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程顥

  中期宋學，善講宇宙論的周、邵、張三大師，都已在上述說過。現在要說到程顥，他被尊為中期宋學之正統。他的精采處，在其講人生修養與心理修養上。因人對宇宙的了解總有限，再由宇宙論轉到人生論，總是牽強不親近。不如簡捷從人生實經驗，來建立人生界一切的理論。此乃顥所謂「鞭辟近里」，亦即是他對宋學思想最大貢獻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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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顥字伯淳，河南洛陽人，學者稱明道先生。他和其弟頤，十五六歲時，嘗從學於周敦頤，並曾兩度從游。他自說：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說：

  某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說：

  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在這幾段回憶中，我們卻可追尋他學問的淵源和脈絡。固然人的姿性有不同，但青年期的感受與薰陶，必然會有很大的影響。張載十八歲見范仲淹，仲淹授以《中庸》一篇，張載在此刺戟下，才努力作書本上冥心探索的工夫。程顥十六七歲時見周敦頤，敦頤卻給他以一個自己人格的活薰陶，一種日常人生親切的啟示。又提示他一問題，教他去尋仲尼、顏淵生活的樂趣，究竟在那裡。那青年驟和這樣一位大師接觸了，覺得吟風弄月，眼前的天地，全都呈現著異樣的光輝，充滿著異樣的情味。連他自己一向嗜好的田獵馳騁，也感得索然少興了。但敦頤卻指點他，你莫謂自己已然沒有這嗜好了。這一句話，遠隔了十二年，卻給他說中了。自己的心，自己不知道，別人卻直透你心坎底里，說中你十二年後的心事，那是何等地感動人的一種活教訓？

  顥自己也是一位春風和氣般的人。他二十歲，已舉了進士，在鄠縣作主簿，那是小得可憐的一個官。他卻滿腔快樂，生趣盎然。作詩道：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又詩云：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他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他芟了，他說：「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他說：「欲觀萬物自得意。」我們可以從此想像，他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意境，還是受他幼年期的那位前輩的薰陶呀！里還有一大問題，這是時代思潮逼得他非從自己內心求得一徹底解決不可的問題。那問題便是人生最高真理，究竟在儒抑在釋？當時說他，

  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這是他成學前一段廣泛研尋，深切探討之經過。但他之泛濫諸家，出入老、釋，畢竟和其他學人有不同。他早已懂得時時處處從他自己的親身活經驗里來親證與實悟。因此他自己說：

  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這兩句話，道盡了他學問的真精神。第一，他的學問，完全由他自己實生活里親身體驗來，並不從書本文字言說上建基礎。第二，他提出了「天理」二字。此所謂天理，卻不是指的宇宙之理，而實指的是人生之理。他只輕輕把天字來形容理，便見天的分量輕，理的分量重。於是他便撇開了宇宙論，直透入人生論。這一點，尤值我們之注意。我們也可說，「天理」二字，是他學問的總綱領，總歸宿。

  因此他講學，不像以前人，不脫書卷氣，顯然在講學問，講道理，而他則只是在講生活。現在所需討論的，既是主要在人生問題上，而他則直從人生講人生，自然見得更親切，更真實。故他說：

  學只要鞭辟近里。

  從人生問題再「鞭辟近里」講，便是「心」的問題了。他講學長處，便在從實際人生中，指點出心的問題來，教人如何去修養自己的心。所以他說：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須知這一條，並不是在講《孟子》書里的「收放心」，也不是在講《論語》里的「下學而上達」，更不是真箇要把聖人千言萬語，牽搭上《孟子》書里「收放心」三字。他只是直率地在講他的實生活真經驗。我們必得先明白這一層，才能懂得他的話，才能懂得他學問的著精神處。

  他曾說：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

  「敬」字是程門提出最主要的一個字。用近代俗語講，敬只如當心。寫字時便該當心在寫字，但不要另分一心要字寫得好。若要字寫得好，嚴格說，這便是私慾。如想字寫好了，得名或得利。再退一步講，存心要字好，便成了學寫字。學寫字，只是學的一技一藝了。現在是要解決指導人生的最高真理呀！所學的目標，不在技藝上，在真理上。此指導人生的最高真理，他稱之曰「天理」。寫字應該當心在寫字上，那是寫字時的天理呀！所以寫字時甚敬便是學，學的什麼呢？學的是天理。他也只在如此等處的日常生活中，來體貼出天理。

  他曾說：

  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因修橋而訪求一根好木材，那是應該的。但此事若在心上生著根，換言之，成了心習了，以後遇見好樹木，便會想起那木料好作如何用。其實那時本不需用木材，那些計度之心是多餘的。人若積累了這樣許多的心習，他的心每向熟處走，將會永遠束縛在這些心習上。所以他又說：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他又說：

  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先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這種心理經驗，也是人人可以遇到的。我們若把來和上條講寫字的合看，正寫字，應該當心在寫字上。但若一心要字好，便是著心了。往往任意揮灑，反而寫得好。刻意求工，轉而不佳了。這也是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他又說：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這句話，涵義卻深了。他把自己日常生活里的內心經驗來解釋仁。你如太著心在一事上，或另著心在別事上，都會使你心把捉不定，如是會對外面事情物理應付不到恰當處。心本來能應付一切事情物理得一恰當處，此恰當處即天理，應付到恰當處的此心則是仁。著心，是心之私，心因有私，反而把捉不定，得不到恰當處，陷入於不仁。那些都是他把自己日常親經驗，來發揮他自己的新見解。這一切，總在講人生，不在講書本，講古訓。

