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墨兩家之興起

  「王官」是貴族學，「百家」是民間學。「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是公義，「家」是私義。所謂百家之言，只是民間私義而已，與後世所謂「成家」、「專家」不同。

  百家的開先為儒家。

  說文：「儒，術士之稱。」禮記鄉飲酒義註：「術，猶藝也。」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術士猶謂藝士，由其嫻習六藝。周官保氏「教國子六藝、六儀」。六藝者，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大戴禮保傳篇：「王子年八歲，學小藝；束髮，學大藝。」保氏六藝兼通大小，殆為當時貴族子弟幾種必修之學科也。其擅習此種藝能以友教貴胄間者，則稱「藝士」，或「術士」，或「儒」，即以後儒家來源也。藝士不僅可任友教，知書、數可謂冢宰，知禮、樂可為小相，習射、御可為將士，亦士人進身之途轍。晉趙盾田於首山，見靈轍餓，曰：「宦三年矣。」左宣二年。杜注；「宦，學也。」曲禮；「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蓋宦、學俱是習為職事。此如今之藝徒，卽以學習為行業也。越語勾踐與範蠡「入宦於吳」，草注；「為臣隸。」為臣隸與友教，同需嫻習六藝。貴族家中之師傳、宰相，其先地位亦本相當於臣隸也。既有宦學事師之人，必有為之師者。藝士於是又可以為求宦遊學者之師，而後藝士之生活，乃漸脫離貴族之豢養而獨立。

  儒家的創始為孔子。

  孔子宋人，其先亦貴族，避難至魯，其父叔梁紇，獲在魯國貴族之下層。

  孔子曾為委吏，主倉積出納。又為乘田，主飼養牛羊。常在貴族家裡當些賤職。此卽孔子之宦。然而孔子卻由此習得當時貴族階級種種之禮文。

  孔子幼年既宦於貴族，故孔子自稱；「我少賤，多能鄙事。」孔子又自稱「好學」，其弟子稱其「學無常師」。郯子來魯，孔子即從之問古官制，是其一例。事在魯昭公十七年，孔子年二十七。周室東遷，豊，鎬舊物，散失無存。昭王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其後子朝見殺，未聞取典籍以歸者；或亡於柏舉兵燹中矣，否則左傳成於吳起之徒，起相楚，或猶有見者。東方諸國，猶得存周禮者惟魯。衛遭狄禍，渡河而南，殷、周故事亦鮮有存者。故仲孫湫謂魯「秉周禮」。閔元年。祝佗言伯禽封魯，「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定四年。韓宣子至魯，始見易象與春秋，而有「周禮盡在魯」之歎。哀三年，桓、僖二宮災，「命周人出御書，宰人出禮書。」注；「周人，司周典籍之官。」孔子對魯哀公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中庸）又曰；「祀、宋文獻不足征。」（論語）「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禮運）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孔子居文獻之邦，故得大成其學。莊子天下篇；「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孔子不僅懂得當時現行的一切禮，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孔子還注意到禮的沿革和其本源。此包括古經典之研尋，所謂「詩、書文學」。

  孔子遂開始來批評當時貴族之一切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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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子曰：「是禮也？」蓋孔子非不知魯太廟中種種禮器與禮事，特謂此等事與器皆不應再魯太廟中，如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之類。故特問以發其意。此如衛甯武子不答魯文公賦湛露、彤弓（文四年）魯穆叔不拜晉奏肆夏、歌文王（襄四年）之類。魯昭公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使問禮於宋向戌與鄭子產。向戌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子產、向戌皆當時所稱知禮者，然僅止於實際上之因應而止。此亦如術士僅以六藝進身貴族，藉為宦學友教而止，孔子所謂「小人儒」也。孔子則對於當時貴族之禮，不僅知道，實別有一番理想，別有一番抱負，欲以改革世道也。孔子勉子夏為「君子儒」者在此。儒道之不能產生於當時貴族階級中者亦在此。

