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面向民眾的民間文學

  城市文化和廣泛的受眾

  16世紀以來，城市繁榮，文學也隨之有了新的發展。南京作為明代的文化中心，其地位逐漸被揚州、蘇州和北京所取代，這些城市的影響力遍及全國。經濟的發展也引起了印刷業的擴張。城市文化的興盛不僅使當時只占全國居民5%的城市居民，也使全國其他地方的居民接觸到文學作品。

  幾百年來，仕宦機會的缺乏使得文化活動在官宦環境外獨立發展。有文化的富商的資助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這種發展。但應舉者之多，表明入仕仍是人們的追求目標。其明顯體現就是因科考而產生的群體對立。比如1711年，揚州鄉試中有許多鹽商子弟中舉，落榜者對此表示強烈抗議，並指控總督和正主考官受賄。超過千名應試者在城中集會，並將財神爺鎖於府學之內以示抗議。調查歷經9個月，滿漢分歧也貫穿其間，正主考官、副考官和同考官，以及若干中舉者被判死罪。但此種情況並不多見，職位的競爭常在暗中進行。

  18世紀的中國，城市中不只有學校，也有劇院及其他娛樂場所，聽者觀者眾多，特別是在某些節日或特殊的日子。促進文學在社會中發展的，除了城市中的娛樂業，還有通行的交流方式，特別是商業、行政和社會各領域對書面化的要求。由於城市文化的發達，居民也開始對文化物件產生興趣，某些熱愛文藝的商賈家中出現了相當可觀的收藏，富有的愛好者對戲曲的資助推動了地方風格的形成，以至馬克林（Colin Mackerras）對此有了「地方戲曲之黃金時代」的說法。戲曲演出、故事演述和詩詞寫作主要出現在各種儀式活動上，這些活動既有私人的，比如葬禮、婚禮或送別；也有公共的，比如廟會或鄉村節日。

  由於經濟的繁榮，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地區，民間出版活動在18世紀興起。某些為世人所樂道的作品以簡單的形式和便宜的價格刊行。當時流傳最廣的作品有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其中，《西遊記》的題材特別適合舞台演出，或是以繪畫形式來表現。小說中獨具特色的形象及其要經歷的劫難特別適合娛樂之用。

  文學短樣式

  應當被歸在文學範疇中的也包括各種最初只是口耳相傳的文學短樣式，比如笑話、幽默的或諷刺的逸事、謎語、成語和童謠，但它們很早就已見於文學作品中，後來（主要是11世紀）也出現了專門輯錄它們的集子。這些短樣式受到廣泛的歡迎，除詞之外，它們也許是文學領域專門化程度最低的部分，不只以某個特定群體或階層為對象。

  雖然我們很難判定某部作品是為哪一群體所作，但在很多時候，我們還是可以看出該作品每次加工的目標讀者。其中，作者與其加工的素材間的距離是判定其所面對讀者的最可靠依據。面向精英的和面向群眾的體裁雖各有特色，但兩者之間還是存在某種深刻的聯繫的，其細節卻已無法考證。[123]

  除去娛樂性質的以及有時是批評和諷刺性質的作品，多數作品是帶有教化性質的，它們以各種形式傳播，比如戲曲、有伴奏的演說、短篇小說或詩詞。[124]旨在教化百姓的最重要形式包括在1670年始推廣，後不時被重新頒布的康熙帝的《聖諭》。[125]這類文本之前也曾經有過，特別是洪武帝朱元璋的上諭。康熙帝的《聖諭》有16條，每條7個字，語法結構相同。洪武帝的上諭已有推演和解釋，知名的是1587年刊行的鐘化民所作的《聖諭圖解》。不久，也有推衍和闡釋康熙帝《聖諭》的作品產生。其中有些作品帶有大量插圖，許多則以白話寫成。這些作品旨在宣揚儒家學說，在清代時，刊行者眾多，其作者多為官吏，想以此勸誡子民，其中許多作品的語言風格多樣，因而，讀者皆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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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四字構成的成語其實是一些固定說法，大量見於文學作品中，是中國教育的公共財富。[126]此外還有其他特殊形式，比如歇後語。[127]歇後語是不完整的句子，聽者或讀者要自己補充。它們常帶有戲謔的性質，但作者或說話者也常自己作出補充。比如，在想表達難於保全自己的意思時，就可以說，「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前部分常是描述性的，後部分多取自固定說法、成語或其他常用說法，有時也只是個單字。歇後語常常會用到語言遊戲或歷史典故，但有些沒有解釋也可以理解，比如，

