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程顧

  程頤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與兄顥幼年同從游於周敦頤，後世稱之曰二程，同奉為宋學之正統。兩人學問，大體相同。但他們的性格，卻絕然有不同處。

  其母侯夫人，是一位好讀書博知古今的賢女。他們有一時居家在廬陵，屋多怪，家人見有鬼執扇。夫人說：「那是天熱呀！」又一天，又說：「鬼在嗚鼓。」夫人說：「給他一椎吧！」如是地鎮靜應付，後來鬼怪就不見了。二程兄弟，自然受母教的影響也很大。顥為上元主簿，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顥叫人捕而脯之，別人也就不覺蜥蜴是神了。有人問頤：「常見獅子撲來。」他說：「你再見便伸手捉。」其人屢捉不獲，後遂不再見有獅。但侯夫人也早知他們兄弟前途之不同。

  有一次，他們隨侍父宿僧寺，顥行右，頤走左，隨從都跟右邊走，只頤一人在左邊。頤也自知其姿性，他說：「這是某不及家兄處。」顥和易，頤嚴重，故人樂近顥，遠避頤。有人請頤啜茶觀畫，他拒絕了。他說：「吾生平不啜茶，亦不識畫。」韓維是二程老前輩，有一次，約他們到潁昌，暇日游西湖。韓維叫諸子隨侍，有人言貌稍不莊敬，頤回頭厲聲說：「汝輩從長者行，敢這樣笑語！韓家孝謹家風何在！」維立時把那一群年輕小伙子趕了。朱光庭去看顥，對人說：「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酢、楊時見頤，正值其瞑目靜坐，二人立侍不敢去。久之，頤回顧，說：「天黑了，回宿舍吧！」游、楊才辭退，時門外大雪，已下了一尺深。顥曾說：

  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時人都說：「顥和粹之氣盎於面背，但頤則接人以嚴毅。」哲宗曾擢頤當崇政殿說書，他以布衣一躍為帝師，還是照樣莊嚴持守，不少假借。仁宗時慣例，皇帝坐著，講官立侍。王安石始爭要坐著講，頤也爭要坐著講。時文彥博元老重臣，遇事侍立終日。或問頤：「君之嚴，孰如文彥博之恭？」頤道：「彥博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得不自重。」有一天，講罷了，還沒退，皇帝在園中折一柳枝，給頤見了。頤說：「這是春天萬物發生之時，皇上不該無故摧折新生。」因此哲宗由怕他而討厭他。人家說：「程顥和司馬光語，直是道得來。頤和司馬光，講著一天話，無一句相合。」蘇軾更和頤性氣不相合。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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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在經筵，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忌。時子瞻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迂先生所為，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為洛、蜀。

  在朱熹的《伊川年譜》里，還保留著當時許多瑣事。其一云：

  明堂降救，臣僚稱賀訖，兩省官即往奠司馬光。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者，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卻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自此始。

  又一則云：

  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

  又一則云：

  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台諫官設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元佑初，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眾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是後蔬饌亦不行。

  蘇軾奏狀，甚至謂「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加以辭色」。這些全是瑣事，兩面都有不是處。但後人說到道學先生理學家，無意中便把程頤作代表。一輩人討厭道學，也還是當時蘇軾和秦、黃輩見解呀！

  他晚年因黨論削籍，遠竄涪州。後再隸黨籍，並盡逐其學者。四方學者，猶相從不舍。頤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我門。」

  顥五十四歲卒，頤享髙壽，至七十五。他把其兄所說，有發揮，亦有補充，對宋學貢獻實極大。若使沒有頤，洛學或許便中衰，程顥也會像周敦頤，其道不大傳。明儒劉宗周曾說：

  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於其兄。

  朱熹極推尊頤，說：

  明道宏大，伊川親切。

  大抵顥之教人，側重在如何修養自己的心，頤對此極多闡述，更添進許多實際的治學方法，教人如何獲得知識。他說：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首句是顥教人的宗旨，次句是頤添入了。他又說：

  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一個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

  孝不僅要有孝之心，還該有孝的知識呀！知為孝之道便是「集義」，也便是「致知」。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

  這分明在補充顥所說。因此，他才將養氣養心工夫都綰合到「致知」上。他又說：

  須是知了方能行。若不知，只是覷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

  又說：

  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

  他又說：

  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須是真知，才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這些話，精神還極像顥，他主從親身實踐上求知，即是顥所謂「自家體貼」，但他說得更分明。他又說：

