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陸九韶、九齡、九淵

  和朱熹閩學同時對立，分主壇坫的，是江西陸九淵。他和其兄九韶、九齡合稱三陸，他們是兄弟六人中之後三個。家金溪，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為家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他們兄弟在這樣的環境中歷練成學。九韶字子美，學者稱梭山先生。他主家政，編韻語為訓戒辭。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則言於官府，屏斥之。他對家庭經濟，主張不論貧富，每年留所入十之二三備不測，雖忍飢而毋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不足助以財，則助以力。如先而往，後而歸，代服勞之類。總求不動搖家裡貯蓄來維持此大家庭於不壞。他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他隱居不仕，但後人說他家政具有條理，可推以治國。

  他不信周敦頤《太極圖說》，謂與《通書》不類，疑非敦頤作。否則是其學未成時所為。他說：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此一即太極，未嘗於其上再加無極二字。

  曾遺書朱熹討論，熹不謂然。他說熹求勝不求益，不願再辯。後來九淵卻接著其兄意見，繼續申辯，成為朱陸異同中一件大公案。

  九齡字子壽，學者稱復齋先生。九韶樸實，九齡卻有才氣。九韶所講都切近有補於日用，九齡比較喜歡學術的討論。時秦檜當國，科場中不再講程氏的洛學，九齡讀《程氏遺書》，委心嚮往。他們兄弟家庭自相師友，但相互間意見，和而不同。他遇休暇，便督領諸子弟適場圃習射，他說：

  是固男子事也，不敢鄙為武夫末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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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廬陵有盜寇警，旁郡皆請九齡主防禦。

  初，先生之父，采溫公冠婚喪祭儀行之家，先生又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饎爨，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友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

  他在政治上僅做過一任興國軍教授，在任僅九個月，學生僅十五人，他的才志並未能表現。但他自負甚高。他說：

  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苟不用於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

  他看不起當時學風，說他們：

  棄日用而語心，遺倫理而語道。

  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為有得，而卒歸於無所用。此惑於異端者也。

  他自己說：

  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於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

  他又說：

  某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於釋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窮天地，亘萬世，無易乎此。然世無是學，難以論人。

  然他雖這般地高自期許，朋友間卻稱他「務實有工夫」。又說他「心平氣和，相識中甚難得」。上語呂祖謙告陳亮，下語呂祖謙告朱熹。所以說：

  先生勇於求道，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呂祖謙志墓文。

  九淵字子靜，學者稱象山先生。他在兄弟中，天分最高。三四歲時，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大奇之。聽人講程頤語，他便覺心上不歡，說：「他的話怎和孔孟不同呀！」他讀《論語》，就不喜有子，說他支離。有一天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悟，說：

  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他又說：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

  有一天，九齡問他：「吾弟今在何處做功夫？」他答道：

  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

  可見三陸之學，全從他們的家庭環境篤實踐履而來。所以全祖望說：

  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

  他們是學無師承，關著門做學問；而同時因大家庭生活，使他們對人情事勢物理上，都有一番真切的磨練與了解，這才形成了江西陸學一種獨特的精神。

  九淵三十四歲登進士第，時已負盛名。初到臨安，慕名從游者極眾。九淵一見，便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為人。這是他天姿獨特處。本來宋學精神，主要在參悟人心。不通心學，便無法了解得宋學。九淵在此有特長，無怪他能成為宋學中一顯學，而又是宋學中「心學」的大祖師。

  後十年，他四十四歲，做了國子正。在臨安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並假於館。當時中饋百需，不要九淵開一句口，他夫人都替他調度有方，舉無缺事。那亦是陸氏家風，他夫人正亦訓練有素了。他罷官歸來，學者益盛，四方輻湊，鄉曲長老，也俯首聽誨。他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無地容納，有時便群聚到寺觀里聽他講。縣官特為他於學宮中設講席，貴賤老少，溢塞塗巷。這既不是胡瑗以來的書院講學，也不如二程般只是私家朋友講習。九淵的講學，又另是一種向社會群眾的公開講演，為宋代講學開一新生面。

