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葉適

  浙學在不排異端不斥異端的風氣下，卻演變成由他們來反傳統。陳亮反對朱熹的，在熹的新傳統里抹去了漢唐諸儒，葉適則反對朱熹新傳統里所定孔、曾、思、孟四子書之不合。陳亮還是在爭態度，葉適始是在爭思想。陳亮所根據的還是功利立場，葉適卻直從正統宋學的義理立場來爭辨。全祖望說：

  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

  可見葉適思想在當時之地位與力量。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學者稱水心先生。他素主復仇。韓傭冑開禧用兵之說起，他力主「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他主張修邊而不急於開邊，整兵而不急於用兵，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他當時對軍事財政，都有極切實極精細的計劃，而時議不納。兵敗了，再起用他，他又獻斫營劫寨之策，勉強把一時頹勢挽住。廷議又急於求和，他謂可不必，只力修堡塢，先謀自固，徐圖進取。別人卻誣陷他附會侂冑挑起兵端。他杜門家居，也不自辯。嘆息說：「女真崛起五六十年，盛極將亡，恐有他人出而有之。」蒙古南侵，他好像已事先料到了。他是一實際有幹才的人，卻不像陳亮狂士大言。

  他著書有《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及《文集》、《別集》等。他極工文章，因此他的弟子多流於文辭，在他思想學術方面，卻少承襲。他說：

  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或曾子於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

  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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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於大道多遺略。

  又曰：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為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於人，在此一章。案：此以為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為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孔子教其徒，所受各不同，以為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為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則不可。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為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者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俗，此即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則專以己為是，以人為非；克與不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即上三語。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尊，賤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

  又曰：

  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於是。

  又曰：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為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麤明，因曾子而大迷。

  此辨曾子未為獨傳了孔子的道。他又說：

  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為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此辨子思《中庸》未必是孔子遺言。他又說：

  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忘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跡。

  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己過。孔子亦與梁邱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跡，則以道為新說奇論矣。

  又曰：

  以心為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為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為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

  又曰：

  孟子言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於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此孟子之功。後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

  此辨孟子論學，亦針對當時，難免有偏。他又說：

  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於國、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為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間極有當論者。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於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鑊不瑜，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若以為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為《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耳。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

  此辨《大學》未可信。他又說：

  《文言》、《上下系》、《說卦》諸篇，習《易》者匯為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為皆孔子作，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為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為禪，善其說者以為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為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於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於《十翼》。以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啟教後學，於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亦與中國異，而徒以新說奇論辟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

  此辨《十翼》非孔子作。大抵以上諸條，他把《論語》里的曾子和《中庸》及《孟子》乃至《大學》和《易傳》，逐一批評了，而同時又批評到周、張和二程。其實是在批評朱熹所排定的儒學新傳統。除卻孔子外，全給批評了。他在這一方面所表現，頗似歐陽修。他們同是運用史學眼光來考察，宜乎有許多的相近。

  他又說：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捨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揜舊聞，一歸孔氏，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為得也。

  這也是極平實的話。孔子以前也還有傳統，不該略去不問。孔子以後，也不該把曾子、思、孟作一線之單傳。孟子之後，又不該直落到周、張與二程。這樣說來，便把朱熹排定的新傳統，通體排擊了。

  他又說：

  《周官》言道則兼藝，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為道本」，最為切要。老蔣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耼所著。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為某物。故後世之於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

  這始提出他自己對道的觀點，這是永嘉學派以經制言學之大旨。清儒顏元，亦推本《周禮》言道，但史學造詣，則遠不逮永嘉。我們若把浙學永嘉上溯之江西之廬陵，歐陽修。則頗見相近似。但歐陽修並不信《周官》。專就這一點論，則他的見識還超在葉適之上了。

  適又說：

  程氏語學者，必以敬為始。予謂學必始於復禮，復禮然後能敬。

  敬是私人事，禮是社會事，這是理學與史學之大分野。他又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余篇如此切要語，可並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學，固當終身守而不畔。必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曾子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為固，而薄者以捷出為偽矣。

  程頤說敬即便是禮。依葉適意見，該是禮才始是敬。因只講敬，限在自心自身上，講禮便通到人情與事理。洛、閩重內，浙學則轉向外，這又是理學與史學一條界線。他又說：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

  轉向外，所以不忽了功利。這亦是顏元、戴震排斥宋儒的理論。他又說：

  黃叔度為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於敝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這一說，實在說中了正統宋學末派之真毛病。陳亮「無須之禍」一段，與此可相參。他又說：

  程氏顥。答張氏載。論《定性書》，皆老佛語也。老佛之學，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為本，以勞謙為用，故其所立可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與焉。老佛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為應世，其偶可為則為之。所立未毫髮，而自誇甚於丘山，至於壞敗喪失，使中國胥為夷狄，滄亡而不能救，而不以為己責也。

  這才徑以程氏為老、佛，其所抨擊，尤似顏元、戴震之口吻。

  他門下有周南，曾五易師而登適之門。紹熙元年以進士對策，述時弊三：一為道學，二為朋黨，三為皇極。他說：

  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

  這更可證明後代顏元、戴震之意見，早在南宋時，已明白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