  「豁牙子吃西瓜——道兒多」。[128]歇後語通常與日常語言聯繫緊密，因而外來者在缺少解釋的情況下是無法理解的。此外，這些說法中的多數不是在全國，而是只在某些地區流行，所以主要見於方言作品及某些地方傳統中，比如地方戲曲。童謠也常是地區性的，自漢以來被視為百姓情緒的表達。[129]如同占卜文字中的說法，某些同樣採用謎語形式的說法被史學家稱為童謠，其實則是政治宣傳的口號。

  晚近的所謂謎語其實已見於古代，[130]被叫作「廋辭」或「隱語」，常用隱射的言辭來傳遞消息。《滑稽列傳》中記載齊威王（前356—前320在位）「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滑稽多辯」的淳于髡（前385—前305）所以「說之以隱」：

  「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嗚，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131]」

  猜謎不久就成為遊戲，產生出許多形式，這裡面不只謎面常要作得漂亮，回答也要用隱語的形式。[132]非常受歡迎的是字謎。誰能將正確的成分組合起來，就猜出了答案。謎語常利用同音字，有些謎語還要求諳識經典。在晚近的謎語集中，也有內容不太正經的。比如下面這個謎語的謎底是夜壺：

  小奴好似郎君妾，從未與郎同床歇。急時拉奴床上去，興盡即與奴分開。[133]

  下面的謎語的謎底是扇子：

  有風不動，無風動；不動無風，動有風。

  下面的謎語的謎底是噴壺：

  說我不是喝家，我有百杯之量；說我不是嫖家，常往花街柳巷；若還三日不去，多少花子思想。

  這個謎語的巧妙之處在於用語的雙關，比如妓女也叫作花，花街柳巷也指妓院。

  笑話估計總是受歡迎的，所以很早就已輯錄在專門的集子裡。[134]比之成語和謎語，依其性質，笑話更像是講唱藝術中為人喜聞樂見的部分。所以，與後來的滑稽短劇一樣，笑話在民間表演者的演出中以及城市的勾欄瓦舍中很早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戲曲的重要構成部分。據《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和《史記》卷一百二十五《滑稽列傳》所記，東方朔以「口諧辭給」名於世。笑話或俳諧的故事已見於《孟子》和《莊子》，[135]但最早的真正的笑話集據稱是三國時期邯鄲淳所撰的《笑林》。[136]之後應當不斷有笑話被輯錄成書。若說這類輯錄了大量笑話的作品都是源自10世紀之前，其真實性卻要得到根本懷疑。但某些古代笑話集，比如以辯才名世的隋朝人侯白所撰《啟顏錄》，至少有傳世的殘本以及後來的專書或類書中收錄的遺聞為證，這些殘本後被輯錄於《歷代笑話集》。[137]

  明末清初，笑話集空前興盛。最著名的是只存於日本的馮夢龍所編的《笑府》，其部分收錄於《笑林廣記》。特別受歡迎的當然是色情笑話[138]，其中，占有特別地位的主題，首先是講述缺乏性經驗的素材，然後到了封建時代的晚期，則主要變為妻子出軌的故事。這種現象也見於敘述性作品當中。[139]

  許多古代輯本中的笑話難於理解，原因也在於笑話常由文字遊戲構成，或是其中採用的典故不再可以假定為已知。但許多笑話與今天還在講的笑話相似。笑話描述的對象是任何在其他文化中也會引起嘲諷的現象。當然，笑話何時逾越了界限，或造成尷尬，或不再可以被理解，也因時間或聽者的變化而變化。笑話中常提及聽者使其發笑，這時稱其為詼諧逸事更為適合。笑話的某種特殊形式是戲仿，特別是文學戲仿，非常受中國文人的喜愛，估計最初是產生於詩社中，其傳統也主要於此地得到保存。[140]

  古代中國的童話只留下了殘存的痕跡。其多數見於敘述性作品中，如戰國哲學家著作中那些用來說明問題的故事和記錄，中古時的志怪作品，以及唐以後的長篇小說及白話和文言短篇小說。此外，許多童話以口頭形式傳播，或又回到這種傳統當中，以至於最後還是有許多得以保存下來。[141]中國疆域內的少數民族敘述傳統直至晚近才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詩人常於童話和地方色彩濃重的傳說中尋求啟發，或對如此取得的素材進行加工。其中，在歷史的坐標中給予所有要敘述的內容以確定的位置，幾乎總是決定性的因素，因而事件有了具體的發生時間和確定的真實的發生地點。

