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從「文學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學」
2024-10-09 12:11:07
作者： 施寒微
魯迅
由於西方思想和範式侵入，隨之開始的是一個嘗試的時代，基本上與五四運動的時代同時。文學的革命，以1916年起胡適和陳獨秀的綱領性論文為標誌，產生了新的感知現實的形式，該形式尤其突出自己的人格和某種內在性，以至於這個時代的作者也被稱為「浪漫的一代」。然而，這些作者的脾氣秉性迥然不同，他們的經驗以及所有對他們構成過影響的經歷也大相逕庭。因而，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領域產生出某種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是自此不再有了的。所以，20世紀80年代初的文人承襲這個時代，並非任意之舉。[89]
周樹人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創立者，有時還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之父，他在1918年才開始用筆名魯迅。[90]1881年9月，魯迅出生於浙江紹興的一個曾經殷實，但在他少年時已沒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初於江南水師學堂及礦務鐵路學堂學習。1902年，公費赴日本學醫。與同輩的多數人相同，魯迅很早便要面對中國為外國列強欺凌的狀況。
當時，在日本有數千名中國留學生。在這裡，魯迅認識到：比之身體上的健康，對於中國的興盛來說，他的同胞的意識上的改變更為重要。關於這種態度的轉變，魯迅後來寫道：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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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這番話，總被援用以說明他主要是出於愛國原因轉向文學的，這當然是對的。發起文學運動的計劃固然失敗了，魯迅暫時專心於古碑古籍，發表學術論文，翻譯俄國和東歐國家的文學作品，但他的根本志向始終是堅定的。
當然，魯迅也有懷疑，也清楚喚醒熟睡者的危險，他這樣描述這種危險：
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92]
1909年，魯迅回國，先在故鄉浙江任教。在這裡，他研究民間文學，搜集佛教書籍。他的第一篇現代小說《懷舊》也作於這時，作者於鬆散地連綴起來的畫面中記述了自己的童年。1912年，他應時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1868—1940）之邀，任教育部部員。是年，教育部由南京遷往北京。在北京，魯迅生活至1926年底。
多年裡，魯迅撰寫散文，研究文學。至1918年5月他的小說《狂人日記》刊行於《新青年》，他才廣為世人所知。這篇小說是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短篇小說，它標誌著中國新文學的開始，也是因這篇小說，魯迅成了現代文學之父。
1923年，魯迅首部小說集《吶喊》出版，《狂人日記》則為該小說集的首篇。這部小說集還收錄了其他14篇各具特色的小說。這些小說於1918年至1922年間寫成，且均已在報刊上刊印過。[93]其中，《孔乙己》與《阿Q正傳》最為世人所稱道。另一部小說集《彷徨》於1926年出版，共收11篇小說。1936年，在魯迅因未及時治療的肺疾病逝之前的幾個月，他的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刊行。在這本集子裡，他對於中國夾在舊社會和未來新道路之間的處境的擔憂，表現得尤為清楚。
《狂人日記》的標題取自果戈理，小說節錄了虛構的患迫害恐懼症的昔日良友的日記。日記以這樣的話結束：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里，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94]
在狂人日記的背後，是關於舊社會吃人本性的論斷。小說中表現為個人的疾病，實際卻是對傳統的揭露，這種傳統以「仁義道德」自詡，其代表將任何反對自己的人都打上「狂人」的烙印。但作者不肯屈服於這種判決，他呼籲所有人：「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95]《狂人日記》是理解魯迅全部文學作品的鑰匙。魯迅在這篇小說中同時表達了對舊社會及其道德的批判，以及他對於人的未來及其可變性的希望。這樣，他承襲了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人是可教的。《吶喊》中的其他小說，包括《孔乙己》（1919年）、《藥》（1919年）和《明天》（1920年），它們的作用在於祛除過去的魔鬼，作者自己也受到了這些魔鬼的折磨，是作者無法忘記的。與狂人的不屈態度相反，魯迅筆下的多數人物是舊社會以及自身無能的犧牲者。