  因此他說：

  人心不得有所系。

  他又說：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自得便是此心得天理，方法則在敬。敬不是急迫，凡急迫都是私，非天理。這些話，全扣緊在心上說，即所謂「鞭辟近里」。所以他又說：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性靜者可以為學。

  一切文字言說理論，也都是安排。他教人離開這許多安排，求心之自得，要在自心上覺到這一境。所以說：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他並不注重在探索與研尋，只往重在存養。存養此心，便可體貼出天理。存養的工夫便是敬。他又說：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倶在人，其實無一事。

  孔子只說到飲水曲肱之樂，他卻把這一種心境，轉移到政務叢脞軍情倥傯的場合下。他認為飲水曲肱之樂即便是天理，我們該使此心無往而不得此天理。雖是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依然是此一天理，因此吾心好像無一事，只如飲水曲肱般。於是他說：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孔子只說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卻說治國平天下，聖功王道，也只如浮雲。事到臨頭，因物付物，只像無事般。事過了，功程圓滿，過了還便是過了。心上沒事，如浮雲之過目。

  可見一切事，只如沒有事，所爭在此心。他又說：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須與放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不必刺人也。何畏之有？除了身，只是理。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心上沒事便沒事。堯舜事業，心上不留便不留。若你心怕尖物，依他說，卻不是件小事。他教你不要把此事放過了。「放過」是把此事放一旁，假裝不理會，其事實還在，你心上還是怕。「放下」便不同，「放下」是真箇沒事了。如何放下呢？你心怕尖物，便索性滿屋都放著尖物，好叫你心真明白，尖物並不刺人呀！你心真明白了，便自不怕了。他為何把這小事看得這樣重？他認為你心怕尖物，便是你心不合理。心失卻了天理，到處會出事，到處會有問題。須教盡力改正，使你心合天理了，一切事都沒有。萬事萬變，其間只是一天理，其實則只是我心之恰到妥當處。

  所以說：

  須是大其心使開闢。譬如為九層之台，須大做腳始得。

  如何大其心？便是叫心合理。世界之大，只是這一理，因此稱天理。心合理，便是心合天，那還不大嗎？離了理，便只見身。身屬私，理屬公。心只顧著身，便會怕尖物，像要來刺我。心在理上，便知尖物決不刺我身。所以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如何渾然與物同體呢？只同在理上。你先把己身與物分開著，便怕尖物或許會刺我身。你把物與身平鋪著，尖物只是尖物，何嘗定要來刺我身？

  其實天理也不難明，他說：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慾，則亡天德。

  人慾太重，便會提防外面的一切，如怕尖物或會刺我身。我們看了他這些話，卻不要想我心並不怕尖物呀！當知怕尖物只是偶舉之一例，你心若太著重在己身上，自會把捉不定，自會遇事怕。怕這樣，怕那樣，自會心中充塞了一切事，把對事的應有天理都昧失了。所以說：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照他說，自不必像上舉周、邵、張三家般，遠從宇宙論講起，來證明人與天地萬物之合一。此理只要在心上求。所以說：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人心著私，易生怕，又易生怒。

  他又說：

  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他又說：

  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你心中是怕是怒，是和是樂，是有事，是沒事，人人可以自己體貼到。總之他種種話，永遠從心上指點你。所以說：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是栽培之義。

  《六經》古訓，孔孟嘉言，在他看，只如泥土肥料般，重要是我此心。肥料只栽培，生長是我心。所以說：

  悟則句句皆是這個，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

  如何求悟呢？還是從自己實生活上，由自己的心去悟。所以說：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所以說：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從宋學初興，直到他當時，學問上添得很多了。添到周、邵、張三家，由他看來，更不該再添了。他主張減，減到只有此心此理，便一切沒事了。所以他又說：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我們看他許多話，在宋學中，實在可算是一種最新穎，而又最篤實，且是最主要的話。他不講聖人古經典與大道理，又不講治國平天下大事業，更不講宇宙神化大玄妙，只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教人把自己的心如何來應付外面一切事，讓自己的心獲到一恰當處，外面的事也獲到一恰當處。那便是他所稱由他自己體貼出來的「天理」，也便是他所要學者須先識得的「仁」。

  我們看他這些話，或許會懷疑，這些話很像禪宗祖師們的話。明儒高攀龍曾說：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不錯！禪宗祖師們，也教我們心上無一事，但他們卻只教我們心上無一事。程顥則教我們把自己的心體貼出一個天理來，識得一個仁，這樣才始是真箇心上無一事。因此在他心上，雖若無一事，而一切事卻全都了當了。這是和禪學的究竟不同處。

  我們看他這些話，又許會懷疑，他只在講個人的私生活，只在自己心上下工夫，怕只成一自了漢，擔當不了人群社會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但他早已說過了，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所以他講學，只著重在這一面。他在政治上，雖只做幾任小官，但有很多事，處理得給當時和後世之讚美。他有《上神宗陳治法十事疏》，後人說：「案其時勢，悉中肯綮。」有許多意見，卻和王安石相似。他所講王霸之辨，也同安石的見解。據說：安石新政中的「保甲法」，還是根據他做留城令時之「保伍法」。他曾參加安石新法之推行，見《朱子語類》。他曾充安石遣使考察新法的八人中之一。張載曾說過：

  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而亦於今日天下之事盡記得熟。

  當時人對他的薦章，說他：「志節慷概。」朱熹說：

  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想是他經歷世故多，見得事勢不可行。

  後來安石新政失敗了，連宋朝也垮了。後人才更覺得程顥說的話中有真理，因此更要推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