  明代開始，對民間故事的興趣日益增長，儘管這種興趣有些多變。20世紀初，民間藝術運動實際上才穩定下來，然後也嘗試采輯中國不同地區的，特別是眾多少數民族的童話及其他口頭傳統作品。

  清代的戲曲

  明初，民間和地方戲曲發展成上層社會的文學戲曲，或是為購買力強的觀者占為己有，到清代才復熾。而儀式和節慶戲曲則有著數百年的傳統，演出主要會在市場、村莊、廟會或其他特殊的場合進行。為此要請專門的戲班，這些戲班間等級分明，有固定的演出劇目，有正經的節目單，委託者可以選擇演出的劇目。劇目又分成不同的類。1600年成書的《樂府紅珊》將所輯劇目分成16類，如慶壽、誕育、分別、思憶、報捷、訪詢、游賞、邂逅和風情等。[142]這種戲曲的傳統與各地自治的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繫，也有證據表明存在著這樣的規矩：誰若違反約定和慣例，就要承擔演出的費用。農村戲曲演出的原因多為家庭節日、悼念死者、祭拜祖先、加冠及笄、科舉考試等。演出很少是公共的，多只限於宗族或親戚，且選擇某戲班劇目中的一種或幾種。

  影戲和傀儡戲是特別的表現形式[143]，至遲從唐代起就出現了，但據某些觀點，它們在唐以前即已存在。這種形式對既存素材做了改編，一如其他表現形式那樣，會依當時風尚的變化，改編的方式也發生相應改變。影戲的底本也如同其他的戲曲底本那樣，區分出佛教、道教和歷史內容的本子，以及區分出自上層社會的本子，風俗戲本子，喜劇、粗俗的滑稽戲本子，以及只有單只皮影演出的本子。[144]對多數居民來說，講唱文學特別是戲曲的意義，要遠超過案頭文學。[145]所以，不難理解的是，戲曲在中國總有區域或地方特色，且豐富多樣，形式有幾百種之多。這與語言及方言的使用有關，但主要是因為曲調的多樣。於宋元南戲（也稱溫州雜劇）、元雜劇和明傳奇（特別是明季形成的崑腔）之外，[146]還有許多地方的、有時甚至因戲班而異的形式和變體。[147]

  明代以後，出於江蘇的優雅婉轉的崑腔日益受到詩人和觀眾的喜愛。特別是洪昇（1645—1704）於1684年寫成的傳奇劇本《長生殿》和孔尚任於1699年寫成的《桃花扇》，使這種唱腔可以延續。此外，還有其他聲腔，比如形成於江西的弋陽腔和出於西北的秦腔，前者曲調喧雜明快，多有土俗的、以白話表演的節目穿插其間。這些劇種多因同鄉商會或行會的資助而流行於京城。京劇就是在糅合了這些劇種的某些成分的基礎上於19世紀產生的。

  作為明以來文人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傳奇這一體裁在易代後仍得到繼續發展。清初最著名的戲曲作者是孔尚任。孔尚任是孔子後人，除去幾本專著，還作有詩文。《湖海集》（1689年）輯錄了孔尚任在淮揚疏浚黃河入海口時所作的詩文。他似乎是在任職戶部後才開始寫作傳奇劇本的。

  孔尚任的首部傳奇是1694年與顧彩合作寫成的《小忽雷》。小忽雷是唐代宮中樂器，孔尚任對此有所研究。劇本以這種樂器為中心展開，講述了發生在公元9世紀的文人與宮女之間的愛情故事。與以往劇本不同，《小忽雷》已顯示出某種確考史實的努力。這在共40出的《桃花扇》中還要顯著。

  《桃花扇》這個故事的主要發生地是南京，寫的是學者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之間的愛情，描繪了大敵當前，為國家危亡擔憂的志士與自私地把持權位的朝臣之間的衝突。《桃花扇》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歷史劇，經多次易稿，於1699年寫成，不久便進行了首演，是中國最受歡迎的戲曲作品之一。[148]其成功的原因，估計首先在於作者忠於1643年至1646年明亡之時發生在南京的史事，為此，他不只參照史書的記載，也訴諸自己的回憶；此外，《桃花扇》比之其他傳奇，有更多的散文段落，其語言總體來說也更為樸實和通俗。這部傳奇劇之所以為世人所樂道，肯定與作者如此直白地將晚近發生的事件作為題材有關，同樣起到重要作用的是貫穿全劇的愛國基調。[149]

