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化催生的新勞動力

  在外包和第二次機器革命的崛起影響深遠地不斷重新構建我們的經濟的同時，任何現象都沒有完全捕捉到21世紀工作的本質變化。事實上企業不再局限於地域招聘人才，並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可以選擇電腦程式來完成原本需要人類的工作，目前勞動力的總覽圖也顯示出其他顯著的變化：市場的擴展、新多面手的出現、勞動力即時供給性的增加、任務經濟的出現以及虛擬工作的出現。

  新市場

  

  正如我們前面在書中已經討論的，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是通過類似市場的平台進行組織的。關於該新市場最常見的擔心是隨著更多有資格的勞動力湧入有限的市場，以及隨著透明度和競爭性不斷壓低勞動力價格達到教科書中理想的「完全競爭市場」狀態，工人的工資會被壓低。

  在圖7.1中，我將美國一家勞動力平台上各行業的工資水平和由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統計的行業工資水平進行了比較。圖中展示了2015年夏舊金山市的對比情況；在我的前紐約大學同事、現波士頓學院教授馬里奧斯·可可迪斯（Marios Kokkodis）的幫助下，我一直定期在美國的不同城市進行這種對比工作（例如，將紐約市的網約水管工的工資水平和紐約勞工統計局統計的水管工工資平均值進行比較）。

  圖 7.1 2015年夏舊金山市的工資比較情況（單位：美元）

  我們的研究一直表明，即使在他們支付平台的佣金後，勞動者可以放心地相信通過數字勞動力市場進行自由作業可以比通過傳統渠道找工作獲得更高的時薪。喬納森·霍爾和阿蘭·克魯格（Jonathan Hall and Alan Krueger，2015）記錄了Uber司機與計程車司機的平均時薪之間也有這樣的差距。

  這些研究結果形成了一個有益的出發點，來探索為什麼新市場的出現對通過平台提供服務的勞動者來說不一定是一個壞消息。然而仔細看看數據，可以看出這些按需服務的工資在各個行業中的溢價並不統一。正如圖中舉例展示的幾種最常見的職業，雖然其中很多有更高的工資，其他行業勞動者的時薪卻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如何解釋這些差異呢？首先，在Handy或者TaskRabbit等市場上提供的大多數服務需要勞動者與客戶在地域上比較集中。在麥卡菲和布萊恩約弗森的機器人技術成熟之前，很可能水管工還是必須在自己所在的同一個城鎮或城市裡做疏通管道的工作。因此，雖然勞務平台的發展在城市可能會開始帶來少量清潔人員和維修人員行業的增長，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全職人員也決定做一些家庭清潔或管道疏通等工作，這些平台還沒有準備好進入新員工培訓或認證的業務領域。例如TaskRabbit的業務開展到了一個城市也不會導致有資質的電工或新水管工在那個城市裡突然大量出現。相反，它使城市現有的電工和水管工更容易找到需要幫助服務的人，讓這些客戶超出他們社區水管工的範圍，有更多的選擇。

  許多獨立的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些按需服務勞動者的工資比其他人多，包括經驗水平、地理位置、平台對其的高級認證。然而，對於行業整體來說，似乎最重要的是勞動者必須出現在工作場所所在地點。例如，有人可以從任何地方從事網頁設計師或文字編輯工作，但其所在位置對於水管工或木工就非常重要。

  雖然專業勞動者的「供給-需求」匹配不受在線市場存在的影響，一種對需求可能存在的影響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在需要這些服務時才會搜索它們（而不是，比如因為街上水管工300美元的報價太高了，就不管浴室堵塞的下水道了）。因此，擴展的是市場，而不是這些領域可用的勞動者數量。

  換句話說，新市場使獲得這些服務更容易了。在今天按需服務的市場中，對許多流行行業的部分需求是可自由支配。當找一個可靠的家庭清潔員或高質量的攝影師變得更簡單時，人更多的需求轉化為對實際勞動力的需求，因為人們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他們正在尋找的服務提供者。在他們想要的和他們最終得到的服務或勞動力之間有了更高的匹配性。

