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學研究之斐然成就

  吳廷璆學識淵博，在東西交通史、亞洲史和日本史研究領域造詣深厚，其關於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和見解，在中外學界影響廣泛，從而確立了史學大家地位。

  吳廷璆治史，倡導經世致用。他在自述中表明，踏上史學研究之路出於「個人志趣」，也是「時代社會要求」使然。1930年代中期撰寫的首篇學術論文之所以把漢代西域經貿關係作為選題，出發點是「儘管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接觸已經多年，但在諸如中國如何通過對外交往能使本國富強起來，怎樣才能在同外國進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過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現代國際社會等許多根本性問題上，都尚未解決。所以，便希冀從過去的中西交通的歷史發展中，去找尋其規律和獲得啟示。以後，研究的興趣一發而不可止」[11]。

  

  1936年的中國，東北淪陷有年，華北在日本步步緊逼下陷入空前危機，然而一些文人墨客還在樂此不疲地討論中國文化如何為外國所欣賞。面對此景，剛剛從京都帝大畢業回國的吳廷璆無法沉默，他奮筆疾書，在《益世報》上發表《「中國學」之世界的興趣》。文章旁徵博引，推古論今，依據翔實資料分析了近代以來西方及日本日益高漲的「中國學」研究熱現象，並以犀利的筆鋒揭露了問題的實質。文章寫道：隨著國際關係的日益密切，世界對中國及中國學問的關切不足為怪，但是「當我們一部分人還以為人家是抱了滿腔好感在『崇拜』『提倡』中國文化的時候，不妨更注意一下，各資本主義國家對其殖民地政策的研究，與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什麼區別？」「關於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學問，誰具好感，誰懷惡意的問題，似乎常為中外學者所議論，見解不同，但他們在研究上持有的史觀和他們所用的方法，則毫不掩飾地把他們的真心告白給了世人。」[12]

  中西交通史是吳廷璆畢生矢志不渝、潛心專研的學問領域，其早期研究成果有《漢代西域的商業貿易關係》和《古代中國、希臘文化接觸之研究》等論文。

  《漢代西域的商業貿易關係》[13]是他在日本京都帝大史學科的畢業學位論文，踏入史學殿堂的處女作。這篇長達5萬字的作品，以中國古典文獻記載的史料為依據，以西方國家及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為參考，逐次闡述了西漢初期商業資本的狀況、漢與西域諸國的關係、漢武帝的西部開發政策及西域國際貿易的景況。論文對研究對象的總體把握及研究路徑的設計頗為老道，而關於張騫和班超出使西域，塔里木盆地商隊，民族間貿易的範圍、交易形式與商品種類等具體史實的考證，細緻入微，盡顯超凡才華。

  《隋唐時期日本與中國文化》《隋唐時代揚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從日本考古學論徐福的東渡》等，均是吳廷璆在耄耋之年發表的力作。《隋唐時期日本與中國文化》[14]一文，闡述了日本吸收隋唐文化的歷史背景，進而從典章制度、政府機構、土地制度、軍事組織、戶籍管理、國土規劃、貨幣與度量衡、教育、歷史編纂、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不同層面入手，深入考察了日本如何引進、消化中國文明並進而本土化的問題。毋庸置疑，沒有全面而厚重的知識積累，是無法結出這樣的學術碩果的。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正處在繼續前行還是收縮調整的關鍵時刻，從這篇論文中，不難體察其敏銳時代意識和良苦用心。

  吳廷璆是學界的常青樹，其《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15]在權威學術期刊《歷史研究》上發表時，已是85歲高齡。這篇論文，洋洋灑灑3萬餘字，從「政治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不可分割，政治經濟的往來一定帶來文化上的交流」，以及「交通路線的開闢與文化傳播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過交通而從甲地傳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的視角出發，以大量信史資料為依據，向佛教經由西域傳入中國這一學界成說提出正面挑戰。論文指出，佛教「至遲在後漢初年即漢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傳入江陰」，由於「事實上漢代與印度海上交通早於陸上交通」，故佛教通過海路傳入中國先於陸路。這一新的論斷無疑對學界產生了巨大衝擊力，而文中關於「佛教與商人結伴而行」「哪裡有印度或中亞的商人，哪裡就有佛教，佛教借著商人傳到國外」等規律性總結，也都頗具點石成金之妙。

  日本史是吳廷璆的重點研究領域，在大化革新、明治維新等關乎日本歷史轉折的重大問題上，他的研究獨樹一幟，其創新性觀點影響了我國史學界的幾代學人，對日本、蘇聯、朝鮮等國際學界也產生了影響。

  1955年，吳廷璆在《南開大學學報》發表《大化改新前後日本的社會性質問題》[16]一文，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說」。論文指出：「大化改新以前的日本社會既非單純的氏族社會，也不是奴隸社會，而是一種過渡性的社會。」「大化改新的結果，日本古代社會的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舊的族長貴族的統治崩潰了，部曲民脫離了豪族的支配。從農村公社關係中游離出來的公民——氏人同部曲民一道變成了班田農民。」「另一方面，由於班田法的實施，天皇成為最高的封建領主，官僚貴族們又用各種形式取得了自己的土地，法令把農民緊緊縛在土地上，使他們成為農奴，這卻說明了日本古代社會已從家長氏族制過渡到封建制了。」由於「中國高度發展的封建制從各方面不斷刺激著日本社會，終於使日本古代社會越過了奴隸制而走向封建制度」，「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這一論斷，使我國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關於大化改新性質及日本歷史分期問題研究有了突破性進展，「封建說」得到學界主流的普遍認可。

  1964年，吳廷璆在《南開大學學報》上發表《明治維新與維新政權》[17]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以革命與改革的「兩點論」，論證了明治維新是「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文章指出，在封建危機和民族危機的雙重壓力下開展的明治維新運動，由於沒有新興資產階級的領導，被分為兩步，其第一階段的革命以倒幕派領導農民和城市貧民起義推翻德川封建領主制，解放農奴，建立地主資產階級政權而告結束；第二階段因倒幕派背棄革命而變成地主資產階級的改革。明治維新通過以農民為主的革命推翻了幕府，廢除了封建領主的農奴制，發展了資本主義，但半封建的地主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它和資本家一起推行對內剝削壓迫、對外擴張侵略的政策。維新後的日本歷史證明，明治政權是一個地主資產階級政權，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所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任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得以完成的。

  1982年，吳廷璆與武安隆合作發表《明治維新與資產階級革命》[18]一文，進一步論證了後進國家中「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文章指出，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掃乾淨，因而「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極其罕見的。明治維新由於幕末革命形勢的出現，通過國內戰爭推翻了封建領主制度，實現了政權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之間的轉移，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闢了道路，從而具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特徵和社會經濟內容。文章的結論是：「明治維新完全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如果為了說明它的特點以區別於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那麼稱它為『後進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為明治維新之有異於西方先進國家的革命，幾乎全部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後進性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