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瑗與孫復

  宋學最先姿態，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師道運動。這一運動，應該遠溯到唐代之韓愈。韓愈開始闢佛衛道，他特寫一文名《師說》。他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惑也。」此三項中，自然尤以傳道為主要。韓愈之所謂「道」，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之後而不得其傳焉的道。換言之，韓愈所指，乃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人文道」，而非印度東來的佛教出世道。韓愈是當時的古文家，但他說：「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韓愈提倡古文，所以樹異於當時進士的詩賦。韓愈提倡的道，則以樹異於當時崇尚的佛教。這一爭辨，並不儘是文字的，理論的；而更要者則是人格的，教育的。韓愈特著《師說》，已見到這一點，而當時並沒有大影響，影響直要待宋學之興起。

  宋學興起，既重在教育與師道，於是連帶重要的則為書院和學校。書院在晚唐五代時已有，而大盛亦在宋代。

  因此我們敘述宋學興起，最先應注意的，是當時幾位大師的人格修養及其教育精神。胡瑗、孫復則恰是兩種人格的典型。後人說：「安定沉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但他們兩人的一段苦學經過，則更值稱道。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學者稱安定先生。他自幼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深怕干擾了他苦學的決心。他們當時的苦學處，為今泰山南麓棲真觀，這是一個道士廟，觀旁至今有投書澗，即因瑗名。當時社會無學校，無師資，他們在道士觀十年的苦學，遂為此後宋學打開一出路。

  胡瑗可說是宋代第一教育家。從棲真觀學成歸來，即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知蘇州，聘他為蘇州府學教授，後又為湖州教授，前後共二十年。他所定的「蘇湖教法」，後來遂為中央政府所採納，並聘他去管勾太學。他畢生先後門人迖一千七百餘，即此一端，真可當得起近代中國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創始了相似於近代的分科教學法，設立「經義」「治事」兩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講武以禦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各使以類群居講習，亦時時召之使各論所學，而親定其是非。或自出一義，令人人以對，而再加以可否。或即當時政事，俾學者討論折衷。大抵經義重通才，重學理；治事重專家，重實習。他的教育法，重在各就性近，自己研修，而濟之以師友之輔助，即以相互討論為指導。後來宋神宗問他學生劉彝，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劉彝對：

  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劉彝這一對，可說已很扼要地道出了胡瑗講學的精神，也可說是當時宋學興起的精神。胡瑗的經義齋，便是要人「明體」；治事齋，則要人「達用」。晚唐五代以來，進士輕薄，只知以聲律浮華之詞，在場屋中獵取富貴，那不算是「用」。稍高的便逃向道院佛寺，求長生出世，講虛無寂滅，那不算是「體」。宗教所講，與政治所用，截然成兩事。趙普告宋太宗：「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修心是做人主要條件，試問：既以浮屠之教修心，又如何能以堯舜之道治世？可見上一語還是門面話，下一語則當時幾乎群認為是天經地義，無可否定了。胡瑗在棲真觀十年，正從當時這樣的政治習慣，社會風氣，宗教信仰種種問題上沉下心苦思苦學，才始得為此後宋學開新方向，為當時教育奠新基礎。我們只看劉彝的一番話，便可想像其大概。

  胡瑗是教育家，而孫復則可說是大師，他在當時代表著師道的尊嚴。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學者稱孫泰山。時徂徠石介有盛名，為人負氣尚性，因慕復，特屈節來執弟子禮。朝臣孔道輔往見，介執杖履侍左右。復坐則介立而侍，復升降拜則介扶持之。復往回拜道輔，介侍立扶持如舊。時稱「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高此兩人之所為。當時有退位宰相李廸，見復以五十老人，獨居一室，特地要把自己侄女嫁他。復先尚力拒，後說：「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嫁一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這事也足以風世，我不該力辭了。」我們即據這兩件事，也可想見孫復之為人，及其受當時之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