  因此，當一個新的電子市場覆蓋到了小鎮，沒有理由總是預測因為突然增加了供給或勞動力，工資就會降低。但是怎麼解釋工資的上漲呢？是的，新市場將導致完全競爭和抑制收入水平的斷言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的一個過去重視的方面，而忽略在過去40年裡吸引了大量注意力的方面：即「信息不對稱」。正如我在第6章中定義和討論的，分享經濟平台可以減少許多形式的信息不對稱。經濟理論的預測是信息不對稱的減少會增加工資，而不是減少工資。

  下面，通過進一步引用二手車市場的例子——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曾在其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中對該例子有經典引用，我來解釋一下信息不對稱的後果，特別是「逆向選擇」的影響。在阿克洛夫的模型中，有兩種類型的二手汽車——高質量和低質量。假設潛在買家購買二手車之前沒有辦法確定它的真實質量。買家願意支付的價格將介於一輛高品質汽車的價值和一個低質量的價值之間（如果買家是風險保守型，那麼成交價可能將低於高低兩個價格相對比率加權後的平均值）。然而，當預期價格低於車輛的價值時，優質賣家會退出市場，市場裡只留下低質量的車。交易比需求的發生更少。現在考慮引入車輛檢驗。買家現在有更大的「質量透明度」——他們能夠清楚地了解任何候選車輛是否和GG上說得一樣好。高質量汽車銷售商可以讓他的產品獲得更公正的價格。買家開始變得更信任二手車市場，人們的汽車貿易發生得更頻繁，經濟進一步增長，更重要的是，二手車的平均價格和平均質量有所增長，而不是下降。

  因此，Upwork、Handy和TaskRabbit的出現，特別是它們的篩選程序和評估系統，起到了類似於二手車檢驗的作用。潛在消費者現在可以依靠來自群眾和專家的評估獲得對不同的服務提供者的質量有更深入的了解。與過去相比，有更多的人在獲取這些服務。較好的供應商有了更大的動力，因為他們的時薪更接近於他們服務的真實價值，還因為糟糕的表現將會導致潛在客戶看到自己的負面評價從而影響未來的工作機會。

  此外，從長遠來看，更透明的工資水平對勞動者也有益處，而且不僅僅是針對現在的局域服務性點對點平台。舉個例子，一個類似Upwork的平台要求用戶和供應商都要遵守行業規範。一個人希望在該平台上找到一個有資質的人按一個單詞1美分的報酬來寫公司文稿，但他將很快發現有資質的作者根本不接報酬這麼低的工作。這些平台上的新設計師、程式設計師和作家也在他們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了解了同行的工資水平（舉個例子，一個年輕作家會很快知道美國現行的校對、編輯和作家的工資水平，以及經驗和酬金是如何進行排序的）。

  因此，進入這個行業的勞動者可以按照其國內由行業需求制定的行業標準來設定自己的報酬水平，在相比購買力較低的國家裡勞動者，可能會意識到他們的技能比他們認為的更有價值。通過這種方式，在供應者中減少信息不對稱可能會抵消不斷加劇的全球競爭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儘管從長遠來看它是否會徹底抵消這些負面影響仍然不明確。[78]

  新多面手

  在過去5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特別是因為工業化的出現，在經濟領域我們正越來越專業化。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隨著製造業變得越來越封閉，我們發現了此趨勢。例如鞋跟可以在一家店裡加工，然後在另一家店裡再和鞋體相黏合。在20世紀，隨著科學技術變得越來越複雜，從醫學到教育的其他各個領域也出現逐漸專業化的趨勢。一般內科讓位給了越來越多的內科亞學科。在一個學校里有一個老師負責教1~12年級學生的所有科目的情況，已經發展成為按照不同的年齡、水平、潛力和主題來進行分工的越來越多的專業學校。在各領域裡，一個人在經濟上的成功越來越取決於專業化程度。

