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學者稱景逸先生。以疏彈執政謫揭陽，半載而歸，遂與憲成復興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為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在林下二十八年而復出，坐移宮案，削籍為民，並毀其書院。翌年，又以東林邪黨逮，夜半投水自盡。攀龍自序為學次第云：

  吾年二十有五，聞李元沖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有志，以為聖人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裡」，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邪？覓注釋不得。忽在《小學》中見其解，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癸已，以言事謫官，頗不為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吳子往談論數日，古樵忽問：「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

  夜闌別去，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心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澄清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盤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之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余以最劣之質，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為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斃而後已云爾！

  黃宗羲云：

  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雲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劉先生宗周。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

  這裡鈔摘他這一長篇的自序，一則宋、元、明三代已過六百年的理學，正到結穴時，我們可以把他來作這六百年理學家最後歸宿的一典型。二則他為學一本程朱，我們若避開理論，專從實際工夫上來看程朱、陸王之異同，則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出許多極接近陸王的成分。

  問：「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麤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尹和靖，與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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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整庵、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宋之朱、陸亦然。陸子之學直捷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處。朱子卻確守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矗，便包不得朱子。」

  又曰：

  除卻聖人全知，一徹俱徹，以下便分兩路。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成異同。本朝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是兩樣。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

  這些話，也顯可看出學術思想轉變之痕跡。從前都在理上爭，以謂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此刻則漸漸轉換眼光，來看各家學派之脈絡，側重在學術本身之流變與異同。如是則爭傳統的宗教氣，將轉成為學術史的研究。因於如此的轉變，故其論學精神，亦將不再懸空去爭辨宇宙人生的大原理，而自會更注重在針對時弊上髮腳。他曾說：

  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鮮而士鮮實修。

  故他說：

  嘗妄意以為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為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硜硜為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儻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

  根據上引，可見攀龍與憲成，在其講學的外貌上，雖似有不同，而內里精神，則實有他們的一致。他們都不在憑空追尋宇宙或人生之大原理，再把此原理運用到現實，或憑此原理衡量已往的歷史。他們似乎更著眼在當前時代的實際情況，和己往歷史的客觀經過上。因此他們的理論，更像是針對著現實，客觀了已往。因此他們在思想上，似乎都沒有要自己建立一完整的體系，或信守某家某派的理論和主張。這一點，顯然是一種新態度。六百年來的理學，便會在這一新態度上變了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