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嘉盛時之學風
2024-10-13 07:08:29
作者: 錢穆
那時的學術文化,卻漸漸與政治事業宣告脫節。
江、浙一帶,本為南宋以下全國經濟文化最高的結集點,亦卽是淸初以來對滿淸政權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
他們以鄙視滿淸政權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科舉。在明季將次覆亡時,已有一輩學者感覺科舉之可鄙賤,無實用。又因鄙視科舉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朝廷科舉所指定的古經籍之訓釋與義訓。
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襲下來對於古經籍的義訓,一致為江、浙新學風所排斥。亦有因激於亂亡之慘,而猛烈攻擊傳統學風者,如顧炎武之於王守仁,顏習齋之兼及程、朱等。(時蘇州有唐甄,其議論態度與顏相似,可見不論南北,皆激於時變而然。)因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目。「宋學」的後面,是朝廷之功令,為科舉取士之標準。
當時江、浙學者間,有不應科舉以家傳經訓為名高者。如吳學領袖惠棟,其家四世傳經。其第一代名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明亡,即足跡不入城市,與徐枋為莫逆交。其子周惕,孫士奇,曾孫即棟,治經皆尊漢儒,遂有「漢學」之稱。亦有一涉科第,稍經仕宦,卽脫身而去,不再留戀者。如錢大昕、全祖望等,此輩已到乾隆時代,與遺民漸無交涉矣。要之,在淸代這一輩學者間,實遠有其極濃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傳統風氣,導源於明遺民,而彼輩或不自知。
所以他們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跡者,一因順、康、雍、乾歷朝文字獄之慘酷,使學者間絕口不談朝政時事。
淸臣不敢自刻奏議,恐以得罪。淸代亦無好奏議。又不敢記載當代名臣言行。如尹嘉銓即以著名臣言行錄遇禍。乾隆八年,杭大宗以進士應禦史試,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滿、漢畛域,即遭嚴譴,幾至不測。放還終身,更不錄用。全祖望與杭略同時,著書刻意收羅鄉邦宋、明遺民,此其意態之有所鬱結,極可想像得之。
二因淸代書院全成官辦性質,以廩餼收買士氣。
袁枚書院議謂:「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則又挾區區之廩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過矣。」按:書院厚其廩餼,臥碑嚴其禁令,開其為此,抑其為彼,士非愚癡,豈有不知?
一時名儒碩望,主書院掌教務者,旣不願以八股訓後進,惟有趨於篤古博雅之一途。
如盧文弨、全祖望、錢大昕、李兆洛等一時通儒,無志仕宦者,惟有居一書院,尚可苟全生業。其所教督,既不肯為科舉俗學,又不敢涉於人生實事。明人如良知家社會講學風氣,亦不為淸儒所喜。不媚古研經以自藏,複何以自全乎?
三則江、浙一帶經濟狀況,繼續發榮滋長,社會上足可培植一輩超脫實務的純粹學術風氣。
明萬曆六年全國戶口六千零六十九萬餘,而江、浙已佔一千零五十萬。乾隆時,直隸一省,不敵揚州一府。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各省,均不敵松江一府。明季以來,江、浙兩省藏書家之多,尤勝前代遠甚。而揚州為鹽商所萃,其經濟力量,足以沾潤江、浙學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庫全書凡七本,內廷占其四,文淵在紫禁城內東南隅,文源在圓明園,文溯在奉天,文津在熱河。而江、浙亦占其三。文匯在揚州,文宗在鎭江,文瀾在杭州。此亦可見當時學術偏聚江、浙之一斑。
四則自印刷術發明,書籍流通方便之後,博雅之風,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唐人博學,以當代典章制度為主,如杜佑通典之類是也。宋學之博,遠超唐賢,只觀通志堂經解所收,可見宋代經學之一斑。至史學如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於北宋。即易代之際人物,如王應麟、胡身之、馬端臨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絕一代。世疑宋學為疏陋,非也。卽如朱子,其學浩博,豈易窺其涯涘?明代雖承元人絕學之後,又深中科舉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揚。淸代考證學,頗亦承襲明人。社會書本流傳旣易,博雅考證之學,自必應運而興。惟宋、明更有氣魄大、關係大者鎭壓其上,故南宋必先數朱、陸,明代必先數陽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謂宋、明學者皆疏陋,至淸始務篤實也。惟淸儒承宋、明之後,更易為力,又無別路可走,只得專走此一路,遂若淸代於此特盛耳。顧亭林日知錄嘗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而潘次耕序日知錄,則謂:「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興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是書(日知錄)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顧氏日知錄為後來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師弟子自相稱許,亦不過在宋、元之間。然淸儒即如吳學惠家,以漢學治經負盛名,其為學亦兼及文史。同時如全祖望、錢大昕等,其文史之學亦皆足繼踵宋賢。專以經學誇淸儒,亦複失之。
故江、浙考據漢學,其先雖源於愛好民族文化,厭惡異族統治,帶有反抗現實之活氣。其後則變為純學術之探討,鑽入故紙堆中,與現實豔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