魯迅想達到的是消除文學與生活間的距離。在20世紀20年代，他的寫實主義已被奉為範式。魯迅常採用第一人稱敘述的手法，敘述者不干預，不是全知。在這些多數短小的作品中，只有少數人物登場，所記也是短時間內（往往只是寥寥幾日內）發生的事，敘事者的作用是將讀者帶進故事中。[96]
至於作家能有什麼功用，魯迅是表示懷疑的，他也不大相信許多同輩所抱有的幻想，認為作家可以是百姓的喉舌。1927年，他在演說中這樣說：
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託平民底口吻而說的。[97]
魯迅在其1920年刊行的小說《一件小事》中描寫了這種旁觀者的處境及與之相連的憋悶。
魯迅的傑作是於1921年12月寫成的小說《阿Q正傳》。通過對可笑、可憐的阿Q與地主階級成員的關係，以及與普通村民的關係的描寫，反映出清末農村的狀況。主人公沒有確定的親屬，由於沒有確定的姓名，便被喚作阿Q，他也沒有自己的家，在未莊做短工為生，他是清末民初之際的中國的寫照。革命沒有發生，舊制度依舊存在，因為人的意識沒有改變。阿Q總是充滿譏諷和鄙視，對自己卻又總是十二分的賞識。最窮困的他，如此不現實地高估自己，且不把任何村民放在眼裡。
即使受盡屈辱，阿Q仍覺得自己是勝利者，相信自己是最了不起的。如此，他便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他雖漸漸覺得「世上有些古怪」，在城裡時，他還親眼見過革命黨被殺，名之曰「好看好看」，自己卻不反對投向革命黨。一名舊地主階級的機會主義者，如今站在了共和這邊，否認了他的革命資格，但阿Q也沒反對。他幻想「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鉤鐮槍」，喊他同去革命。他的幻想卻未實現。相反，因為一樁與他無關的搶劫，他被送上了法庭。最後，完全無知的他在供狀上畫了圈。讓他自己失望的是，他的死並不壯觀，因為他被槍斃了，沒有被殺頭。借阿Q的形象，魯迅讓他的同輩看清了自己的面目，而虛假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恰恰在許多知識分子當中普遍存在的自欺欺人，不久遂被斥為「阿Q主義」。
1926年3月，抗議的學生遭到屠殺，魯迅因支持學生而被北洋政府追捕。是年8月，他離開北京，先在廈門大學，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但幾個月後，他便遷居上海，至1936年10月19日病逝，其間，他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上海，並且保持著與當時的政治潮流及黨派之間的距離。除了1930年，魯迅參與創立左翼作家聯盟。儘管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有著密切的關係，但魯迅自己始終沒有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的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深切同情，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他的對國民黨非人道政策的譴責，未使他失去精神上的獨立。
文學會社派系紛雜，公開爭論日增，雜文隨之盛行。公認的雜文家是魯迅，特別是在遷居上海後，他便致力於雜文創作[98]，那時，他真正的文學創作的階段實際已經過去了。魯迅自寫短篇小說起便練習雜文，多具社會指向和諷刺的口吻。對於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作家而言，雜文是他們常用的武器；非左翼的作家，比如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則專心於小品文，他們多仿效17世紀的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範式，把小品文看作性靈的抒發。作這種有時流於感傷的文章，並在林語堂[99]主編的雜誌上發表的，除去周作人，還有俞平伯和朱自清。