  後來他門人彭世昌，因游貴溪應天山，愛其陵高谷邃，林茂泉清，因約諸友為他建精舍，講堂。築方丈，寢舍。專闢作講學之地。四方學士，各自在山結廬，相從講學。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轎至。會揖，升講座。學者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席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

  這不是近代的學校教室，而是定期的公開講座。他

  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則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

  大率他二月登山，九月末束裝歸里，料理家務。如此五年，四方來著籍者踰數千人。他常說：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

  可見他日常生活，也極富情趣。但同時他也是一極能處理事務的人。他常告誡人說：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生平於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個閒閒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他又說：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

  他又說：

  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四圍盡風浪，內心盡恬靜，那是何等地滋味深長呀！

  而且他也嫻習武藝。他十二歲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即剪去指爪，學弓馬。他常說：

  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遊，亦為可恥。乃懷安，非懷義也。

  他四十六歲，又曾激起熱情，講究武略。常訪求智勇之士，與相商榷。有李起雲，將家子，九淵奇而教之，後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九淵，或問之。曰：

  雲少時，嘗欲率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飜然而改。不然，不得為人矣。

  五十三歲主荊門軍，舊無城壁，九淵以為四戰之地，決議築城，二旬而畢。他常閱武按射，兵伍之外，郡民皆與，射中同賞。朱熹在漳州軍，亦有教射故事。那時一輩道學先生，尤其如朱、陸大儒，都沒有忽視了武事。後來顏元罵宋儒只坐書房，學女兒態，實是寃枉了。

  九淵三十七歲那一年，呂祖謙約九齡、九淵兄弟與熹會於江西廣信之鵝湖寺。九齡語九淵：「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致辯，又令九淵獨自說，至晚方罷。九齡說：「你說甚是。」明日，九淵請九齡說，九齡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甚是。」我夜來得一詩，詩云：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注飜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

  九淵遂和其詩云：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自今。

  遂同赴會。祖謙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因舉詩云雲。只誦了四句，熹便說：「子壽早己上子靜船了也。」據《九淵年譜》說：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

  那年，熹四十六歲，正是他努力著書，也主張教人努力讀書的年代。九淵說他支離，他自然要不快。但九齡比較和緩，後來祖謙曾有一柬與熹云：

  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

  稍後熹又和九齡見面，那已在鵝湖寺會後之三年，熹追和前詩，云：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看詩中第五第六句，想必九齡確是不再堅持前說了。其實此問題也可說來甚簡單，張栻曾與九齡書，謂：

  箋注訓詁，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功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

  祖謙亦說：

  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自是人病，非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

  這是把此問題從淺處看。或許九齡也知改從淺處看，故而不堅持。翌年九齡即死，那年張栻也死了。熹有一篇祭文說：

  念昔鵝湖之下，實雲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

  觀此知九齡對鵝湖爭議，確不堅持了。但若說九齡不遽卒，九淵與熹的異見，便可會歸一致，則未免把此問題看得太淺。其實，程門教人，又何嘗如熹般，先要人泛觀博覽？直從楊時、羅從彥到李侗，那一個不是在默坐澄心？當時人也說：「為九淵之學者，只是澄坐內觀。」此葉適語。熹也說：「李先生愛看《論語》、《孟子》，看《春秋》不看《傳》。」後羅從彥邀侯師聖，問：「伊川如何看？」侯告以伊川亦看《左氏》，要見曲折。羅、李才始看《左氏》。可見他們亦如九淵般不主張多看書。即湘學如張栻，也不務泛觀博覽。只熹才破此傳統，從中期宋學返到初期，這是熹在正統宋學中最特殊處。九淵卻才更近中期宋學與程門教法。程頤因其兄所教太高太簡，始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把下一語來補充上一語。熹又從頤說再轉進一步，卻回到初期宋學之泛觀博覽。九淵在幼年，即說：「聞人誦程頤說，自覺若傷我者。」那何便能與熹合拍？熹自然也深知其意，他對他學生說：

