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未來的工作：挑戰和爭議

  許多人輕率地認為，勞動力市場最重要的區別，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都分為受過高等教育（或具備高級技能）的人和教育文化（或技能）水平較低的人。但是，這種觀點可能是錯誤的。

  ——艾倫·布林德，美國經濟學家

  在過去的十年中，勞工律師莎倫·麗絲-賴爾登（Shannon Liss-Riordan）已成功地為各式各樣的從業者（包括咖啡師、門衛、異域舞者）爭取到了權利。2014年，她接了一個新官司——這次她代表Uber司機。她提出這些司機被錯誤地歸類為經營者，他們應該歸類為雇員。[72]

  起訴Uber的勞動者認為，平台既想獲得外包的成本優勢，同時又以雇員的方式對工作進行控制。根據麗絲-賴爾登所說，Uber司機的表現是基於用戶評分來進行「管理」，他們每天都收到平台城市管理者的指令，指引他們去高需求的地區，因此有人可能會認為他們跟雇員是一樣的。但是正如我在第3章所討論的，Uber司機也是微型創業者，他們運營著自己的微型運輸企業，擁有自己的汽車，支付自己的油費和維修費用。的確，在美國，計程車司機作為獨立承包商進行運營已經有悠久歷史了。

  Uber認為它僅僅是一個技術公司，為司機提供了一個與客戶聯繫的平台，和Airbnb一樣，幫助房主與需要住宿的遊客相聯繫。Uber司機人群似乎也沒有將全職工作看得如「聖杯」一樣。在2015年6月，為分享經濟經營者提供金融服務的公司SherpaShare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Uber司機表示，他們認為自己是平台的獨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員。

  這本書付梓之際，16萬名Uber司機的情況仍然是這樣。2015年3月，加州法官愛德華·陳（Edward M. Chen）拒絕了Uber的即決判決（一種簡易判決）的請求，這將迫使針對Uber的案件缺乏完整的審判程序。陳法官在總結陳詞中寫道：

  對雇用的傳統審查模式——這些審查模式是在與新的「分享經濟」非常不同的經濟模式下發展出來的——在Uber商業模式中的應用面臨巨大挑戰。可以說，該審查中的許多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已經過時了……在新經濟的背景下，立法機關或上訴法院最終可能改進或修改審查內容。可以想像，立法機構將針對新的「分享經濟」制定特別的規則。在此之前，法院應該繼續進行傳統的多因素審查。[73]

  2015年12月，法院認定該案件為集體訴訟。在一個類似的針對Lyft的集體訴訟中，法官文斯·恰布拉（Vince Chhabra）也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觀點，但他的觀點可能更鮮明。他寫道：「在類似的情況中將使用加州過時的勞動力分類辦法。然而因為該辦法不能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往往需要陪審團來決定。」無獨有偶，加州人力專員在2015年6月也做出了一個針對Uber的決定，裁定其專用司機為雇員性質，有權享受業務費用補償，目前Uber正在對此提出上訴。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法官的回應表明，現存的雇用結構的分類方法在分享經濟可能已不再有效力。在分享經濟的世界中，需要一個對勞動力的新定義。然而這個針對Uber的案件顯示，在所需的政策支持出現之前這一切已經提前來臨。在與Intuit（位於矽谷山景城的以財務軟體為主的高科技公司）合作完成的一項研究顯示，僅在美國就已經有300萬名提供按需服務的勞動者。他預測該數據到2020年將超過700萬。提供按需服務的百貨購物平台Instacart也面臨著其員工的訴訟；2015年7月，它選擇將部分員工轉為兼職工作者。當月，勞動力服務平台HomeJoy停止運營，以其懸而未決的勞動訴訟案為由稱其商業模式不再可行，同時Luxe和Shyp也宣布今後他們的員工中會有兼職和全職。而TaskRabbit和Handy與其供應者繼續保持承包人的關係，但其他平台，如ManagedByQ和Alfred卻將其供應者視為全職員工，其執行長丹·特朗（Dan Teran）和馬塞拉·薩朋經常說全職雇員關係比獨立承包人關係更具優勢。[74]

  政策制定者已開始注意到這些情況。2015年6月維吉尼亞州的參議員馬克·華納（Mark Warner）發表講話，呼籲聯邦決策者採取行動，之後又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中羅列了該計劃的組成要素。在2015年7月活動的演講中，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既提到了機遇也談到了挑戰：

  許多美國人通過各種方式賺取外快，比如通過出租閒置的房間、幫人設計網站……甚至通過運營自己的汽車。這樣的「按需服務」或所謂的「兼職經濟」正創造著激動人心的機會，激發著創新，但它也在勞動保護以及未來工作的變化等方面帶來很多嚴重的問題。

  當我寫這本書時，華納及其副幕僚長克里斯汀·夏普（Kristin Sharp）以及他的團隊繼續就正在發生的美國勞動力轉型開展著立法議程的討論。此外，2015年10月在白宮舉行的勞動力會議上，時任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在由他與米歇爾·米勒（Michelle Miller，coworker.org的創始人）主持的持續一個小時的市政廳討論上，在前導發言中強調了由Uber、Lyft及TaskRabbit等平台引導的工作新潮流帶來的巨大發展機會之後，還提到了保護新型勞動力的各種方法。

  但這些機會到底是什麼呢？一個觀點認為，世界上有很多像麗絲-賴爾登的人將未來工作——至少目前在分享經濟中正在不斷出現——幾乎確定地看作是「向下競爭」。這種觀點最堅定的支持者是前勞工部長、加州大學教授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他認為相比分享經濟，更好的名字應該是「分享碎片經濟」（share-the-scraps economy）。賴克認為：「客戶和員工在網上進行匹配。勞動者根據其工作質量和可靠性評價進行排名。擁有平台軟體的公司掙到大錢。按需勞動者只得到零碎的收入。」在這個對未來的反烏托邦的觀點中，工作將被定義為低收入、無福利和極大的不安全感。人們工作時間更長卻得到更少的錢、收入碎片化、勞動保障體系將成為遙遠的記憶，以及不理想的工作環境和不細緻的監控設施。

  另一個觀點認為，分享經濟的熱衷者將未來世界的工作定義為靈活性、流動性、創新性和創造力的增強。在這種烏托邦式的未來里，個人將成為極具力量的企業家，前所未有地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平台作為一個重要關口將源源不斷地將有創造力的新產品和新服務流向創新者，或者如麗莎·甘斯基在2013年一次與我的談話中將它們動人地描述為「企業家的精修學校」。普通勞動者將工作更少時間，擁有更靈活自如的時間表，自由選擇工作賺到更多的錢。勞動力服務平台Upwork的執行長史蒂芬·卡斯瑞爾（Stephane Kasriel），在2015年9月世界經濟論壇小組討論發言中解釋了從事按需服務工作的優勢：「年青一代真正渴望這種職業。他們不想朝九晚五的工作，為同一個老闆工作，還要迎合企業文化。他們喜歡靈活，他們喜歡獨立和控制權。」[75]

  當然，兩個陣營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世界末日的預言和烏托邦式的預測都不會完全實現。分享經濟對勞動者長期來看到底是削弱還是增強、我們將看到「強大的企業家」還是「被剝削的機器」，將取決於許多因素——這些因素將不同程度地由企業、員工和消費者來決定，也將在未來十年中受到政策的影響，我們將在本章和下一章繼續探討這個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