  侯方域往來於聚集在李香君及其養母周圍的學者之間，愛上了這位年輕美貌的女子。但因為侯方域的貧窮，特別是因為陰謀，兩者沒能結合。故事結尾，清兵勝利後，兩人雖再次相遇，但此前發生的事情讓他們看到了塵間世事的短暫，遂決定出家。這本按傳奇體裁的方式品評時世的歷史劇不是以大團圓結束，因其過失而造成南明政權[150]滅亡的侯方域最後與相愛的女子告別了塵世。

  文人就這樣被置於失敗者的地位上，而以丑角形象出場的說書者柳敬亭則處於旁觀者的位置上。這個角色因其頭腦簡單，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百姓的聲音，代表著在危機和變遷中依然不變的價值取向。這樣的形象並不是新出現的，百姓的聲音總被看作治亂的反映。明末，馮夢龍就曾稱民歌和純粹的東西是真實的、正確的，與雅致、造作相對。此時新出現的一種現象是，文人的理想也成了社會問題。在清初，文人正是在竭力尋求新的自我認識，於是，此前被人接受的價值觀要從總體上被重新審視。

  傳奇劇本篇幅長，由許多段落構成，包含對白、吟誦及詠嘆之類，演出常持續兩日之久。在這樣的形式中，作者可以詳細描寫各種關係和陰謀。在西方，只有在歷史長篇小說中是這樣的。因此，比之正史及其他文獻，比之說話者演說的歷史和長篇小說所講述的歷史，戲曲對歷史的表現更深刻地影響了人們對歷史的看法。在孔尚任這裡，舞台上對歷史的表現旨在再現歷史，說明個人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更大的事件，儘管角色會在舞台上表明，且用相應的話強調，他們只是在表演，所演之事並非現實。這也可稱為間離效果。

  戲曲在對時代和社會的批評方面也毫不吝嗇。這裡以《桃花扇》第四出為例。這齣戲裡，孔尚任讓反面角色阮大鋮出場，他是李香君周圍的文人中陰謀黨的成員。歷史上，阮大鋮是18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南京知名的劇作家和文人。通過阮大鋮，孔尚任想指出某種在明末常見並為他所痛斥的，一些人持有的對文化的過分崇尚、高度的美學化以及政治上無視道德的態度。

  清初的戲曲作品還有洪昇的傳奇《長生殿》。作者在家鄉時已開始構思，後於京城做國子監監生時寫成，並於1684年首演。[151]因該劇於1689年佟皇后喪葬期間演出，作者的監生之籍被革。被削籍回鄉的原因被認為還包括戲中，特別是第廿八出《罵賊》中，有辱罵進犯的番族的話。因此直至去世，洪昇在家鄉杭州的西湖畔過著潦倒的生活。他也是一位有才華的詩人，他的戲曲著作共12種，今存者只有《長生殿》和《四嬋娟》。

  《長生殿》的素材取自唐玄宗寵妃楊貴妃的悲劇故事，這一素材常是文學加工的對象，洪昇的傳奇應當被看作是對這種傳統的繼承。白居易曾以《長恨歌》歌唱楊貴妃的悲慘命運，此前，白居易之友陳鴻就已作有同樣以此為題材的傳奇小說。但在洪昇的傳奇之前，有關這個故事的創作以白樸的《梧桐雨》影響最大。以愛情為主題的《長生殿》不只因充滿詩意的清麗曲詞清麗而占有特殊地位，故事將個人的愛與對國家的愛（也就是忠）相對，也反映了清初價值觀的某種變化。

  劇中事件的背景是唐玄宗時唐朝由盛而衰，以及被任命抵禦中國北方番族的安祿山於公元755年起兵叛亂，這場被稱為「安史之亂」的叛亂直至公元763年才被平定。傳奇以兩支曲子開始（第一出），歌唱了愛情和忠貞、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命運以及兩人在月宮的再次相會。第二出以唐玄宗敘述自己愛情中的幸福及他的新寵開始，以兩人定情結束。在這齣戲中就可看出，這位統治者已淪為陰謀中任由他人擺布的棋子。除穿插描寫宮廷內政治的場次外，還描寫了愛情的發展，並於第廿二出天寶十載七月七夕長生殿山盟海誓達到高潮。在第廿五出中，玄宗逃往蜀中，途中，楊貴妃被迫自縊。但亂世中，其魂魄仍陪伴於玄宗左右，直至兩位鍾情者最後重圓。