  孔子的批評，一面是歷史的觀念，根據文王、周公，從禮之本源處看。故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一面是人道的亦可說哲學的觀念，根據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觀點，從禮的意義上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禮之最重最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源曰「報本反始」。此即原於人類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廣曰「仁」，曰「忠恕」。孔子以「忠」字積極的獎進人類之合作，以「恕」字消極的彌解人類之衛。故曰：「忠恕達到不遠。」是為人與人相處最要原理，即所以維持人類社會於永久不弊者。孔子指出人類此等心理狀態，認為根於天性，如此則生死，羣己、天人諸大問題，在孔子哲學中均已全部化成一片。驟觀孔子思想，似有偏於復古之傾向，如孔子屢言「好古」。又似有偏於維持宗法封建階級之傾向。如孔子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其實孔子已指出人類社會種種結合之最高原理。卽仁苟能明次，直古直今，無所謂復古，孔子之好古，只是注重歷史與文化。亦決不致為階級權力所僵化。孔子之好禮，只是注重大羣體之融結，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雖不直斥鬼神，如曰：「敬鬼神而遠之。」或則疑孔子仍為宗法社會時代人之見解，如孔子主三年之喪等。其實孔子對於人世與天國，卽性與命之問題所解答。現實界與永生界，卽孝與祭之問題所解答。並已有一種開明近情而合理之解答也。故孔子思想實綰合已往政治、歷史、宗教各方面而成，實切合於將來中國摶成一和平的大一統的國家，以延綿其悠久的文化之國民性。孔子思想亦即從此種國民性中所涵育蘊隆而出也。

  孔子在魯國做過司寇，主墮季孫、叔孫、孟孫三家的都城。大夫執政，為孔子所反對。然而孔子未獲竟其志。自此出遊衛、宋、陳、楚諸國，其先曾已至齊。十四年而返魯，孔子已老。

  孔子周遊，其抱負並不在為某一國、某一家，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孔子實已超出當時狹義的國家與民族觀念之上，而貢獻其理想於當時之所謂「天下」。在今人視之，孔子只在中國境界內活動。在孔子當時，則實為對整個人類之文化世界而服務也。此種遊仕精神，為後起學者所仍襲，到底造就了一個大一統的中國。當時則已為「天下」。

  孔子一面在政治上活動，一面卻招收許多學生。

  孔子因抱改革天下之宏願，故政治活動之外更注重於教育，開中國史上民間自由講學之第一聲。孔子在未為魯司寇以前，已有許多弟子，如顏淵、子路、冉有、宰我，子貢之徒是也。孔子老年返魯以後，又有許多弟子，如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有子之徒是也。大抵孔門前輩弟子，多頗有意政事實際的活動；後輩弟子，則多偏向於詩、書文學之研討。孔門四科，惟「文學」一科屬後輩弟子，如「德行」、「言語」、（卽今之外交）「政事」、（包括財政、軍事等。）皆孔門前輩弟子也。所謂「德行」，只是有才而肯不用的人，非不通政事、外交者。而孔子卻喜歡其前輩弟子。故曰：「如用之，則吾徒先進。」先進卽前輩先及門之弟子。孔子殆以其有體有用。而尤重顏淵，則因其有才而肯不用。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貢已差一肩。冉有不肯藏，孔子曰：「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小子」卽游、夏之輩，其時皆不過二十歲左右之青年也。孔子死後，他們的聲名都掩蓋在諸前輩之上。

  孔子的政治活動失敗了，而孔子的教育事業卻留下一個絕大的影響。

  孔子是開始傳播貴族學到民間來的第一個。孔子是開始把古代貴族宗廟裡的知識來變換成人類社會共有共享的學術視野之第一個。

  舊說孔子修詩、書，訂禮、樂，贊易而作春秋，此所謂六經。其先皆官書也。卽王官學。章實齊謂「六經皆史」，卽謂六經皆政府中（或衙門中）一種檔案或文卷。章氏所謂「史」，卽政府中掌管檔案文卷者，如周官中之五史皆是，與最先廟祝之史不同。因之史之所掌亦謂史，故曰「六經皆史」。經孔子之手而流布於民間。其間經過孔子一番整理與解說，如上舉孔子論禮之類。而春秋則為中國第一部民間史之創作。「春秋，天子之事」，謂民間本無私史之權也。又曰：「其事齊桓、晉文」，則孔子雖據魯史，（卽國別史。）而所記注重霸業，卽國際史，世界史也。孔子開始為平民社會創作流傳一部世界史，而寄託了孔子對政治，社會的許多意見，故又曰「其義丘窮取之矣」。中國民族乃一歷史的民族，而孔子卽為中國最偉大之史學家，又為第一史學家也。

  繼續儒家而起者為墨家，墨家的創始人為墨子。

  墨子家世不可考，似乎是一勞工。古代往往以刑徒為工人，「墨」是五刑墨、劓、腓、宮、大辟。最輕之第一種，俘虜與罪人作工役者必受墨刑。卽面額刺字，或刺花紋，以為標幟，漢又謂之「黥」。五代、宋人犯罪配軍必先刺面。墨子蓋以墨徒卽漢人所謂「黥奴」，宋人所謂「配軍」。而唱新義，故曰「墨家」。猶今雲「勞工學派」。墨為家派之稱，非墨子之姓氏。古非貴族，往往無姓氏可考。如介之推、燭之武、師曠、卜偃、屠羊說之類，其名字著於史冊而不知姓氏者，不知其數。因男子稱氏不稱姓，非貴族則無氏也。

