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職業化、外包及自動化

  看起來分享經濟似乎要將部分企業和政府現有的工作都變成不同形式的靈活的自由職業。為了知道在這一場數位技術的影響下，哪些行業可能面臨更大規模的勞動力轉化以及為什麼，我們首先需要將這場向按需工作轉變的過程與其他兩個方面因素聯繫起來，這兩個方面因素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在勞動和技術等領域引發了主導性的討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包的普及率顯著增長。近來，數字科技帶動的自動化吸引了持續不斷的關注——在某些情況下還引起了恐慌。

  外包

  外包是指某公司使用的內部勞動力（包括雇員和其他簽約工作的人）和該公司屬於不同的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都轉移到境外去了。通常，外包的動機是降低成本，有時也是為了利用一個新的人才庫。此外，外包有時也有稅收優勢。黃書儀（Shu-Yi Oei，音譯）和黛安·林（Diane Ring）最近的一項研究強調，把分享經濟硬插入到現有的經濟類型時，除了會產生監管乏力，在分享經濟平台上同樣會導致類似的稅收合法性和監管空白問題。[76]

  由於很多原因，要想知道能反映出外包規模的準確數字非常困難。其中一些原因解釋了隨著分享經濟不斷增長我們可能會遇到評估的挑戰。雖然有些工作可以被追蹤（例如，信用卡呼叫中心的全職工作從美國轉移到了印度），而另一些工作卻不容易被追蹤，不是因為工作本身的問題，而是特定的組件被外包了出去。比如，工作本身發生了變化，在Upwork、Fiverr等平台上逐漸分解成數以百計的任務，要想計算出其中外包工作占了多大比例，幾乎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還有兩件事我們可以相信。首先，只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被外包。第二，高度外包化的工作只占美國就業市場的一小部分。這兩點是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通過高度準確和深刻的思考總結出來的。

  布林德認為，外包工作代表了一個尚未達到頂峰的新時代。就像我們的祖輩見證了從農業轉移到製造業，後來又從製造業轉到了服務業的過程，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新時代，其中至少某些類型的工作不再受其所處位置的限制。雖然從幾十年前開始製造業的外包工作一直都存在著，但我們正在見證在一個全新工作領域中的外包工作——服務行業的工作。布林德認為，該變化由三個因素引起：數字平台的發展使企業可以在世界各地招聘和監控其員工；技術變革使勞動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向客戶提供服務；人口大國（包括印度和中國）開始融入全球經濟。

  外包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是顯著的，但重要的是，只有部分形式的服務工作可以提供外包。正如布林德所觀察到的：「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服務的重要區別……個人交付（簡單稱為『個人』）和非個人交付（簡單稱為『非個人』）。第一類包括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工作，從低工資的清潔工和保姆到高工資的外科醫生和執行長。同樣地，第二類包括低端工作如呼叫中心接線員，和高端工作如科學家。」布林德認為，關鍵的是不要僅僅看重工作技能或工作所需的文憑，而是要關注所需要的服務是否可以實現遠距離電子化傳輸而不會影響其質量。

  事實證明，雖然有些工作屬於這一類，但大多數並沒有。的確，在一項使用四種不同的方法評估普通職業脆弱性的研究中，布林德和他的同事阿蘭·克魯格（Alan Krueger）得出結論：部分外包工作在全行業內廣泛存在，其中金融業和保險業的比例一直都較高，而在住宿和食品服務等行業內比例較低。綜上，布林德和克魯格寫道：「每一種評價都代表所有行業中一個重要的少數族群，基本相當於從1960年至今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變。換句話說，轉向服務外包是一個潛在的、巨大的勞動力市場的轉型。」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布林德的研究結果也顯示：「與傳統觀念相反，外包工作並不是低端的工作。不管是從工資還是從教育水平來說，技能和可外包化之間幾乎毫無關係。」許多高技術和高福利工作，與低技術和低報酬的工作一樣容易受到外包影響。技能或教育不會因為達到某個水平就可以確保不受外包的影響。

  換句話說，如同布林德所說，外包可能比通常想像的都更廣泛和更普遍。對於「自由職業」工作同樣適用。我們已經看到了「按需服務」自由市場出現了一系列的職業，Postmates提供簡單的按需送達服務，TaskRabbit和Thumbtack提供水管工、策劃人和電工，Pager和Heal等平台根據需求提供醫生服務，Universal Avenue根據需求提供銷售人員，HourlyNerd提供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顧問。如同埃里克·布萊恩約弗森和安德魯·麥卡菲（Andrew McAfee）所提出的，如果外包僅僅是自動化道路上的一個中繼站的話，情況又會怎樣呢？

  第二個機器時代

  和外包一樣，自動化也不是什麼新事物。為了實現簡單人力工作的自動化，眾多科學家和工程師已經奮鬥了幾個世紀。

  直到19世紀晚期，在美國全國人口普查中都一直使用機器來實現統計制表工作的自動化；直到20世紀20年代，貝爾電信公司一直使用自動化交換機控制著打入和打出的電話。

  20世紀60年代，美國管理學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實現決策連續過程的程序化，同時預測計算機將取代可程序化的管理功能，人類只需要處理不可編程的任務，特別是那些涉及人際溝通和判斷的工作。西蒙的預測在今天部分已經實現，日益複雜的信息處理基礎設施變得程序化和可模塊化，從而可以處理從接受訂單到滿足訂單，到庫存管理，再到客戶支持的整個過程。而之前所有這些功能都需要更積極的人類干預。

