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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ring Economy 推薦序

2024-10-09 12:11:39 作者: (印)阿魯·薩丹拉徹

  程維

  (滴滴出行創始人、董事長兼CEO)

  第一次與阿魯·薩丹拉徹教授會面,是在2015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我們同台討論了關於分享經濟在全球以及在中國發展的一些問題。說實話,當時滴滴和快的剛剛合併不久,正在面對財大氣粗的Uber大舉進攻,無論是內部整合,還是外部競爭,都存在很大的壓力。然而,和阿魯教授的交流使我意識到,重要的不是我們面前有多少困難,而是我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否正確,是否符合人類社會和技術發展的方向。換句話說,作為企業,我們的產品是讓這個世界更好,還是僅僅在重複一些已經被驗證失敗、落後於時代的經營模式?

  也是在那個時候,我、Jean(柳青)以及滴滴的團隊決定,分享經濟將成為滴滴未來發展的重要戰略和核心價值之一。因為我們都清楚地看到,僅僅通過技術讓固定數量的計程車和乘客的信息更加對稱,通過網約車增加運力,都無法徹底解決城市出行的潮汐問題。如果一個城市,提供出行服務的只有全職司機,那麼其數量必然只能夠按照平峰期來設計,一旦高峰期必然出現運力不足的情況。而在高峰期、某些地段和時間打不到車的窘況必然又將進一步堅定了人們想自己擁有一輛汽車的願望,於是私家車的不斷增長造成路面擁堵,整個城市的交通就愈加瀕臨崩潰的臨界點,出行就愈加艱難。

  為了使我們的城市不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分享經濟似乎是唯一的出路。當提供出行服務不再是少數專職人員的「特權」,而是在確保司乘安全的前提下,所有合法駕駛車輛的人只要出於自願(不管是因為純粹的善意還是部分的經濟利益),都可以將自己的車輛和時間分享出來,為需要的人提供出行服務,那麼城市出行的運力瓶頸就將被打破,在不增加車輛的情況下讓更多的人可以方便地出行。

  於是,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裡,我們上線了快車和順風車,後來又上線了快車拼車。所有這些產品的終極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用更少的車滿足更多人的出行。今天在滴滴的平台上,我們不僅實現了讓上千萬的私家車主將自己的汽車和時間分享出來,同時還讓上億的乘客自願與順路的陌生人分享空閒的座位,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一組令人激動的數據或許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分享經濟在中國的蓬勃發展,2016年,超過1750萬司機在滴滴平台上通過網約車獲得了靈活就業和收入機會,每天有207萬網約車司機在滴滴平台上獲得平均超過160元的收入。滴滴平台上每天有超過2000萬次出行服務,其中200萬次是通過快車拼車出行。而在2017年春運期間,共有848萬人通過滴滴跨城順風車往返於故鄉和工作的城市,比2016年春運增長了3.46倍,達到整個中國民航春運客運量的14.5%,相當於增開13046列8節動車組或3855列18節綠皮火車。

  高速的發展也讓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責任,正如阿魯教授在這本充滿真知灼見的書中所描述的,分享經濟在帶來眾多價值的同時也給原有的管理體系帶來了不適應性。正如Airbnb與傳統酒店行業發生的矛盾一樣,我們往往很難簡單地去判斷對與錯。應不應當允許一位紐約的退伍軍人將房間分享給遊客,使其能夠有能力支付其公共政策課程的學費?應不應當允許巴黎的一位單親母親用空閒的房間賺取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費?如果不允許,不光對社會資源來說是一種浪費,而且對於這些房主來說簡直是不人道的,而如果允許,那麼如何區分分享經濟與專業酒店之間的區別,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證房主和租客雙方的安全?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滴滴平台上,人們都支持將閒置的車輛和座位分享出來,也都對一個人駕駛一輛車的行為感到浪費,人們也都認同傳統計程車的數量和價格管制、份子錢和財政補貼並不能解決打車難和服務差的問題。然而當變革真正發生時,問題的複雜性也顯露出來了,從最基本的服務糾紛到交通事故,再到政策法規,人們在擁抱分享經濟的同時也充滿了擔憂和質疑,就像汽車和飛機剛剛出現時一樣。

  然而正如阿魯教授所說一樣,不管產業法律法規和人們的觀念在今天表現得如何根深蒂固,它都是不斷進化的系統的一部分。而作為企業來說,通過不斷提升技術和規則來完善服務和安全,不僅僅是出於推動系統加快進化的需要,更是自身的一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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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過去一年的時間裡,滴滴先後上線了司機三證驗真、犯罪背景篩查、人臉識別、行程分享、緊急求助、隱私號碼保護等多項安全保障機制,我們給發生交通意外事故的司機和乘客提供先行墊付醫療費用和單人最高120萬元的保險,我們通過服務分來提升司機的服務質量,同時我們也通過平台墊付機制來替一些忘記付帳或故意賴帳的乘客給司機支付車費,以保障司機的權益。

  阿魯教授在書中指出,創新的實驗性與監管的連續性本身存在矛盾,監管者通常需要通過更新現有法律體系使其與創新性服務相適應,否則就會阻礙創新。隨著人類進入了分享經濟和數位化時代,許多原有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政府的監管方式也必將逐漸發生演變。而和法律一樣,基於市場和技術而產生的信用體系、行業機構、企業品牌這些因素無論在過去還是將來,都將對安全和服務產生重要的影響,而滴滴正在努力將自身建設成為一個值得信任、讓用戶感到安全的品牌。

  最後,我希望這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可以引發國內關注分享經濟的政府、研究者和企業在現有基礎上更深一層的思考和實踐。儘管中美之間隔著一個太平洋,然而書中許多的內容並不會讓中國讀者感到陌生。畢竟,網際網路讓這個世界的聯繫越來越緊密,而知識和思想正是人類最為古老而永恆的分享經濟。

  程維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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