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監管依然重要

  我們多次聽到「監管」這個詞（在這一章你應該已經見過十幾遍了），它通常讓人聯想到的是政府機構的辦事效率低下。但重要的是要從整體上去理解，因為有了法律法規，世界才是一個更安全、更可靠的地方。

  一般來說，法律法規是實現社會和經濟的政策目標的工具。換句話說，它們是旨在鼓勵經濟活動的一種法律和行政機制。我們為什麼需要這些機制？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市場實踐中存在低效、不公或者不足的情況，經濟學家稱之為「市場失靈」。這些法律法規就被用來糾正市場失靈，例如，如果一個公司對市場實現壟斷從而以提高價格的方式傷害消費者的利益，監管措施可以通過支持新的競爭和市場多元化來糾正這種情況。其他更常見的法律法規的動機包括保護消費者避免受到有害的公司行為的損害，以及確保公共安全。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將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來觀察監管的目的，其他人看來可能會覺得視野太窄了。因此本章將不討論豐富的競爭監管理論，這些理論包括實質性和政策性的程序方法、私人利益替代理論和各種制度主義視角。[64]而我將重點關注監管作為糾正市場失靈的干預手段，同時從這個角度觀察分享經濟帶來的挑戰。

  當植根於「企業到消費者」的交互和個人所有權的Airbnb、Lyft、 Getaround、Etsy等平台不斷破壞舊的經濟體制時，無數監管問題正在湧現出來。這些問題都在我與莫莉·科恩（Molly Cohen）發表於2015年《芝加哥大學法律評論》（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上的論文中進行了討論，包括舊模式下信息不對稱的新解決辦法、外部效應的新老對比，以及交易模式中專業行為和個人行為之間越來越模糊的邊界。

  信息不對稱：當一方比另一方知道得多

  點對點交易大多數形式的特點是信息不對稱——與意向交易相關的知識只被一個交易方所掌握。例如，乘客進入計程車可能不知道司機的資質或意圖；再比如，酒店對自己短期住宿房間的質量比想要租房的客人知道得更多；同樣，貸款人比出借人更了解自己的信用信息。以上所列及其他形式的信息不對稱會導致比社會預期得更低的經濟活動水平。這部分可能由於對質量的不確定，如我不會進入計程車，除非我確定司機是可靠的，也不會多收我錢；或者導致逆向選擇的情況——如果沒有好方法區分低質量和高質量的供應商，那麼普遍來看，顧客可能願意支付與平均服務質量水平相稱的價格。基於這一點，高質量的供應商將不願意經營，因為他們提供更高價值的服務沒有得到一個公平的價格。這降低了市場的平均質量，進一步降低客戶支付的意願，進一步導致交易滯緩等，直到只剩下質量最低的供應商，那麼市場要麼分裂，要麼像線分類網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那樣處於經濟的邊緣地帶。

  此外，信息不對稱也能導致道德風險——因為當事人提供的不完全信息限制了他們履行合同的能力，一個交易方可能表現為不認真仔細（如魯莽駕駛）、不努力（如清潔得不夠乾淨），或風險性更高，超過了另一方願意承受的底線。

  在網絡市場出現之前，點對點商業交易保證安全的唯一途徑是將交易嵌入一個當地信任社群中（如一個村莊、一個家庭或一個鄰里社群），或尋求政府或其他第三方認證機構來解決各種形式的信息不對稱。例如，對司機安全以及對距離或成本信息不對稱的擔憂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計程車司機篩查和計量票價監管機構得到部分緩解。

  然而現在，分享經濟平台僅僅作為調解交易的第三方而存在，意味著我們可能對不同形式的市場失靈有一系列新的解決方案。分享經濟平台最終商業上的成功受到參與者進行交流的能力的影響。因此，平台有一種天然動機去試圖減少或阻止人們使用他們服務的信息失靈。例如，正如第2章所討論的，Airbnb的許多在線信用基礎設施讓客人通過以往客人的評價來了解房主的品質，通過連結到Facebook和LinkedIn等平台的用戶配置文件以及查看房主的政府數字身份驗證信息，從而獲得房主大量的「社會資本」信息。最後這種干預手段不僅僅止步於使用數字信用系統。Lyft在沒有任何監管要求的情況下，還對司機進行面對面的檢查，還包括刑事背景調查和駕駛記錄評估。同樣，截至2013年7月，Airbnb在其客服部門雇用了300人，其中50人致力於促進信任和安全。