  到目前為止，隨著機器淘汰了一些工作，但它們又創造了另一些工作。然而，也許我們現在正進入一個自動化的新時代，這個時代中人力工作被機器替代的速度可能超過了機器為人創造新工作的速度。2015年11月麥肯錫公司的一項研究表明：「多達45%的以前需要招聘人力來承擔的活動可以通過引入現有技術來實現自動化。」[77]

  深入探討了未來工作之後，埃里克·布萊恩約弗森和安德魯·麥卡菲在《第二次機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認為，雖然幾十年裡計算機持續改變著就業、經濟和日常生活，我們終於到了一個關鍵時間點——我們面臨著數位技術「全面發力」的時刻。

  《第二次機器革命》這本書建立在一本由經濟學家弗蘭克·利維（Frank Levy）和理察·默南（Richard Murnane）所著的關於勞動力市場的人機平衡的著作的基礎上。利維和默南詳細分析了哪些工作計算機比人類做得好，以及哪些工作人類比計算機做得好。他們得出了一個寬泛的結論——計算機在基於規則的決策等任務和簡單的模式識別方面有固有的優勢，但數位化使兩種工作變得更有價值（複雜的交流和專業性思考）——即要求人類獲得相應技能後才能承擔涉及這些內容的工作。

  然而，麥卡菲和布萊恩約弗森認為，事實上計算機在利維和默南認為人類將繼續占主導地位的工作上也即將超過人類。他們引用了2011年IBM的沃森計算機在美國最受歡迎的智力競賽節目Jeopardy中取得的勝利、自動駕駛汽車時代的到來，以及iPhone的Siri作為此趨勢的早期標誌。正如麥卡菲和布萊恩約弗森解釋說：「我們的意思簡單地說就是使數位技術對於社會來說像蒸汽機一樣有重要性和革命性的關鍵構件已經齊備。簡言之，我們正處於一個拐點——曲線開始彎曲的點——因為有了計算機。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機器時代。」

  寫《第二次機器革命》之前，麥卡菲和布萊恩約弗森就相同的主題寫了一本更短的書，《與機器的賽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當他們的思維從第一本書進化到第二本書，作者對第二次機器革命變得更加樂觀。「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時代，」他們說，「它並沒有什麼不同；它會變得更好，因為我們消費的種類和總量都得到了增加。」他們的意思不僅僅是我們將消費得更多且不同，「我們也消費來自書籍和朋友的信息，從明星和業餘表演者那裡得到快樂，從教師和醫生那裡得到專業知識，還有無數其他的不是由原子組成的東西（即不是實體的東西）。技術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選擇，甚至自由。」

  然而，麥卡菲和布萊恩約弗森對《第二次機器革命》中的樂觀態度在結尾處謹慎地進行了冷處理。他們指出，隨著數位化計算會帶來自動化的增加，但仍然還會有一些不足：

  隨著技術進步的不斷加速，它會拋下一些人，甚至很多人。正如我們將演示的，對於一個有特殊技能或良好教育的勞動者來說，這是一個從未有過的好時代，因為這樣的人可以用技術創造和獲取價值。然而，對於一個只有「普通」技能和能力的勞動者來說，這是一個從未有過的糟糕時代，因為電腦、機器人和其他數位技術將以非凡的速度獲得這些技能和能力。

  如果從表面上理解麥卡菲和布萊恩約弗森的預測，在這樣的未來里，自動化似乎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長，消費者將面對不斷增加的選擇性，但許多勞動者（除了那些在數字時代覓得特殊發展機遇的人）將面臨被淘汰的風險。他們進一步認為，「更好的機器可以代替人類勞動者，更有可能的是，他們會壓低具有類似技能的人的工資。經濟和商業的一個戰略是，你不要與類似的替代品進行競爭，特別是如果他們有成本優勢。」

  對「特殊技能」的強調是值得關注的，因為許多經濟學家假設利用數位技術優勢的能力對於擁有高級技能的勞動者具有先天優勢。這一點與戴維·卡德（David Card）和約翰·狄納多（John E.DiNardo）提出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SBTC）猜想中對技術和工資的研究結論不謀而合：「新技術的爆發將導致對高技術工人需求的上升，反過來會導致收入不平等性的增加。」有了這個研究成果後，大量的測量技術已經進化了，主要集中在研究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替換率的不同，以及在不同行業中的不同技能水平組中，對其相對生產率產生的影響。

  相比之下，正如我在本書中所說，分享經濟平台在全行業對人的工作前景都有巨大影響，從計算機科學家和顧問到家庭清潔員和計程車司機。在這方面，正如布林德所提出的，就像外包可能盲目發展，分享經濟對就業的影響，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也可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