  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

  又說：

  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這些正見熹之極大極深處，決不是隨便退讓或涵容。

  後來九淵四十三歲，熹在江西南康軍，特邀九淵赴白鹿洞講學。九淵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聽者感動，有至淚下。這一篇講義，至今還有刻石留在白鹿洞。熹跋云：

  發明敷暢，懇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據九淵《語錄》：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但此間大綱，有一個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這是九淵教法，顯然和程門洛學極相似，無怪他講喻義、喻利之辨，博得熹極度稱賞。他又說：

  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異聾者之把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

  這正如程顥戒謝良佐多記史事，而自己於史書卻甚細心理會。他居象山，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這是九淵極度自信之深。他認為他所講這一番道理，在天地間常存常明，所以有了他也不會添一些，沒了他也不會減一些。那何嘗是著書立說底事？朱熹拚命著書，正是他擔閣了自己。九淵生平，除卻《文集》、《語錄》外，更無著作。在宋儒中，只有程顥和他是一般。

  到了九淵五十歲那年，又和朱熹為了周敦頤《太極圖說》，引起一番絕大爭議。時熹已五十九歲了。可見他們兩人的講學意見，還是到老未合。這一番爭辨，最先起於九韶，現在九韶原書已不見，但觀熹覆信，知當時所爭，不僅《太極圖說》，還爭辨到張載的《西銘》。大抵九韶之意，謂《西銘》不當實謂乾坤為父母，熹答書云：

  《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若以父母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其見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

  這一辨，實在也是朱陸異同之根本處。大抵九韶所謂「仁體」指「心」言，而熹所謂「仁體」，則要說成「天地萬物實是此體」。讓我們再返觀程顥，他著名的《識仁篇》曾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訂頑》即《西銘》原名。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此處顥之本意，也決不指天地乾坤實是一仁體，而只指我心之仁之渾然與物為同體。故學者首務，在自識得此心；識得此心之仁，下面便只要有存養工夫。這說法很簡易。若如熹說，便該向外格物窮理來實見此體，那從陸氏兄弟看，便不免支離了。九淵學問路徑，其實還是和九韶差不遠，他們的來源，還是程氏洛學，而更近於程顥。二程只喜歡張載《西銘》，不喜歡《正蒙》。其實《正蒙》則正如熹意見，要實從天地萬物來證明其實為一體者。熹似乎因二程明白表示過不喜歡，故他也不正式推崇《正蒙》，而轉移論點來推崇《太極圖說》。但二程心裡也並不喜歡《太極圖說》的，只沒有明白說。九韶懷疑《太極圖說》非敦頤作，熹答書力辨，往復了兩番，九韶即擱起不理了。事隔多年，九淵又重新提出爭辨，但九淵卻只爭《太極圖說》，不再爭《西銘》。這一論點，直要到明代王守仁門下錢德洪、王畿，才始更作詳明的闡說。但九淵對《西銘》見解也決不會和九韶有異致，這是我們先該明白的。

  九淵和熹辨《太極圖說》，所辨只在《太極圖說》首句「無極而太極」之一語，而前後往復書各七通，後人多嫌雙方牽涉太廣，而沒有見到他們所辨之扼要處。此刻姑拈一端說之。九淵云：

  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辟，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里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說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而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

  熹答云：

  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

  這一辨，也是朱、陸異見之根本處。我們仍該回溯到二程。程顥說：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原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

  又曰：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又曰：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又曰：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又曰：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以上諸條，語極明顯。天地也只是形與氣。形與氣皆可見，道則指其中之不可見者。不可見之道，即在可見之形器中。故灑掃應對亦即是形而上，因灑掃應對亦有道。但程頤說法便不同，他說：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他又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合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合者道，開合便是陰陽。