  外部影響：當自己的行為對其他人造成了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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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對點交易中買方或賣方的選擇可能會增加別人的成本（也可能提高別人的收益）。而當一個人做出自己的選擇時，卻很難考慮到個人選擇對其他人的交易成本和交易後果所造成的「外部影響」。有時，這些影響是一種正向溢出效應，類似於我在第5章討論的網絡效應。例如，我加入Facebook就會使這個軟體對我的朋友來說更有價值，某居民區的Airbnb房客也會對當地餐館的生意有所幫助。但有時這些溢出效應是負的。比如工廠燒煤可能會降低其成本，但會導致環境破壞。多餘的計程車在路上會造成擁堵，同時也會增加其他司機的出行時間。嘈雜的Airbnb房客可能會給一個公寓大樓的其他居民帶來損害。

  追蹤這些外部影響是很困難的。Airbnb租金的變化比酒店客房的價格變化更難追蹤（比如，某社區可能突然成為一個集中的Airbnb租賃區，但它實際的租金可能在一年內的不同時間裡一直在波動），因此政府監管機構很難掌握問題的原因和後果，無論它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此外，有時受某人行為影響的人群範圍是本地化的（比如在另一幢建築里的人不會受到嘈雜的Airbnb房客的影響），而在其他情況下，影響可能會更全球化，如污染。這是一個重要的討論點，在本章後面部分我們將回到這個話題。

  個人和專業之間的界限模糊

  我們一直都免費地幹著下面這些事：將自己的公寓借給朋友和家人、去機場接熟人、借錢給朋友創業、做飯給朋友吃。這些都被認為是「個人」私事，與經營酒店、開計程車、當專業投資者或者經營餐館不同，我們不用承擔額外的監督、許可、篩選、稅收，以及全職從業者應該接受的培訓。在點對點交易仍停留在個人行為範疇時，或即使它處在商業邊緣（比如以Craigslist這樣的個人網絡平台和網站為中介），個人行為與專業行為之間的這種平衡似乎都是合理的。然而，今天的分享平台把這些非正式的交易引入了主流經濟，創造出了介於個人和專業之間的服務提供者——比如外出旅行時將自己房屋出租出去的Airbnb房主，或是把車租給一周只有幾個小時從事商業運輸工作的Lyft司機。

  這日漸模糊的界限引發了許多新的社會挑戰。首先，用合理設計的保障措施來平衡兼職從業者給消費者帶來的較低的「總」風險，看起來是很合理的。畢竟，大多數Airbnb房主並不是專業的酒店經營者，大多數Lyft和Uber司機在平台上每周活躍時間都少於15小時，只有五分之一的Etsy賣家將Etsy上的工作作為全職工作。將適用於全職或大型的專業經營者的監管體制應用於小規模、半職業性的經營者可能會扼殺草根的創新。但是如果缺乏任何形式的保障，由於供應的非專業性，可能會產生新的市場失靈。

  此外，這種界限的模糊可能緩解或加劇種族歧視等問題。Airbnb的房主可能以「這是我的空間，我可以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的邏輯作為理由，覺得拒絕某個種族的客人是可以的。當然，這種行為是違法的，而且酒店業都知道這一點。但因為點對點交易活動以網絡平台為中介，除了在更多匿名的「真實世界」里，我們也有新機會犯老錯誤。舉個例子，如果某個黃色計程車在紐約故意不接送某個特定種族的旅客，可能不會被注意到；但如果一個Lyft司機做了同樣的事情，隨後的數據跟蹤可能使它相對容易被發現和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