  人之一身，盡有所不肯為。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

  所以他說：

  人只是要一個知見難。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待著意做。才著意做，便有個私心。只一點義氣，能得幾時了？

  普通人也懂得義氣，知道這事該如此做，因此他也著意如此做，其實還是勉強，是私心要合義，卻並不是真知。所以他又說：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不假見聞，便要內心自己覺悟。我們若從他這些話，接著明儒王守仁之良知學，正是接得上。但頤並不推本到「良知」，這就形成了下面程朱與陸王之分歧。

  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而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思曰睿，睿作聖，才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個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據他說：致知工夫在思，思始能有覺悟，有覺悟始是學。能用思，能有覺悟，則聞見博而知益明，並不是不要聞見。但聞見之上更有一番重要工夫則是思。他說：

  人思如泉湧，汲之愈新。

  又曰：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換別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裡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他又說：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揣度還是在聞見上求知，悅豫則在德性上真知。知之真得與不真得，便在這上分。「聞見之知」，物交物，引而愈遠，故覺心氣勞耗。「德性之知」，乃此心知得義理，義理即吾性分以內事，故覺中心悅豫。顥講「敬」要和樂，頤講「知」要悅豫，仍皆可自己體貼得。

  他之所謂「思」，用古籍說之，亦即是「格物」。他說：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與物交物不同。物交物則引而愈遠，只是聞見。格物則有一限制，物與身接，其間有一理，此理則合內外，為我德性中所固有。所以說：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遷，迷而不悟，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慾格之。

  可見他講「格」字有「限制」義。不要因物而遷，愈引愈遠，要限制在物與我之相交點，而自明我德性所固有之理，則便非舍了德性而專求明物理。所以說：

  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可見格物不是放我心去隨著物，乃是限制在物上窮其理，而此理則仍不外於在我之德性。故他又說：

  觀物理以察己。

  如何叫「觀物理以察己」呢？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

  可見格物窮理，乃窮此物我、內外合一之理，並非離去我而外窮物理。

  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裡只是點頭。」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渾是率性。顥嘗說：「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雲與自家意思一般。」這便是才明彼，即曉此，便是格物。顥又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這亦是格物。觀驢鳴可悟驢之生氣與生理，此是驢之性。因於驢性，可悟己性。顥又說：「觀雛雞可以識仁。」這也是格物。雛雞一片生趣，便知人心也如是。顥又觀池盆中小魚，說：「欲觀萬物自得意。」池盆中小魚如何般自得，即如自己心氣自得時意味。如是觀物，便觀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盈天地間，生趣洋溢，活潑潑地，一片天機。所謂「靜觀萬物皆自得」，這即是天理。到此便已是天理由自家體貼到了，便知道自己也是活潑潑地，如是便豁然貫通，便是自得，便是明天理。

  如上所說，可見頤之所謂「格物窮理」者，並不如近代人觀念，認為所窮在物理。他之所窮，則仍是顥之所謂「天理」，只是欲窮性之理。所以說：

  性即理也。

  由此看去，顥主敬，頤格物，在學脈上仍是一事，並無二致。只頤把顥說的再補充了其向外的一面。所以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我們也可說，性之理即義理。若用近代人術語說，頤所欲窮者，仍是人文世界之理，即性理，或義理；而非自然世界之理，即專限於物理。

  我們明白了這一層，便可說明為何二程兄弟早年從學於周敦頤，並受其極深之影響，而他們自述學問淵源，只肯說是自家體貼出來，卻從不承認，並從不提到周敦頤。因敦頤《太極圖說》，乃遠從自然界推演到人文界。而張載《正蒙》，二程也屢屢批評，總說其是「考索所得，非明睿所照」。換言之，則此等仍是「見聞之知」，而非「德性之知」。後人誤認頤所謂格物窮理者，也如他自己所看不起的所謂考索般，那就錯了。

  二程與邵雍交遊最密，但雍學問途徑，二程也不喜歡。相傳有一段故事：

  一日雷起，（邵雍）謂伊川曰：「子知雷起處乎？」伊川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先生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持推而知。」先生曰：「子云知，以為何處起？」曰：「起於起處。」先生咥然。

  可見頤對物理研窮，認為是身外事，殊不感興趣。他之所謂格物窮理，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並非貫通在物理世界上，並非貫通在如周、邵、張三家之宇宙論之上，而仍是貫通在吾之心，貫通在性理上。所以他說：

