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治學術脫節後之世變

  江、浙學風這一種的轉變，雖於古經典之訓釋考訂上，不無多少發明，但自宋以來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卻漸漸消沉了。至少他們只能消極的不昧良心，不能積極的出頭擔當，自任以天下之重。

  淸代雖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編纂朱子大全書，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廟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對程朱學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則極端排斥。

  乾隆有禦製程頤論經筵劄子後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使為人君者，以天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所用若韓、琦范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所用若王安石、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學者惟一精神所寄，而為淸廷所最極端反對。又如雍正時，謝濟世注大學，不從四書集注本，順承郡王錫保參其謗毀程朱，雍正批諭渭：「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藉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注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九卿議榭罪斬立決，後得旨免死，發往新疆充軍。又乾隆時尹嘉銓案，羅尹罪狀，有尹著名臣言行錄序列本朝大臣，諭謂：「朱子當宋式微，今尹嘉銓欲於國家全盛之時，妄生議論，實為莠言亂政。」又尹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作「相國」，諭謂：「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臨御，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複於何事藉大學士之襄贊？昔程子云『天下治亂系宰相』，止可就彼時闒冗而言」云云。大學士等擬尹淩遲處死，家屬緣坐，特旨改絞立決，免其淩遲、緣坐。則淸廷之所謂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見。

  他們只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得程朱招牌，他們決不願學者認眞效法程朱，來與聞他們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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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館臣作四庫全書提要，對程朱宋學，均濫肆慢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而為奉迎。東吳惠氏有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淸廷科舉功令，只是六經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則推波助瀾，假意提倡江、浙考據之學，務期學者只埋頭不張眼，則是百行法服鄭也。淸廷能自以私意操縱學風，正為其對中國學術文化有相當了解之故。

  此等風氣，恰恰上下相浹洽，而學者精神，遂完全與現實脫離。應科舉覓仕宦的，全只為的是做官，更沒有絲毫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存在胸中。淸代中葉以後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為此故。

  淸代統治中國的傳統政策，一面箝制士大夫，社會中層而一面則討好民眾。社會下層

  淸代討好下層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賦攤入地糧，自康熙五十年以後，永不加賦一事。王慶雲石渠餘紀謂：「淸初丁徭之法，悉依明舊。順治十八年編審，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編審，二千四百六十二萬有奇。五十年間，滋生不過十分之二。蓋各省未以加增之丁盡數造報也。先是巡行所至，詢民疾苦，或言戶有五、六丁，只納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納二、三丁。於是康熙五十一年定丁額，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畝未廣，應將現今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惟五年一編審如故。』雍正初，定丁隨地起之法，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於是丁徭口賦，取之田畝，而編審之法愈寬。」今按：以丁歸田，其實唐楊炎兩稅已如此。然自楊炎兩稅以後，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以後，戶長、保正催錢複不免。李心傳謂：「合丁錢論之，力役之徵蓋取其四，而一有徵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條鞭法，實亦地丁合一也。淸之田賦悉照萬歷年間則例徵收，惟除天啟、崇禎諸加派，則丁糧固已在租中，而複有丁徭，是正如唐行兩稅而五代、宋室複有差役也。及將丁糧攤入田賦後，其後仍不斷有差役，則亦仍是一種朝三暮四，為狙公之賦芧而已。淸代賦役，較之晚明固見輕減，若以與唐代租庸調製之確立一代規模者相比，則未可同日語。且淸代此項政制，其先亦起於不得已。其時各直省對丁糧各有積虧，江蘇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積虧地丁錢糧至一千十一萬。甘肅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虧帑金一百六十餘萬。淸賦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詔，有「戶口漸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給之虞」之說。此後丁糧既不加征，則惟有攤丁於地之一法。且淸初征納錢糧，照例有「火耗」。每兩加三分。官吏舞弊濫收。據東華錄：「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各州、縣每兩加至三錢、四錢不等。三十六年諭：『山、陝火耗有每兩加至二、三錢不等者。』雍正元年諭：『火耗日漸加重，每兩加至四、五錢。』」田文鏡最為雍正依信，亦謂：「山東錢糧積虧二百餘萬，雍正六年應屆完限，完不及五成；實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淸廷雖時頒禁令，而民間未見實惠。其後乃明定其額而歸之公。當時爭者謂：「耗羨歸公，卽為正項。今日正項之外加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加耗羨。」淸廷不納，而其後果然。火耗之外又繼之以「平餘」。火耗猶可說，平餘則明為不平矣。又複有「重戥」。錢糧又有所謂「浮收」。始乾隆三十年後。未幾而又有「折扣」。始猶每石折耗數升，繼乃至五折、六折不等。仍有「淋尖」、「踢腳」、「灑散」，多方糜耗。

  此皆在雍、乾盛時，更不論中、晚以後也。則淸之討好民眾，固僅勝口惠，與確立一代規模之善政有辨。又淸代有捐納之制，官吏可以貲進。其始蓋以初入關，中國士大夫意存觀望，淸廷藉以網羅社會雄於資財之一部分人，亦可減削一時反對之氣勢，而補開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於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後，旣可不加稅而餉足，又以官爵餌社會、安反側，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後寖失本意，乃專為彌縫一時經費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軍需。名器不尊，登進日濫，仕途郩雜。淸廷徒守「永不加賦」之美名，而捐例迭開，不啻縱數十、百餓虎饞狼於民間，其害較之加賦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來，則民眾只有受苦，絕對沾不到惠澤。因此待到士大夫階層反抗淸代的意志漸漸消滅，即箝製成功，而士大夫趨於腐化。卽下層社會反抗淸廷的氣焰漸漸熾盛。因吏治敗壞，民不聊生。嘉慶十八年，蔣攸銛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亂民愍不畏法，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這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不可避免的一種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