  然而在分享經濟平台上，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有趣的多面手的復興。個人和專業之間、正式工作和休閒之間日漸模糊的界限為非專業人員創造了大量機會。實驗室技術人員可以輕鬆地兼職作為房主在Airbnb上出租空房。同樣，正如我曾在2015年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採訪中所討論的，已經準備好通過兼職做按需服務的工作，來提供部分生活來源的、有抱負的行動者，可以在新平台上很容易找到疏通堵塞下水道或將人從一個地方運送到另一個地方的工作。一個有著製作珠寶的私人愛好的會計可以在Etsy開店作為製造商賺一些外快（甚至實現自己的收支平衡）。簡而言之，分享經濟平台通過啟用越來越多的非專業人士而遠離了專業化——這些非專業人士由分享平台授權獲得了可以面向市場的服務能力。

  在許多方面，這一趨勢緊跟在一次轉變之後，該轉變由麥可·哈默（Michael Hammer）在1990年《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具有高度影響力的文章《重構工作：不要自動化，就是毀滅》（Reengineering Work：Don’t Automate，Obliterate）中進行了預測。當時，哈默說：「在擁有各種各樣競爭的環境裡，在計算機出現之前，我們的許多工作設計、工作流程、控制機制和組織結構隨著時間逐漸出現。它們是為了效率和控制。然而，新的十年口號是創新、速度、服務和質量。」相比專家，哈默更進一步宣揚了「多面手」的價值：在他的文章發表十年之後，通過各行業劇烈的重組，他預測的情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現。

  但在很多方面，今天在分享經濟中發生的事情甚至超過哈默對未來工作重構的大膽設想。哈默認識到關於工作的一切都需要變化——工作設計、組織結構、管理系統等任何與工作過程相關的事——他的觀點繼續將公司組織放在經濟中心。「大型、傳統的公司組織，」哈默認為，「不一定是註定要滅絕的恐龍，但是它們背負著非生產性的各種上層機構以及大量的不參加生產的員工。」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更廣泛的轉變。除了哈默預測的工作重構，我們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的商業交易不需要中心決策，也不需要永久的員工，而是通過選擇特定的人才來完成特定的項目或任務來開展公司業務，集中的工作場所正在消失。同時，正如我在第5章所討論的，這些分享經濟平台中嵌入了一些特定功能，這些功能降低了許多行業專業化的需求——在某些方面，類似於向某些企業頒發特許經營的方式。

  即時勞動力供給

  工作曾經是與工作時間緊密相關。根據不同的職業，工作分為12小時倒班制或8小時工作制。今天，工作可以發生在越來越多的小時間單元里，間隔短至一到兩分鐘。分享經濟催生的新市場使我們能以更精密和更有效的方式供給勞動力。

  以按需服務平台Spare5為例。Spare5允許人們在他們的行動裝置上完成小任務以換取一定的費用。美國人每天大約花三個小時使用智慧型手機。雖然完成任務要花費一定時間（例如，通過一個在線銀行應用程式訂購商品或支付帳單），一個對在星巴克排隊或在尖峰時間乘坐公共汽車的人們的快速調查顯示，大部分人用三個小時在做沒那麼必要、「非生產性」的事情，比如玩糖果粉碎傳奇（Candy Crush）或水果忍者（Fruit Ninja）等小遊戲。

  Spare5隻需要這些空閒時間的5分鐘（或更多），將花在玩遊戲或瀏覽社交媒體的時間變成可以賺錢的時間。這些工作任務包括從標記照片到完成調查，都是簡單的任務（有時還有些無聊），但是在以科技為中心的社會中卻很必須。

  理論上，公司通過利用有技能、有知識的勞動者來獲利，而勞動者通過挽回流失的時間而獲利（例如，他們浪費在上班和下班，坐在等候室、醫生辦公室、孩子游泳課的社區中心大廳里等待的時間）。簡而言之，勞動效率提高不是通過榨取更多現有勞動者來實現，而是尋找浪費掉的可以變成工作的時間。當然，這可能會帶來一個社會成本：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忙於進行數位化的微型工作，我們可能會犧牲寶貴的休閒時間，忽略一些作為小企業經營者的工作生活相平衡的好處。