  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卻，則得。若要真得，直是體會。

  「體會」即是體貼，須以吾心作主，須是「鞭辟近里」，並不是要窮索四方上下。若要去窮這四方上下，實在也無窮，窮不盡，窮不透，故說：「置卻即得」。

  但我們也莫疑心二程學問門徑規模太狹了。當知當時老、釋，也各有他們一套廣大玄深的宇宙論，周、邵、張諸人想另來一套，所爭異同還是差不遠。現在是要排釋、老，復儒學，兩者間所爭，一則以人文界為主，一則以自然界為主。人文界之所異於自然界者，在其有生氣，有生理，有生命。心是有生氣生理生命之心，性也是有生氣生理生命之性。二程再不從宇宙無生命界轉入生命界，來紆迴這一條漫長而無準的路。他們主張直從生命界教人當下認取。他們只想從生命界再推擴到無生命界。窗前草，池盆中魚，驢之鳴，雛雞之啄，鳶之飛，何一非生命？何一非活潑天機？何一非性？又何一非宇宙之神與化？由此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真理，體貼出吾心吾性中所稟所具之生命真理。這一層，卻是儒釋真疆界。這還是顥所謂「鞭辟近里」，並不是把學問規模範圍縮小了，弄狹了。只因頤天性較嚴肅，但他講學宗旨，還是和顥差不多。

  他所欲窮之理，既然是性理，是一種有生命有生氣之理，則自然會注意到人心之一切喜怒哀樂，注意到人之情。

  問：「喜怒哀樂出於性否？」曰：「固是。才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樂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的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他又說：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我們若把這兩條合看，氣只如湍激和波濤，性便是那平靜之水。求水之平靜，便該養。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個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乎？」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窗前之草，池盆中之魚，驢之鳴，雛雞之啄，鳶之飛，一切莫非活潑天機。但人為萬物之靈，有時卻轉失了天機。高級生命有時似乎轉不如低級生命般能自然而中節。喜怒哀樂，鳶魚雞驢不見時常有，有亦不為害。人則多為喜怒哀樂困了。失卻天地之和，即已違背了天地間生理與生趣。但人不該抹殺喜怒哀樂，或仇視喜怒哀樂，不該認為性善而情惡，不該因怕情，連帶怕性，要求無生，趨向寂滅。人該在喜怒哀樂上求其不失和之理與和之氣，便該求喜怒哀樂之發而皆中節。但喜怒哀樂一發，便早見是和或不和了，在這上無從下工夫。若僅從失和了要它和，總不如在其未發時下工夫，使之發而皆中節，發而無不和。但喜怒哀樂未發時，尚不見有喜怒哀樂，又如何下工夫呢？程頤說：「喜怒哀樂未發時，心上渾無喜怒哀樂，但喜怒哀樂卻渾然全在里。」所以說：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個塗轍。

  這一段陳義甚精湛。他的意思，教人在此沖漠無朕上涵養，但不要安排。安排上的是「聞見之知」，涵養出來的是「德性之知」。人若能在喜怒哀樂未發時，好好地存養，便自能發而皆中節。他又說：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盪，才檢束則日就規矩。

  莊敬是存養時體段。他的話，說來說去，在其大本大原上，還是和其兄一般。只在「涵養須用敬」之外，再添上「進學在致知」，又在「涵養須用敬」之上，再添入「未發之中」一節。這些處，都見他說得比顥更精密。所以他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靜坐也只是無事時，喜怒哀樂未發時一種莊敬存養。他又說：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修飾是安排，教入一塗轍，持養才是體會到真體段，真氣象。總之，二程兄弟，都在人的實際生活上，內心真經驗上來指點人，教人在修養上自己尋向前。他們的精神，已脫離了書本經典，言語注釋，玄思冥想，理論安排。他們主張心與道一致，身與道一致。他們可以說是兩位大心理學家。他們是以心教心，以身教身，以生活教生活，這真是人生之大導師。因此後人才推奉他們為宋學之正統，推奉他們為道學先生理學家標準的代表。他們都不注重在著作上，程顥只留些語錄和短文，頤稍擴充，又頗側重到「致知」一面去，他著有一部《易傳》，這是他畢生精心結撰的唯一著作了。他們對人心修養上種種指點的話還很多，可惜這裡不便再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