20世紀的中國文學家中，沒有比魯迅更受注目的了。[100]魯迅逝世後才兩年，20卷本全集遂刊行。在世時，他反覆遭到來自各方的敵視和攻擊。1936年，還與周揚因爭論「國防文學」還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問題而絕交。魯迅最終被塑造成崇拜的對象，是因為毛澤東在延安稱魯迅為文學家和革命家的典範，是新文化運動的開路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魯迅在路線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定論，其主要依據是他的雜文及言論曾被用作對抗右傾分子和妥協分子的武器。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末對魯迅進行了重新評價，新的評價開始，魯迅早期的小說（而不是雜文）再次占據中心地位。
作家的明確立場
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的繁榮因國共決裂時期激烈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政策鬥爭而告一段落。戰時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之後的內戰也持久地影響了文學的發展。比如在20世紀20年代末，對個人的強調為社會變革的主題所取代。左翼之風席捲文壇，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成為文學的題材，浪漫的寫實主義為社會的寫實主義所替代。
面對這種普遍的趨勢，只有少數作者保持獨立，最成功的還是那些自視為歐洲現代主義傳統繼承者，特別是波德萊爾、魏爾倫或蘭波的繼承者的作家，比如李金髮（1900—1976）、戴望舒、卞之琳、艾青和邵洵美，他們聚集於1932年至1935年間發行的《現代》雜誌周圍。面對日益尖銳的政治和社會衝突，許多作者也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向社會分析。他們主要依據的是蘇俄作家的範式，比如高爾基、法捷耶夫和綏拉菲摩維奇。
1925年，上海的英國巡捕向罷工的工人開槍，造成「五卅慘案」。這次事件震動全國，也促使中國作家向左翼的及社會主義的觀念轉向。正如創造社的共同創始者之一成仿吾所言，這是從「文學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學」的轉變。此團體的有些成員在數年前就已提出文學應當被作為武器，以提高國民的革命覺悟。在流行於蘇俄的思想的影響下，他們還討論了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的關係。1923年，郭沫若和郁達夫已在他們的文章中使用了「無產階級精神」和「階級鬥爭」的概念。但左翼思潮影響的擴大實際還是在「五卅慘案」之後，其代言者是創造社的成員，尤其是郭沫若，他的議論帶有濃重的感情色彩。隨著大眾文學的呼聲日高，無產階級文學的萌芽出現了。
有的作者反對這樣的宣傳，特別是魯迅，他認為這種革命的熱情是不現實的，在當時還為時過早。此外，根據托洛茨基的看法，魯迅認為真正的革命的時代是沒有文學的。他要求首先有革命者，革命文學並不急於一時，因為革命用的是槍桿子，而不是筆桿子。魯迅清楚地看到城市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文人並沒有真正接觸過工人階級的生活，如果他們想採取無產階級的立場的話，將無法獲得成功。持這種觀點的不只是魯迅，茅盾也認為，比之所有烏托邦式的不現實描寫，對比較落後的部分資產階級的描寫，也許更可以服務於左翼事業。茅盾採用這樣的觀點，主要為了反駁左翼對他的中篇小說三部曲《蝕》的批評。然而，魯迅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經歷了內在的轉變，這讓他更接近於年輕的激進分子。
19世紀末起，通俗的消遣文學已擁有廣泛的讀者，具有批判精神且深受外國文學啟發的作者，充分利用現有的許多文藝刊物，或是創辦新的——當然多半是短命的——文藝刊物，他們的目的在於用文學手段給讀者指出當下的弊端，但主要也是為了述說和消化他們自己在政治和社會的變革中的經歷。於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政治日益極端化的條件下，出現了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品。這裡要提到兩名作者，即文學社團「太陽社」的共同創始者之一蔣光慈（1901—1931）以及胡也頻（1903—1931）。蔣光慈的著作包括短篇小說集《鴨綠江上》（1927年）、書信體中篇小說《少年漂泊者》（1926年）和尤似才子佳人小說的長篇小說《衝出雲圍的月亮》（1930年）。[101]但這些致力於革命事業的作者的成功始終是有限的。20世紀30年代，無產階級文學作品才取得一定的聲望，比如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和張天翼（1906—1985）的短篇小說。除去社會批評類的小說，對於當時文壇有重要意義的還有自傳性作品，比如張資平（1893—1959）的《沖積期化石》（1922年）、郭沫若的《我的幼年》（1929年）、謝冰瑩（1906—2000）的《一個女兵的自傳》（1936年），後來還有蕭紅（1911—1942）的《呼蘭河傳》（1942年）[102]，這些作品承襲了自傳體文學的悠久傳統。[103]