  孔子有教無類，據說墨子亦在孔門受過教，此淮南子說，必在孔子身後。後來他卻自創教義。

  孔子所傳多系儒士，雖非貴族，亦與貴族為近。孔子常稱「君子」，卽當時貴族之稱也。墨為工人，亦居國，卽城市中人。較之農民鄉里人。易受學術空氣之薰染；又工人集團而居，更易自成家派。墨家亦頗有似後世江湖秘密結社的樣子。

  墨子對於當時貴族階級的一切生活，抱著徹底反對的態度，因此有「非禮」、「非樂」的主張。

  儒家講究禮、樂，儒家所講與當時貴族階級所守，貌同而實不全同。「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此等皆儒家所創新禮也。墨子非禮、樂，故亦「非儒」。

  墨子反對禮、樂的主要觀念，在反對其奢侈。墨子的正面理論為「節用」。墨子認為貴族禮中最無用卽最奢侈的莫如喪葬之禮，以奉養生人的奉養死人。故墨子提倡「節葬」。

  儒家比較承認貴族禮的成分多，儒家只要把當時通行的貴族禮重新整理一番，使他包有社會全人類的共同含義。儒家極重喪葬之禮，為其可以教孝、教忠、教仁。儒家認為惟有對於已死的人盡力，最可發明人類自有的孝弟忠仁之內心。墨家則站在一般貧民勞工經濟的觀點上看，覺得貴族的喪禮和葬禮，最為浪費，最屬無謂。

  儒家說喪葬之禮乃人子之自盡其孝，墨家卻說應該「視人之父若其父」，與其用在死人的身上，不如用在活人的身上，所以墨家說「兼愛」。「兼愛」與「仁」不同。仁非不愛人，特有親疏等差，故說「孝弟為仁之本」。人決無不能愛其父母而能愛別人者。「兼愛」異於「別愛」，乃一種無分別之愛，亦可說是一種大同之愛，抹殺個人，只就大羣著眼。

  儒家提倡孝弟，根據於人性之「仁」，仁只指人類內心之自然地傾向與自然的要求。故稱之曰人之性。墨家提倡兼愛，卽無差別之愛。反乎人心，所以墨家要說「天志」。墨子說：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你我看固若不同，在天的意思看，卻全是一樣。人本於天，所以應該「兼愛」，卽應該「視人之父若其父」。近人常謂墨子有似耶穌，其實兩家精神亦不同。耶穌對他母親說：「婦人，在你與我之間，有何關係？」當耶穌聞其母和兄弟要找他說話時，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又誰是我的兄弟？」於是耶穌展其兩臂向諸門徒說：「你們看，此處是我的母親和兄弟。」耶穌又說：「不論誰到我之前，若不自恨棄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甚至於他自己的生命，他不夠做我門徒。」初期的基督教，其對人類家庭之教誡如此。今墨子謂「視人之父若其父」，依然是地上人間的關係。故墨子僅成一社會改革家，而非宗教教主。要依照天志而兼愛，要視人之父若其父，便絕不該在個人或家庭生活上浪費和奢侈。墨子在兼愛的主張下面，要人類全過一種平等的生活。「禮」是一種帶有階級意義的生活，墨家自然要徹底反對。

  墨家要把當時社會上最勞苦的生活，卽刑徒役夫的生活，作為全人類一律平等的標準生活。

  他們在理論的組織上提出天志，天志乃墨家理論，非信仰。在歷史的教訓裡提出大禹。他們說：「非大禹之道，不足為墨。」禹之治水，「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為歷史上最勞苦之模範人物。

  所以墨家以兼愛為始，而以自苦為極。儒家可稱為「良心教」，墨家可稱為「苦行教」。良心與苦行，皆代表中國民族精神之一部。惟苦行究極必本於良心，若專本諸天志，則其事為不可久。而良心則不必限於為苦行。故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

  但是儒、墨兩派，有他們共同的精神，他們全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卽天下的、人類社會的立場。來批評和反對他們當時的貴族生活。儒家精神比較溫和，可說是反對貴族的右派；墨家較激烈，可說是左派。

  以下戰國學派，全逃不出儒、墨兩家之範圍。

  極端右派，則為後起之法家。極端左派，則為後起之道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皆屬右。道家、農家、名家，皆屬左。惟從另一面看，右派皆積極而向前，因其比較溫和，得保持樂觀故。而左派常偏於消極與倒轉，因其比較激烈，易限於悲觀故。參看另論古代宗教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