  任務經濟

  在過去，雇用成千上萬的勞動者去執行很多小任務並不可行，因為這樣一個組織的行政成本非常高。今天，越來越多的小任務可以越來越容易地以最小的交易成本外包給數字平台上的勞動者。在著名的Web服務應用程式接口亞馬遜的土耳其機器人（Amazon’s Mechanical Turk）上可以看到這種「任務形成」（taskification）的早期例子。這個機器人向消費者連接了世界各地的數百萬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將任務項目分解為簡單的任務，每個任務的價格從幾便士到幾美元。

  有人可能會想，如果一個像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的平台，比如Spare5，主要被用於簡單的任務如照片標記和調查反饋等，會對經濟的主體生產性工作的完成起到削弱作用。例如，我們會看到複雜的諮詢項目或銷售活動被分解成小任務由這些平台上的人在業餘時間來完成嗎？

  當然，關於微任務平台上可以做的工作範圍我們已經討論了，它似乎是有限的。然而，一個被NBA達拉斯小牛隊的所有者以及美國真人秀節目《鯊魚坦克》（Shark Tank）的投資者馬克·庫班（Mark Cuban）所支持的平台HourlyNerd，創建了一個類似TaskRabbit的管理諮詢市場。位於瑞典的Universal Avenue（主要為各個平台匹配合適的銷售人員的網際網路公司）正在創建一個提供銷售人員的按需服務的市場。由WorkMarket（兼職勞務資源平台）開發的這樣的企業軟體將使公司更容易進入這些按需市場，並將該市場整合到企業的工作任務流中。

  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例子來自最近由未來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 Future）的戴文·費德勒（Devon Fidler）首創的一個事物，它被稱為臨時執行長（iCEO），「虛擬管理系統通過自動將複雜工作劃分成小的、獨立的任務」。費德勒的系統演示了通常與高級管理人聯繫在一起的複雜工作如何通過oDesk、Elance（兩者均為自由職業工作平台，於2015年合併同時推出一個新的品牌產品Upwork）等軟體以及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上的勞動者將任務分成小份。例如，臨時執行長被要求為財富50強的客戶創建一個124頁的研究報告。費德勒形容說：

  我們用幾個小時的時間插入項目的參數，即任務流程結構化，然後點擊啟動。例如，為了創建一個石墨烯生產情況的深入評估體系，iCEO要求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上的勞動者搜集關於這個主題的一系列文章。去除重複性的內容後，文章列表將會被傳遞給來自oDesk的技術分析師，由此人提取和排列文章的主要觀點。然後，一組Elance的作家將這些變成連貫的文字，再由另一組的相關專家進行審查，將材料按照oDesk的編輯、校對員以及核查人員的順序進行傳遞。

  iCEO將任務發送給來自世界各地的23個人，包括創建60個圖像和圖形，然後固定格式和成型準備。我們站在幕後，看著iCEO執行這個項目。我們很少需要進行干預，甚至當報告的各個獨立組件提交給iCEO進行質量檢查或花時間招聘員工時也不例外，因為品管部門和人力部門也由iCEO實現了自動化（例如，oDesk承包商為這個項目進行招聘本身就是一個oDesk任務）。

  工作被分成更小的單元或特定任務，因此公司組織可以和過去一樣讓一個全職員工做更多的工作，或者讓原來由一個全職員工完成的工作由一個或多個兼職外包勞動者來完成。後一個組織方法的優點是有更大餘地去保證任務在時限前完成，而且確保沒有白拿工資的閒人。此外，招聘、用人以及支付薪酬可以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因為匹配外包勞動者和公司組織分享經濟平台總是「工作中」的。工作和技能進行匹配變得越來越自動化，這也使公司組織更容易與在不同時區的外包勞動者進行合作。