  這本傳奇不只描寫公元8世紀60年代發生的政治事件，也表現了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且不時論及百姓疾苦。相對作品對政治的論及，作品的社會批判態度，對感情的強調，以及對塵世外公正的突出，都使之成為17世紀中國文學的典型例子。

  對戲曲來說，揚州鹽商的戲台是其最重要的演出場所，戲台上主要演出以優雅的崑腔演唱的戲曲，但也有以民間聲腔演唱的作品。[152]18世紀，鹽商甚至被要求資助戲曲。其中最知名的是江春。18世紀最著名的戲曲作家蔣士銓（1725—1785）的《四弦秋》即因其支持而得以上演，演出時還邀請了詩人袁枚做客。據稱，袁枚對旦角男演員的演出十分喜愛，專門作詩記其伎藝。江春不只支持崑腔，除了1773年後即創辦的崑腔班社，還支持花部班社搬演地方戲，這些戲在農村非常受歡迎。

  京劇在19世紀初因崑腔的衰落而產生，但也因其他戲曲（主要是南方民間戲曲）而地位提升。[153]比如，乾隆帝巡幸中部和南部地區時，對某些地方戲曲非常喜愛，遂請若干班社進京。其中，四大徽班在京劇的形成階段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但直至19世紀後半葉，京劇才始興盛，根本原因在於老生腳色行當的產生，之前旦是主角，在京城多由非常年輕的演員扮演。[154]

  總的來說，京劇的產生代表了一種貧乏，但同時還是有許多其他劇種與之並存或新產生，這些劇種幾乎未被研究過，某些如今估計也已永遠散失無法再現。我們要把這看作舊社會消亡和尋找新形式的反映。

  除京劇外，大鼓也有著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中國北方。這種說唱形式始於鄉間，後也適應了城市觀眾更高的要求，並流傳至今。其名字來自表演者於板之外使用的鼓，另有一種或幾種弦樂伴奏。這些演唱者用的底本叫作大鼓書，今有若干種傳世，[155]但如同其他戲曲形式中使用的底本一樣，在此後大多被迫修改。

  蒲松齡

  隨著明朝滅亡，滿族人建立了中國最後的封建王朝，但這並沒有改變文學已得到更廣泛接受的局面。蒲松齡的文言短篇小說是寫給這種更廣泛的讀者的。《聊齋志異》結合中古志怪之簡約與唐傳奇之巧妙，根本地充實了文言短篇小說的創作，所以，雖承襲其傳統，卻遠超此前之作，比如《剪燈新話》。

  蒲松齡在世時並沒有名氣。他教書為生，過著清貧的生活，與家鄉（位於山東西部）的學者文人沒有什麼來往，除曾游幕外，他似乎也未離開過這裡。[156]他的文言短篇小說集也是在他去世半個世紀後才刊行的。據考，《聊齋志異》當是1679年寫定的，但後來作者肯定還做過修改。其中故事顯然首先是以手稿形式傳布，這些手稿的發現使1766年輯錄431篇的初刊本得以被增補。[157]完備的本子在1962年才輯成，採錄所有尚存刊本及抄本，包括1948年發現的出自蒲松齡之手的手稿，收錄約570篇。[158]

  《聊齋志異》中的故事有些依據的是過去的題材，比如《枕中記》的題材，後由佛爾克譯成德語（他還翻譯過唐傳奇和元雜劇）。[159]在蒲松齡這裡，做夢者醒來後發現，所經歷之事只是夢。在唐傳奇中，做夢者把夢中之事理解為某種警示。總的來說，「夢」與「醒」之間的交替是中國短篇小說中常見的成分。《聊齋志異》中的故事對人物的外在形象只作勾畫，這與後來的白話短篇小說不同，體現出了文言敘述傳統對歷史寫作的繼承，重要的不是人物外在形象，而是情節。

