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學科建設之突出貢獻

  吳廷璆先生從教60年，開設了亞洲史、中西交通史、日本史、明治維新史、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等專題課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他親自指導的日本史研究碩士生或博士生多達數十人。如今，其嫡傳及再傳弟子遍布中國各地，「南開日研」已成為國內認可、國際矚目的學術「高地」。

  吳廷璆的大家風範，不只在於卓越的個人研究成果和教書育人，更在於其構建新史學體系的奠基之功，以及組織和統領學術團隊開展大型課題研究的非凡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亟待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清除舊思想對學術研究的影響，構建嶄新的學科體系。1960年代，中國學界曾圍繞如何建立科學的世界史研究體系問題展開討論，他在多種場合闡述了主張，其中在《光明日報》上連載的論文《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19]，理論上高屋建瓴，實踐上強調操作性，因而在中蘇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論文指出：比起自然科學來，歷史成為科學顯然是晚了，而歷史卻向我們提出了莊嚴的任務——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來重新評價和總結人類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為科學的發展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天地，因為由剝削階級造成的阻礙科學發展的因素被掃除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僅要求全面發展科學，也為科學的全面發展創造了一切必要的條件。黨的政策和毛澤東思想為歷史科學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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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我國世界史研究的現狀和問題，論文尖銳地指出：不但許多重大問題還未接觸到，就是已經提出的問題也有不少處在不能解決或沒有展開討論的狀態。例如世界史的體系問題，奴隸制度的類型問題，城市的起源問題，東方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農民戰爭與宗教的問題，亞洲各國的歷史分期問題，以及東西方國家某些人民起義和革命性質問題等。現在我國的世界史研究所遇到的一個緊迫任務，就是編寫一部高等學校世界史教材，而要編好這部教材，就要本著不破不立的精神，建立一個新的科學體系。

  論文認為，科學體系反映一定的世界觀，而社會科學要為社會服務。在世界史研究領域，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代表了資產階級的觀點，因此新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原則上必須打破歐洲中心論，堅持整體的世界史研究。論文強調指出：「人類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它的歷史應該是全面的，即使是我國人寫的世界史，也不宜因與本國史分工而將中國部分完全略去不提。抽出了中國顯然不能對世界史有全面的認識。有人因為反對歐洲中心論而主張建立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史體系，我看也沒有必要。」「以地區作中心的世界史，無論它從何種願望出發，都是不科學的，在方法論上也是錯誤的。」「世界史是要把人類社會作為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進行具體研究。」

  基於上述觀點，論文提出的建立世界史新體系方案是，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將世界史分為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曰原始、古代、中世、近代、現代五個階段，採用綜合年代法，敘述每個時代總的特徵和各國人民的具體歷史。分期的基本原則是將最先進的國家進入社會發展新階段作為一個時代的起點，同時兼顧各國歷史發展的特性，在世界史的撰寫中採取靈活方法處理疑難問題，如對於朝鮮、越南、印尼等古代史分期問題尚未解決的國家，可將其封建社會前的歷史部分地放在封建社會中敘述，亦可將非洲、美洲、澳洲等許多國家的早期歷史放在近代乃至現代史中敘述。

  論文的結論是：「這樣的體系，既闡明了世界歷史的一致性和多樣性，也指出了歷史上新的、前進的東西和舊的、沒落的東西，鮮明地揭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各國人民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從而大大地發揮了世界歷史的戰鬥作用，從根本上打破了歐洲中心說的世界史體系，保證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

  時過境遷，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當我們重溫這一奠基性論述時，不禁為吳廷璆當年的真知灼見所感嘆。事實上，當時學者們正嘗試撰寫一部體現新中國特色的世界史教材，而他也是其亞洲中古史部分的執筆者之一。由此推知，他在四卷本《世界通史》付梓前發表這篇論文，對我國世界史研究的總思路和學科建設方向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因為論文清晰地表達了對我國世界史研究現狀的憂慮，以及對意識形態上深受蘇聯影響，寫作體例上將中國「開除球籍」等做法的不滿。值得欣慰的是，在這篇論文發表30年後，展示了「整體性」研究特點的吳於堇、齊世榮主編六卷本《世界史》的出版，終於為中國及其他「被忽略了的」國家和民族安排了應有的歷史位置。

  在新中國的日本史研究中，吳廷璆領銜撰寫的《日本史》具有里程碑意義。這部百萬字巨著是新中國第一部日本通史著作，其寫作始於1975年，1994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歷時20年，執筆者是南開大學和遼寧大學的十餘位學者。吳廷璆作為主編，不僅親自撰寫了第1卷第9至14章，還對全書進行了終審把關。不難想像，從古代到當代，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所有層面綜合把握2000多年的日本歷史，著力體現出中國學者的立場和觀點，談何容易！筆者從1983年起在先生身邊工作，目睹了先生夜以繼日、字斟句酌審改書稿的艱辛。這部由我國學者撰寫的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日本通史著作，出版後頗受好評並一再重印，已成為專業研究者的必讀之作。

  敦煌壁畫銘刻著古代中西民族交流的印痕，它作為我國的文化瑰寶，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直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1970年代末，我國的敦煌學研究進展緩慢，對此先生甚為不安。1981年4月，吳廷璆在京大讀書時的同窗契友、日本學者藤枝晃來到南開大學，為我國專業研究人員舉行「敦煌學」專題講座。吳廷璆主持開講式時，一句「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震驚四座，激發了我國學者的研究熱情和責任感，也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近30年來我國敦煌學研究的長足進步和政府投入的加大，與他當年的大力呼籲不無關係。

  （本文作者楊棟樑，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

  【注釋】

  [1] 見李玉主編《新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2] 許德珩（1890—1990），政治活動家和教育家，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3] 千家駒（1909—2002），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學運時期吳廷璆的戰友，曾任全國政協常委。

  [4] 張勃川，時為北大經濟系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及中國駐外大使。

  [5] 范文瀾（1893—1969），歷史學家。中共八大候補中央委員、九大代表。時為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

  [6] 羽田亨（1882—1955），時任京都大學文學部長兼史學科長，後任大學總長。

  [7] 引文處為吳廷璆語。

  [8] 杜斌丞（1888—1947），教育家和愛國政治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

  [9] 又名李士腴，中共黨員，民盟組織者之一。

  [10] 馬哲民，中共早期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

  [11] 吳廷璆語。見《吳廷璆史學論集》前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 原文載於天津《益世報》1936年6月21日版。

  [13] 原文載於《吳廷璆史學論集》第19—78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 原文載於《世界歷史》1992年第6期。

  [15] 原文載於《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6] 原文載於《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5年創刊號。

  [17] 原文載於《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4年7月號。

  [18] 收入中國日本史研究會編《日本史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19] 詳見吳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刊於《光明日報》1961年4月9日、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