  這一說，實與程顥不同。顥只說即此一陰一陽者是道。頤則說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如此分別得似乎更明白。但究竟此所以然之道是內在與附在呢？還是外在而先在呢？頤並沒有詳說，而朱熹則確然說其為先在了。先在的不能不認其近是外在了。可見九淵主張近大程，熹主張近小程。所以九淵主張只要一太極，而熹主張在太極之上還要一無極。他說：

  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

  這樣則朱、陸心中之「太極」，亦各不同。依九淵意，太極便即是陰陽，所以不該說「無極」。而熹則認為太極在無物之前，陰陽之外的，所以必說是「無極」。於是遂成為熹之理氣二分說，與理先氣後說。如是則所以然之道之於陰陽，便不得不成為外在而先在了。這是雙方在形上學上的歧見。落實到人生問題上，則更見雙方之異趣。

  心亦落在形氣中，九淵主張「心即理」，熹則主張「性即理」。他說：「心是知覺，性是理。」性只是理，心則是氣，所以他又說：「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姚舜功初問學於九淵，後師熹，嘗言：「陸子不喜言性。」「道氣」之辨轉落到「心性」之辨上，朱、陸異見，更見鮮明。我們也可說，朱陸異見，其實只是二程兄弟間異見之引伸擴大而達於鮮明化。九淵死了，熹說：「可惜死了一告子。」但當時還是有許多人極推重九淵。詹初說：

  陸子是天姿極高底人，朱子卻是曾子。

  初與黃千講學，乃熹私淑弟子，但他已不偏袒熹。後來元儒吳澄也說：

  陸子有得於道，壁立萬仞。

  可見朱、陸歧見，雙方在思想系統上，實在各有淵源，各有根據，卻不純在「尊德性」，「道問學」，指導人入門途徑上的歧見呀！

  現在再約略綜述九淵思想之大概。他說：

  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

  這是他的「鞭辟近里」。為學只是盡人道，學為人，如此便把他遠離了周、張、邵諸家，而貼近於程顥。當知義利公私之辨，則全辨在自己內心的動機上，故他說：

  今人略有些氣焰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堂堂地做個人。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剿模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

  只因公私義利，一問自心便知得，所以「不識一字，也可堂堂地做人」。因此他說：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彼之所謂理，亦仍是義利公私之辨。若我心為公為義，即便充塞了宇宙。程顥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渾然與物同體，這是一句富含哲學意味的話。因使人對此要感到不易識。九淵則不說仁，不說與物同體抑異體，只說辨個義利公私。這樣說，便專落在實踐上，人人反心可得。然當知此說雖簡易，卻廣大。任何一切人，應付任何一切事，都可有一個義利公私之辨。故說：「萬物森然於方寸間。」九淵即從這一分辨上，指點出人心與宇宙之合一。只為義為公便無我，無我便與物同體，便與宇宙合一了。故他說：「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這並不需從宇宙論形上學講起，只此心公與義便是。故又曰：「東海、南海、西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上、之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此心此理，也是指的公與義。故他說：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只為私為利，便有了我，便把我自己與宇宙限隔了。如何是公與義，則各人心裡都知道。只不在自私自利上專為自我作打算，便即是公與義。此種分辨，人非不知，只是不肯。若要肯，須是立志。

  傳子淵自槐堂歸，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曰：「辨志。」復問曰：「何辨？」曰：「義利之辨。」

  說格物窮理，則並非立志便可了。若說辨義利公私，則立志要辨便能辨。所以九淵只鼓勵人立志。他說：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又說：

  彘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個什麼？

  若這一個志立定了，後面一切易解決。他說：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有人問：

  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他說讀《盂子》而自得之於心，亦比程顥說「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更切實，更明白。所以他說：

  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

  《九淵》的學問思想真可謂樸實之至。惟其樸實，所以易簡。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