  這部作品處理素材的方式對我們更好地理解時世及當時受教育者的狀況非常有啟發。從其序中可知，蒲松齡視自己為懷才不遇的作者，他的許多故事中隱含對時世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該作品對女性形象的處理。女性被描寫成有才能、有膽識，卻多為化作人形的鬼。還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應當作微辭理解的虛妄幻誕成分非常多。[160]《聊齋志異》以寫愛情為主，但有些故事也論及吏治腐敗、科舉制度、學術理想和百姓中的仇外情緒，總體反映了17世紀40年代的動盪、饑荒、轉徙流離的不幸以及盜匪猖獗造成的百姓之苦。這樣，它們成為社會史的資料，從中可窺見地方百姓的生活狀況。史景遷（J. D. Spence）因此把《聊齋志異》中的故事作為資料，用在他的《王氏之死》一書中。[161]

  18世紀以來，《聊齋志異》是最為世人所喜愛、最廣為傳布的小說集，成為許多其他集子效仿的對象。與長久以來的看法不同，這些集子皆只有小部分取材於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多是加工文學各領域中既存的素材。《聊齋志異》風行的原因在於其別致的表現形式，但也在於其主題，特別是花妖狐魅的故事占了該書相當大的部分。[162]《聊齋志異》雖廣為世人所樂道，但其作者也時常受到批評，比如總纂《四庫全書》的紀昀批評其混雜了不同風格，且敘述過分詳細，並特別指出，蒲松齡沒有說明故事的出處。蒲松齡被錯誤地認為也是《醒世姻緣傳》的作者。這部長篇小說的故事發生在15世紀，在20世紀30年代初被徐志摩和胡適譽為新發現。在他們看來，這部作品可以與中國其他知名長篇小說齊名，是諷刺性的社會摹寫。此書寫了悍潑的妻子和隱忍的丈夫，共百回，作者雖不詳，其成書時間卻可定為17世紀末。[163]

  《醒世姻緣傳》寫不幸的婚姻，以及丈夫因前世射殺仙狐且縱妾虐妻而得到的報應。作者將所有災禍的原因歸於娶對妻子這一根本前提未被滿足。按這樣的觀點，幸福的婚姻是功德的表現。這種符合民間佛教信仰的觀念也被用來將婚姻的成敗解釋為命運的決定。

  作品前22回主要寫武城縣晁源家之事。較長的後半部分寫晁源轉世托生於狄家，其妻正是他前世射殺的狐狸托生的，其妾是前世被其虐待的妻子托生的。受盡折磨後，他才改過自新，念誦佛經，在前世嫡妻死後，終與此世妻子和平相處。借對某些行為的批評，特別是對輕視女性的批評，作品也批判了占統治地位的禮教。

  彈詞

  顯然，女性的角色在某些圈子裡正發生變化。對此，女性的文學活動可以為證，這種活動在18世紀和19世紀日益增多，特別體現在以更廣泛的觀眾為對象、或供閱讀或為講唱所作的彈詞中。彈詞以韻文演唱，創作者多為女性，最初有弦樂伴奏，是民間文學的特殊形式。[164]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18世紀末陳端生（1751—1796）的《再生緣》。此彈詞逾80萬言，作者始作於18歲時，寫至17卷，未竟而卒。初印行於1821年的20卷本的後3卷，由女作家梁德繩續補。

  故事發生在元代，主要寫雲南三家之事。孟麗君貌美穎異，皇帝命其嫁給國丈之子劉奎璧。麗君出逃，父母因怕懲罰，以侍女冒名代嫁。侍女別無選擇，來到新郎家中後，欲投湖自盡，為丞相妻子所救。侍女嫁給另一名男子，卻發現所嫁之人正是其主孟麗君（孟麗君出逃後始終女扮男裝）。此事公開後，麗君險些受重罰，最後被恕罪，可與心愛男子結婚。這部彈詞已相當長，但還有其他彈詞在篇幅上超過它，這些彈詞也出自女作家之手，比如《筆生花》和《天雨花》。估計中國最長的小說是福州女作家李桂玉所撰，並由其他女作者合作續補的彈詞《榴花夢》，共360卷，近500萬字。

  這些彈詞與唱詞不同，也被稱為文詞。兩種形式雖相近，唐代的變文和十二三世紀的平話皆可看作其前身，但仍有諸多不同。比如，唱詞的表演者多為兩名，邊彈邊唱，總是使用方言，底本也以方言記錄，這種彈詞主要流行於中國南方，所有不同的地方變體中，以出於蘇州的形式最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