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呂祖謙附呂公著、呂希哲、呂本中、呂大器

  朱熹的交遊，張栻、陸九淵之外，還有呂祖謙，而尤以祖謙為最親密。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學者稱東萊先生。他是一世家子。自唐末五代以來，大門第陸續失蹤了，宋代只有韓家、呂家屈指可數的幾家。而南渡後呂家，尤稱為得中原文獻之傳。統計呂氏一門先後，載入全祖望《宋元學案》者，共七世十七人。這樣一個家學淵源，對祖謙影響自然會極大。

  最先是呂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夷簡子，封申國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時稱其簡重清靜，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他和王安石、司馬光同時，倶為兩人所推敬。

  公著長子希哲，字原明，居京師，為河南人。少時不名一師，初學於焦千之，可稱是歐陽修的再傳。又從胡瑗、孫復、邵雍，並學於王安石。他和程頤在太學為同捨生，年相若。後來心服頤學問，首先師事。但最要還是他幼年時的家教。公著居家，簡重寡默，夫人亦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希哲，然教之事事循規蹈短。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側，不得去巾襪縛袴。出門不得入茶肆酒肆。市井裡巷之語，鄭衛淫靡之音，未嘗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經於目。他自幼所受家教如此。少長又盡交天下賢豪長者以為師友，但晚年卻喜從高僧游。嘗說：「佛氏之道，與吾聖人脗合。」他習靜功深，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嘗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倶墜，浮於水，他安坐轎上，神色不動。過了十年，他卻說：「那時轎壞墮水，還是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了。」他又說：

  治人事天莫若嗇，修養家以此為要術。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於理。

  希哲子好問，字舜徒。好問子本中，字居仁，學者稱東萊先生，亦稱紫微先生，而祖謙則稱小東萊。本中還守家風，不名一師。當時名宿，如劉安世、楊時、游酢、陳璀、尹焊諸人，皆嘗從游。自少即熟聞父祖庭訓，後又遍從名師，所以他常說：「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論最要。」又謂：「學者當熟究《孝經》、《論語》、《中庸》、《大學》，然後遍求諸書，必有得矣。」他著書有《童蒙訓》、《師友淵源錄》，又有《舍人官箴》。他說：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耳。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又說：

  「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王沂公嘗說：「吃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他能詩，晚年也溺於禪。

  大器字治先，本中從子。兄弟四人，曰大倫、大猷、大同，築豹隱堂講學。祖謙，大器子。上面所述，是他一家的門第傳統。大抵呂氏家學，都主調和斟酌，不使偏鋒；都喜平易近切，不唱高調；都尚謹慎篤厚，不走險路。這在宋學中是別具一格的。祖謙則從這樣一種家學中薰陶出。他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他與朱熹、張栻友，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主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視果然。後來他在調和朱、陸異見上，盡了許多力。但熹對九淵、祖謙兩人，往往連合了批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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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又說：

  撫學九淵。有首無尾，婺學祖謙。有尾無首，禪學首尾皆無。

  他又深不喜祖謙講蘇氏學，他說：

  伯恭議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較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宋學家都喜排異端，斥俗學。這可說是宋代新興的平民學派吧！只有呂家是門第舊傳統，祖謙還持守著不變。他們一家傳統，襲有唐代人遺風，他們心中似乎沒有所謂異端與俗學。此因門第家風，重在保泰持盈，喜和不喜爭，喜融通不喜矯激。莊老佛釋，有時對保泰持盈極有用。南北朝、隋、唐大門第時代，莊老佛釋盛行了，這也不是偶然事。祖謙因此遂易近於蘇學。張栻與朱熹書卻說：

  伯恭近來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今頗知此為病痛矣。

  可見當時朋輩中看祖謙，都說他是長厚一路，不肯公開排斥人。寬大和順，是門第的家風，但在宋儒中卻成為一種特有的孤調。宋學多愛明辨是非，只走一條線。我們可說宋學風氣近戰國，而祖謙則還是春秋傳統呀！熹又說：

  伯恭無恙時，好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胡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覇，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宋代學風，上對唐人，可說帶有一種革命的情調。這裡自有一種社會變動的影響。宋儒是新興的平民派，因此很像戰國諸子。春秋時代的封建貴族，一到戰國，全崩潰了，平民學者興起，帶有一種凌厲無前的鋒銳氣。唐代門第家庭，到宋時也崩潰了，那時則又是另一輩的平民學者在興起，所以他們也另有一番凌厲無前的鋒銳氣。他們重理論，不重傳統，所以喜講理學，不喜講史學。理學要講出一個最高原理來，史學則只就事論事，卑之毋高論。理學家講史學，便須講到唐、虞、三代去，講傳統，也只講唐、虞、三代。其實這氣派還是理學的，非史學的；還是革命的，非傳統的。祖謙卻在深厚的門第氣息中薰陶過，因此他的學風，在宋學中，好像不講最高原理，對現實帶有妥協性，沒有革命的一股勁。朱熹又有一番很詳細說這一層。他說：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雲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濟甚事？

  這一節話，深微地描繪出當時浙學不能與初期宋學相比處。初期宋學近乎狂，其實正統宋學也全是狂。而浙學從祖謙以來，因其帶有門第氣，便絕不會是狂。朱熹在此上，寧覺江西陸學還比較地有力。他說：

  伯恭門徒，氣宇奄奄，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即張栻告誡袓謙也曾說：

  尊兄於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坐在此上，卻恐頹墮少精神。

  但祖謙雖出身於門第，而祖謙所代表的浙學中人，卻並不出身於門第。朱熹、張栻雖如此般說祖謙，卻未料到他們認為回互不振厲的頹墮少精神的，卻會起來向宋學樹叛幟。他們認為四分五裂各自為統的，卻會起來反傳統。於是作為正統宋學對壘的，卻不在江西而轉反在浙江。這一風氣，卻由祖謙引其機。這是學術思想史的轉變中，一件至可玩味的事。

  祖謙也有和他家傳統不同的一點，他好汲引群眾，聚徒講學。這是他受當時時代的影響，但反過來影響時代卻更大了。陸九淵曾說：「伯恭在衰絰中，而戶外之屨恆滿。」張栻《與朱熹書》亦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又曰：

  伯恭真不易得，向來聚徒頗眾，今歲己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為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

  可見當時來從祖謙的，另是一派不近理學的人。若謂都只為舉業，卻未必是公論。張栻《與祖謙書》有云：

  去年聞從學者甚眾，某殊謂未然。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為復集，此次須是執得定。

  可見祖謙門下生徒，往來極盛。幾番謝遣，幾番又集合。栻又說：

  伯恭愛敝精神於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宋文海》，何補於治道，於後學？

  其實祖謙的《文海》，後名《宋文鑒》。卻頗為後代所推尊。僅用理學家眼光看，便覺是閒文字。這一層，朱熹和他卻較近。但熹又嫌他重了史學，輕視了經學，因此又說他博雜。熹說：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卻於要約處不曾仔細研究。

  總之，祖謙在當時友朋中，總覺得他不夠味，或是不夠勁。後來的《宋史》，也不把他列入《道學傳》，改入於《儒林傳》。但他到底是浙東史學開山。當時陳亮便極度推尊他，說：

  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敬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

  這不是說他更勝於朱熹、張栻麼？但熹卻說：

  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

  熹又說：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這裡便顯然分出了當時學術界兩大壁壘的陣容來。但祖謙究是門第中出身，又與朱、張為密友，所以他的學問路數雖不同，卻依然和理學正統不致相衝突，而其他諸人則不免要和朱學顯相敵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