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學術路向之轉變

  孔子死後，貴族階級，墮落崩壞，益發激進，儒家思想暫轉入消極的路去，如子夏、曾子等是。

  曾子處費，受季孫氏之尊養；子夏居魏，為文侯師。魏文侯與季孫氏，一篡位，一擅國，依儒家精神言，全該打倒。惟那時的儒家，不僅無力推翻他們，仍不得不受他們的尊養奉事。此因當時儒家的勢力和地位，仍需賴貴族扶護。於是漸漸轉成一種高自位置、傲不為禮的態度，這是一種變態的士禮。子夏、曾子、田子方、段干木、子思全是這樣，此與孔子所謂「禮」絕異。

  從此等消極狀態下又轉回來，重走上積極的新路，他們開始再向政治上幹實際的活動。便成後來之所謂法家。李克、子夏弟子、吳起曾子弟子、商鞅李、吳之後起可為代表。

  季孫氏固不能眞欣賞孔子，然他們卻佩服孔門之冉有、子路。魏廷亦未必能眞尊事子夏、田子方，然卻不能不用李克、吳起。因用李克、吳起，不得不虛敬子夏、田子方。孔子、子夏同采一種不合作的態度，來保持他們學術上的尊嚴。冉有、李克之徒，則以眞實的事功，換取當時的信仰與地位。此孔子所謂「具臣」。然亦有一個限度，相助篡君謀國，則不為也。

  法家用意，在把貴族階級上下秩序重新建立，此仍是儒家精神。他們只避去最上一層不問。此孔子所謂「成事不說」也。然而吳起在楚、商鞅在秦，都因此受一般貴族之攻擊而殺身。

  吳起、商鞅皆不過以東方魏國行之已效之法移用與楚、秦。惟晉國公族本弱，魏新篡位，更無貴族，故變法易。楚、秦雖受封建文化薰陶較淺，然傳統貴族勢力則較東方三晉新國為大，故以東方當時新法推行於楚、秦，而受一輩舊勢力之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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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仕的勢力與地位，漸漸提高，他們拼命苦幹的精神，卻漸漸消沉。地位高了，自然不願做犧牲。自吳起、商鞅以下，漸漸變成以術數保持祿位的不忠實態度，其人如申不害。

  申不害教韓昭侯，以術數駕馭臣下，為君者自己沉默不見所好，不表示眞切態度。使羣下無可迎合，只好各竭其才，各盡其誠，而後為君者以刑賞隨其後。此等理論，見出已在貴族政府徹底破壞，官僚政治代興之時。然申不害自己卻以術數窺君私，為迎合。故申不害相韓近二十年，並無赫赫之功。以後遊仕對各國皆不能有眞實偉大之貢獻，與商鞅、吳起異矣。

  遊仕逐漸得勢，他們不僅以術數保持祿位，不肯竭誠盡忠，他們還各結黨羽，各樹外援，散布在列國的政府裡，為他們自身相互間謀私益。國君有國界，遊仕無國界。遊仕為自身謀，因此造成一種各國政府裡層之聯合。國內的進退，引起國際的變動，使君權退削，臣權轉進。這便成所謂「縱橫」之局。蘇秦、張儀的故事，雖不可信，其編造故事之心理背景則可信。蘇秦在東方，張儀在西方，各為國相，互相默契，而保持祿位。

  這一派的代表如公孫衍、張儀。

  此雖表現遊仕之逐層腐化。然從另一方面看，實為平民學者地位與勢力之逐步伸張，乃至專駕於列國君權之上。

  墨家本該與政治絕緣，然而墨家亦依然走上接近政治的路。此亦事勢所限。

  墨子常常保送其弟子到各國政府去。當時各國君相貴族，未必眞能欣賞墨子的理論，然墨家善守禦，墨主兼愛，因主非攻。墨主非攻，乃變為為人守禦。亦因墨家本屬工黨，善為守禦之機械也。惟為人守禦，與天志、兼愛之理論，相去已遠。因此遂為各國掌政權者所樂用。最著名者如墨家鉅子孟勝，為楚陽文君守城事。此並非墨家兼愛眞精神，墨家正因此等處大為當時貴族有權者所重視，而換取其自身在社會上之地位。

  大體儒家近乎是貴族的淸客，墨徒卻成了貴族的鏢師。然而貴族階級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勢力，卻漸漸從儒、墨兩家的活動潮流裡剝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