葉聖陶是後來頗有影響的文學研究會的共同創立者之一，出於經濟原因，他無法繼續學業，而在小學教書以維持生計。1914年，葉聖陶已開始發表文言小說。在這些小說中，他描寫了當時小城市的知識分子所處的陰鬱環境。學校的世界常構成他作品的背景，也決定著他早期的白話小說的特點。1922年，即郁達夫的中短篇小說集《沉淪》出版後的幾個月，葉聖陶的20篇分別發表於1919年至1921年間的短篇小說被結成集，以《隔膜》為名出版。[104]
之後，葉聖陶的小說集《火災》（1923年）、《線下》（1925年）、《城中》（1926年）出版，所錄小說多初刊行於《小說月報》。1936年，包括20篇短篇小說的《四三集》出版，其中有的篇目反映了當時在外國列強壓迫下的中國的狀況。同時，僅有的、基本可算作自傳體的長篇小說《倪煥之》問世[105]，這部長篇小說初於《教育雜誌》連載，後作為單行本出版。小說的故事發生在1916年至1927年間，記述了起初熱誠的、有抱負的教師倪煥之在教育事業和個人生活上的失敗，他所有的希望都因為國民黨的白色恐怖[106]而破滅，後沉溺於酒精，不久便鬱郁而死。晚年，葉聖陶主要創作青少年文學，以廣為流傳的童話稱譽於世。[107]
郁達夫原名郁文。1921年，還在日本的他與郭沫若、成仿吾等組織成立創造社。同年，他的首部小說集《沉淪》出版。[108]其中三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憂鬱苦悶的年輕男子，具有突出的自我毀滅的特徵。同名小說[109]的主人公是一名在日本的年輕中國學生，他因為懷疑自己而飽受折磨。這個青年人讀西方文學，也讀中國的色情文學，散步時，眼淚時常會湧出來。他很感性，覺得周圍的草木，甚至整個大自然都在跟自己說話，也唯有這大自然似乎可以在異國他鄉給予他庇護。他總是被帶在身邊的西方文學作品感動到不能自已，但有時又只是任意翻讀，不久又放下，這突出表現了他感情上的跳躍不定。一旦譯了什麼東西出來，他馬上就會被懷疑擊潰，以至於他有一次問自己：「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去呢！」如作者所言，這名中國學生患了「Megalomania」和「Hypochondria」。他一見女子便害羞，甚至是害怕。尋訪妓女也只會加深他的苦悶和自憐，以至於他甚至要同情起自己的影子來了。小說以這樣的話結束：「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
之後的幾年裡，郁達夫的其他小說集被刊行。《寒灰集》收錄了11篇，於1927年印行，另有九篇錄在《薇蕨集》里，於1930年印行。1928年，因為與創造社幾位成員鬧翻，郁達夫離開了創造社。1930年，他成了左翼作家聯盟的創始成員之一，但不久，他也離開了。20世紀20年代末，他雖放棄了一些自己的主觀主義，在小說中突出社會問題，但陰暗憂鬱的形象仍舊是他小說里的主角。郁達夫自己曾多次強調文學始終是自述的，不能因為他作品中明顯的自傳成分，就認為他在如實描寫自己的生活，實際上，他的所有作品均表現出了他與主人公之間的距離。[110]
沈從文出身於湖南的軍官家庭，1923年他來到北京，得到了郁達夫和徐志摩的扶植，並開始活躍的文學創作。[111]他早期的小說反映了他在湘西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他當兵的經歷也在小說中得到了體現，1917年至1920年間，他曾在軍隊中充當文書。他的多數小說只是平平，但有些卻未始不是可觀的，比如收錄在他的小說集中、於1930年刊印的《自殺的故事》。在這篇小說里，他以諷刺的筆調描寫了五四運動中有識之士的過分自傷自憐。
20世紀30年代，沈從文創作了他最好的幾部作品，故事均發生在鄉村，他在作品中不時悲嘆農村生活的失去。1934年，小說《邊城》[112]刊行，故事也發生在鄉村，寫的是船夫和他的孫女，以及他們的生活和農民的風俗。《邊城》時常被高估，該小說肯定算不上他最成功的作品，但其中的風景描寫得到了讀者的歡迎，實際上，沈從文平時也長於描寫風景。在1935年刊行的短篇小說《八駿圖》中，他不再描寫農村的生活，而將注意力轉向了城市。小說寫八名教授同住一處，其中一位在日記和給未婚妻的信中，講述了其餘幾位在性和心理方面的特點。但在讀過許多精彩的諷刺的記述後，讀者便會發現，這位記述者自己也並非可信之人。抗日戰爭爆發後，沈從文還寫了其他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比如《長河》（1934年）。1949年後，他完全告別了寫作，致力於考古學和文化史的研究。