  看不見的工作

  當我們進入一個經濟體時，在這裡工作被分解為許多個任務在世界各地範圍內通過人們利用空閒時間或通過按需平台被完成，而且這裡的服務是由多樣化的各種平台上的自由職業者提供，或者由在別的方面也是專家的多面手提供，所以我們來跟蹤該經濟體就業情況的系統開始面臨嚴重挑戰。在20世紀下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大多數美國人只在一個領域，從事全職工作。如果他們失去了工作，他們會保持失業狀態直到他們找到另一個全職工作。在今天的經濟中，就業或失業越來越難以衡量，因為微創業行為、多重兼職、自由職業以及流動性自主創業擾亂了傳統的定義和衡量標準。參議員馬克·華納在《今日美國》的一次視頻採訪中談到勞動力性質的改變時，提到了他三個女兒在20歲時的態度：那一代的人，見面第一個問題不是「在哪裡工作」，而是「現在你在做什麼」。

  隨著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在他們的業餘時間成為微型創業者，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符合20世紀的理想「工作狀態」，沒有「工作」和擁有「工作」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難以衡量。那麼我們如何衡量分享經濟中的就業情況呢？

  在美國一個常見的問題是美國勞工部收集失業人數的數據是否足夠精密以反映出這些變化。想像一個人曾經有一份全職工作，但現在離職了，在Uber開車或在TaskRabbit上提供服務。如果那個人在回應勞工統計局的調查時說這個新工作是為了賺錢，那麼他們將繼續被算作就業中。

  但是，勞工統計局報告的數字並沒有捕捉到這些每周至少工作1小時的非雇用勞動者所產生的額外「就業」或「工作」（比如，同時也從事Lyft業務的軟體承包人）。此外，勞工統計局調查對既參與分享經濟又同時擁有全職工作的人沒有很好地統計入內（比如，一個投資銀行家也在Airbnb定期出租公寓，一名醫生同時在Etsy上製作並售賣手工藝品）。

  正如2013年我與《大西洋傳媒》（Atlantic Media）的記者艾米麗·巴傑（Emily Badger）討論到的，部分挑戰還在於參與這些工作的人怎麼思考自己正在做的工作。調查問卷上關於工作、主要工作、其他工作或產業等問題的提法，可能導致分享經濟中的人們都僅僅因為他們不認為他們所從事的活動，符合這些提法而沒有將自己的情況報告出來。我向巴傑解釋說：「Etsy上的編制手工藝人認為她出售的是其愛好的產品，BlaBlaCar的司機認為他只是從慕尼黑到漢堡順道載了人而收一點油錢。而Airbnb的房主從不去計算上周她花了多少小時『招待』從芝加哥來的遊客。顯然，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完全統計經濟體中所有工作的方法。」

  除了反思我們的統計方式之外，還有更多值得關注的地方。正如已經證明，以現有的經濟衡量手段難以完全反映分享經濟的影響，如GDP（在第5章中詳細討論過），通過現有的雇用辦法，分享經濟創造的工作也不能很容易被理解。我們還需要引入關於工作質量、收入穩定、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等指標。一份通勤時間長、花費高的全職工作可能比不上兩個在家進行的兼職工作。以現有的標準去衡量是很難得出這個結論的。無論新引入什麼樣的指標，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們現有經濟衡量方法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可持續發展、公平等），我們就業方面的衡量也一樣。

  我通過強調針對Uber的正在進行的勞資糾紛問題作為本章的開頭。正如我在本章已經討論過的，這只是冰山一角，只是一個更廣泛的由數位化帶來的對全世界工作的重新定義的一小部分。無論這些還在繼續的事件結果如何，也許對於Uber的勞動爭議最重要的影響是社會注意力引入了將在未來幾十年裡展開的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場正在進行的轉變完成之前擁有新的勞動政策，摒棄過去錯誤的將人分為「雇員」和「個體經營者」的二分法，從而對生產性工作的分類進行重新定義，打破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和全職工作掛鉤的關係，以更好地支持新興網絡社會的小企業主。我們還需要認真思考20世紀企業的所有權結構是否適合這個新世界的工作。我將在下一章深入討論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