使。當遣唐使遇難時，揚州沿海居民冒險救援並提供食宿：「射手一人入潮溺流，有白水郎（唐代沿海居民或漁民的稱謂）拯之。」[214]「聞第四舶猶在泥上，未到泊處……其廣棚離脫，淦水殆滿，隨潮生潮落……求法僧等未登陸地，頭判官登陸，居白水郎舍。」[215]揚州官民都來慰問遣唐使：「船中人五人身腫死。大唐迎船十隻許來。」[216]當第18次遣唐使船七月二日在大唐揚州海陵縣淮南鎮大江口擱淺時，「鹽官判官元行存乘小船來慰問，使等筆言國風」[217]。「九日巳時，海陵鎮大使劉勉來慰問使等，贈酒餅，兼設音聲。」[218]抵達揚州後，開元寺僧來江南官店慰問：「二十八日開元寺僧全操等九個僧來，慰問旅弊……三十日開元寺僧貞順慰問。」[219]「（九月）二十一日，僧寺老僧宿神玩和尚來相看慰問。」[220]

  （5）從《入唐記》看揚州的中日文化交流。圓仁在揚州停留的半年多時間內，竭盡全力汲取中國文化，或抄寫收集經卷，或臨摹佛像、大師像，或觀摩禮儀：「就嵩山院持念和尚全雅，借寫金剛界諸尊儀軌等數十卷。」[221]「五日齋後，前畫胎藏曼荼羅一鋪五副了，但未采色耳。」[222]「十一月二日，買《維摩關中疏》四卷，價四百五十文。」[223]「（開成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就延光寺僧惠威覓得《法華圓鏡》三卷。」[224]「（十一月）三十日早朝（大使傔從栗田家繼於迦毗羅神堂里，始畫妙見菩薩、四天主像。」[225]

  圓仁在唐九年多的時間內所得到的內外經卷及文物，分兩次運回日本。第一次是在揚州得到的東西由第十八次遣唐使船帶回日本：「（開成四年三月）十七日，運隨身物載第二船。與長判官同船。」[226]第二次是在長安得到的四籠東西隨本人由金珍商船帶回日本，當初這些東西從長安帶到楚州後，因不能從楚州回國，必須去登州上船，故暫寄在新羅翻譯劉慎言家裡：「從京將來聖教功德幀及僧服等，都四籠子且寄著譯語宅里，分付譯語，囑令檢校。」[227]這四籠子「圖畫及文書等」，幸得劉慎言不畏滅佛嚴令，保存下來，後運至登州，由圓仁本人帶回日本。根據《日中文化交流史》，圓仁帶回經論章疏、傳記等五百八十四部，八百零二卷，胎藏、金剛界二部，大曼陀羅及諸尊壇像、舍利、高僧真影等多達五十九種。[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