出身於湖南一個沒落士大夫家庭的張天翼也是一位小說家，他的最多產的時代是1928年至1937年間，共有四部長篇小說和六本短篇小說集刊行。[113]他長於以決不留情的自然主義筆法譏彈當時社會和政治上的弊端，但也創作兒童文學和戲劇。與同時代的許多其他作家一樣，他在1931年成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這也符合他的基本態度。
1928年，張天翼的第一篇短篇小說《三天半的夢》在魯迅主編的一本文學雜誌上刊行，實際上，這篇小說的成功才鼓勵他接著寫下去。1937年後，他的作品主要探討日本全面侵占中國的後果。這個時期最知名的短篇小說之一是《新生》（1938年），描寫了一名教員的內心衝突。[114]晚年，張天翼主要以文學史和文學批評方面的作品聞名於世，比如他曾探討諷刺與幽默的關係。[115]
農民大眾的疾苦是吳組緗（1908—1994）創作的中心題材。20世紀30年代初，他主要以短篇小說名於世，其中十篇綴成《西柳集》，於1934年刊行，集名取自北京附近的村莊。當時，多數左翼作家將注意力轉向農村和農民問題，這是除知識分子處境和抗日的愛國主義外，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中最重要的題材，吳組緗的短篇小說就是這種轉向最可信的體現。
1904年出生於四川的湯道耕（1904—1992）主要因用筆名艾蕪發表的短篇小說而聞名。艾蕪曾在師範學校學習，未卒業，之後流浪於中國南部及緬甸、新加坡，他在此期間以打零工為生。1932年，艾蕪成為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他的短篇小說被收錄在《南國之夜》《南行記》《南行記續編》中，記載了他的經歷、旅行經驗以及關於農民的艱難命運的觀察。他的短篇小說中最著名的是《芭蕉谷》（1937年）。[116]除短篇小說外，這位在「文革」時期遭到迫害的作者還創作了長篇小說、詩歌、報告文學和文學理論作品。
當時的許多作品表現出某種強烈的地區性。這一點在老舍這裡體現得尤為明顯，他可稱為「北京的作家」。許多作者的作品，尤其是在他們的短篇小說中，故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吳組緗、張天翼的某些小說，以及沈從文描寫中國西南地區的小說（如《邊城》）或他的關於苗族的小說。對有些作者（如沈從文）而言，故鄉是承載著城市中的陌路人對淳樸農村生活的懷念的地方；而在其他作者這裡，比如茅盾和吳組緗，農村則被表現成居於城市中的惡勢力或占據沿海城市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犧牲品。注意力向農村的轉移，反映了當時中國的政治局面，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以及此後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甚至中國的多半國土），城市意味著沒落，已不再是民族復興的中心了。
當時的其他作者中還有生於台灣的許地山，他與茅盾同是文學研究會的共同創立者。他自1921年起刊行的作品多以青年對舊體制的反抗為題材。同為文學研究會創立者的還有王統照，他於長篇小說外，還發表了許多短篇小說，其中多數以作品集的方式刊行。
東北作家與抗日文學
1931年9月18日，日本進攻瀋陽，中國舉國憤然，這也影響了文學在中國的發展。日本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逃難者不計其數。其中有些用文學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抗議。這些作者中，李輝英（1911—1991）首先於1932年在左聯的雜誌《北斗》上發表了一篇抗日題材的小說，卻沒有獲得反響。1935年，在魯迅的幫助下，蕭軍（原名劉鴻霖，1907—1988）[117]發表了小說《八月的鄉村》。他的妻子蕭紅髮表了小說《生死場》[118]，都有著廣泛的讀者。
此前，蕭軍在東北參加抗日游擊鬥爭，作為文人，他也立志將所有被壓迫者解放出來。他在《八月的鄉村》中記述了自己的家鄉東北的抗日義勇軍，包括農民出身的英雄、知識分子、指揮官以及來自外國的姑娘。這篇描寫一組游擊隊員的長篇小說以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和法捷耶夫的《毀滅》為藍本，也與《水滸傳》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蕭紅比蕭軍更為知名。[119]她雖斷絕了與自己殷實家庭的關係，且終生怨恨自己的父親，但她牽掛的還是自己的家鄉，她的家鄉也是她多數作品中故事發生的地點。與《生死場》不同，她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專注於描寫小城市中人們的生活狀況，描寫這裡的居民，他們的貧窮和信仰，以及周圍的風景。在《生死場》與《八月的鄉村》獲得成功之後，蕭紅與蕭軍在許多短篇小說和散文之外，還發表了其他的長篇小說，質量上還超過了他們的處女作。[120]蕭軍的長篇小說《第三代》的故事發生在日俄戰爭至「九一八」事變間，蕭軍本想再寫兩部長篇小說，合成三部曲，但由於政治上陷於困境，計劃未能實現。
端木蕻良（1912—1996）與蕭軍和蕭紅是朋友，在多篇短篇小說和1938年刊行的長篇小說《大地的海》，以及1933年寫成、在1939年才刊行的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中，他描寫了被日本占領的東北的河山和居民。[121]
來自河南的師陀（1910—1988）的作品中必須提及的是兩部短篇小說集《谷》（1936年）和《里門拾記》（1937年），其中，除去表現農民和工人生活中發生的事，作者還詳細地描寫了自然風光。在這方面，師陀似乎受到了沈從文的某種影響。1947年刊行的長篇小說《結婚》是一幅諷刺的風俗畫，小說的故事發生在1941年秋冬，師陀在該小說中剖析了上海的中產階級。
女性文學
五四運動時期，許多女作家發表了自己的作品，比如主要因死後刊行的自傳而聞名於世的廬隱（1899—1934）[122]，還有冰心（1900—1999）。但探討女性問題的不只是女作者，還有若干男性作者，特別自1918年6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易卜生主義》後。易卜生被介紹到中國後，他的作品（主要是《娜拉》）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可小視，在女性文學領域，可與之相比的也就只有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了，後者的影響體現在比如茅盾的長篇小說《虹》和巴金的長篇小說《家》中。
冰心原名謝婉瑩，後來只稱自己作冰心。一如同輩的多數女作家，比如陳學昭（1906—1991）、楊絳（1911—2016）、趙蘿蕤（1912—1998）和方令孺（1897—1976）。冰心家境殷實，還在美國韋爾斯利學院就讀時，已因詩歌和短篇小說嶄露頭角。1926年，她在自己關於李清照的碩士論文的緒論中寫道：
對一位詩人，特別對一位女詩人來說，中國是一個困難的地方。具有四千年歷史的詩歌王國，中國就好像滿布閃爍星星的仲夏的夜空，一顆孤單的星是很難分辨出來的。一位孤獨的詞人也幾乎湮沒在中國的詞人之中。還有，東方的文學家們十分厭惡讚美一位婦女文學家！他們即使讚揚，也要帶著一種寬容和譏諷的語言。[123]
冰心短篇小說中的許多女性形象都有些蒼白，因為作者專注於探討問題。雖然在她的有些短篇小說當中，比如《超人》（1923年），處在中心的不是女性，但決定她文學創作的根本還是女性的立場。冰心的短篇小說《空巢》於1980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24]小說寫兩位同窗好友30年後再次相見，其中一位在1949年時與妻子同去了美國，如今，衰老的他看到留在中國的朋友的家中雖生活簡樸，但經過了「文革」的困苦和凌辱後，卻還是充滿歡樂和希望，不禁唏噓，他難過地發現，自己即將回去的美國實際上是個「空巢」，這一象徵取自朋友孫女讀給他聽的一首白居易的詩。常與冰心並提的是凌叔華（1900—1990）。[125]
來自湖南的丁玲原名蔣冰之。受到為女性權利鬥爭的母親的影響，她有意識地懷抱女權主義的志向，開始了自己的文學生涯。她是僅有的幾名創作生涯從20世紀20年代末持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作家之一。[126]
起初她深受沈從文和胡也頻的影響，後者也是她的伴侶。[127]她的首部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於1928年刊行，奠定了她知名作家的地位。而她最初的兩篇短篇小說《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此前分別於1927年和1928年發表在《小說月報》上，已引起文壇的注目。在她所有早期的短篇小說中，處在中心的均是尋找自身存在意義的年輕女子，她們必須為此與外在的阻礙或內在的心理羈絆進行鬥爭。《夢珂》寫的是一名來自鄉下的女孩兒到上海學習藝術的故事，女孩兒最後當上了演員，但不再抱有什麼幻想，出賣自己的身體，精神上徹底垮了台。
《莎菲女士的日記》是丁玲最被注目的作品。[128]主人公是名年輕的女子，這樣的女子常出現在丁玲早期的短篇小說中，她們沒有家，在匿名的大城市中追求西式的生活，給自己取西式的名字，比如莎菲、伊薩或瑪麗，她們體質虛弱，放棄了所有的傳統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卻因此不得不面對自己。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患了肺病的女主角記述自己在北京冬天的生活以及她對愛與理解的追尋。其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是她熱烈的感情，這份感情的對象卻是一名儀表非凡、道德卑劣的男子，這讓她懷疑自己的自尊。至於對這些小說具有自傳色彩的猜測，丁玲很早已給予了反駁。[129]
她的伴侶胡也頻於1930年成為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丁玲自己後來表示，她當時還認識不到文學與革命之間有任何關係。儘管如此，在這些年裡，她也發生了轉變，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應當包括某種對文學的幻想的喪失。這體現在她1930年創作的一部小說中，其中有一個角色，雖只有次要地位，卻具有卓越的見識，在丁玲此後的作品當中，這類角色經常出現。在這部小說中，這個角色說道：
對於文字寫作，我有時覺得完全放棄了也在所不惜。我們寫，有一些人看，時間過去了，一點影響也沒有。我們除了換得一筆稿費，還找得到什麼意義嗎？縱說有些讀者曾被某一段情節或文字感動過，但那讀者是什麼樣的人呢，是剛剛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煩愁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中等以上的學生。他們覺得這文章正合他們的脾胃，說出了一些他們可以感到而不能體味的苦悶。……我現在明白了，我們只做了一樁害人的事，我們將這些青年拖到我們的舊路上來了。一些感傷主義，個人主義，沒有出路的牢騷和悲哀！……所以，現在對於文章這東西，我個人是願意放棄了……[130]
但不久後，胡也頻被國民黨政府殺害，丁玲開始關心政治問題，並在左翼作家聯盟中承擔重要角色，還因此下了獄。在她的小說中，她起初將戀愛與革命結合起來，最後致力於無產階級思想和階級鬥爭。這種新的方向體現在了她的長篇小說《水》（1931年）中，該書描寫了1931年全國大範圍水災中農民的痛苦與反抗。在抗日戰爭中，她一邊在黨內工作，一邊尋求某種新的文體，以讓普通農民群眾接受。從1936年起，她在延安繼續自己的創作，有一段時間，她把精力完全放在組織為戰士演出的文工團以及主編《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1942年，她為文藝副刊徵集雜文。1948年完成、1949年刊行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丁玲描寫了土地改革，還因此獲得了1951年史達林文學獎。[131]（在1957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後，丁玲因20世紀40年代初寫的雜文被批判，1958年因錯劃「右傾」而被開除黨籍，直到1979年才被改正錯誤。）
除了在外國文學和外國範式的影響下產生的文學，傳統的鴛鴦蝴蝶派文學仍舊存在。雖然這些作品在共產主義者和處在五四運動傳統中的作家看來是反動的，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地區，它們的傳播被成功阻止；但在城市裡，這種提供了逃離現實的可能性的文學，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甚至可以說經歷了復興。[132]嚴肅的作家，比如張愛玲，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小的角色。張愛玲（1920—1995）於20世紀40年代踏上文壇，對某些評論者來說，她是五四之後最有才華的女作家。[133]1943年至1980年，她發表的作品包括兩部重要的短篇小說集（其中作品多數作於1943年至1944年），四部長篇小說以及許多其他較短的敘事作品和研究。她最重要的作品是1966年以《怨女》的名字，後於1967年以《北地胭脂》之名出版的長篇小說，小說描寫了名叫銀娣的女子及其36年的婚姻及寡婦生活。
在國民黨撤退至台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在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政治和社會發展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女作家的文學創作。冰心和丁玲留在了大陸，凌叔華在二戰結束後去了倫敦，張愛玲於1952年離開內地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