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因時而變還是效法古代

  文學為整體的概念的解體

  中國的歷史上，在效法古代的時期之後，總會出現自覺本身獨特之處並因時而變的時期。比如西漢的東方朔就認為，他的時代正處在文化發展的頂峰。這樣的看法總還具有某種讚頌的味道，即肯定當前的狀態以至當下的統治者。有時，這種讚頌中也包含某種諷刺。某些讚頌也明顯包含著勸告色彩，比如《文選》第四十九卷所輯干寶的文章，其中就強調了東晉時的繁榮以及當時所取得的成就。

  此外，何為古，何為範式，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並非不變。比如摯虞在其《文章流別集》中稱漢以前的作者為古，他主要是指《詩經》中的作者和屈原。在唐代，建安時期的詩人即為古，而宋代又以盛唐詩人為古。

  在「法古」的觀點之外，總有這樣的看法，即任何時期相對其他時期都是一種變化，因而人們要求事物應當符合自己，要有自己的美學，而音樂總被用來說明這種變化。事實上，古代的統治者就已依具體的情況來改變音樂了。同時，在文學領域，總有觀點認為某些形式只在某些時期盛行。比如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就提出詩在唐代已窮盡，這樣詞和曲才得以興起。漢以前，「變化」還沒有被等同於「變壞」，但此後，變化的概念便常與沒落和衰敗相連。古時已有相應的觀點可依，比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中認為體現秩序與和諧的歌才是美的。

  但漢亡後，關於固定秩序的信念就被嚴重動搖，特有規律，尤其是個體的風格受到肯定，不再被視為對國家秩序的危害。這些個性主義思想的萌芽不久又被遏止，以宇宙論為根據的美學假定凡文學皆為有秩序的世界的反映，並由此建立起一種詩學的基礎。這種詩學認為文學包含「道」，這種觀點在早期以柳宗元和韓愈為代表的、視詩文為文學組成部分的古文運動中達到高峰。之後，理學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這體現在宋代以來的許多詩學專著中。這些15世紀末至18世紀初提出的理論均受到了嚴羽《滄浪詩話》的影響，無論它們是贊同還是反對嚴羽的觀點。[91]

  關於如何對待傳統，漢末以來，其實所有可能都被嘗試過。每個時代都可有自身的文學成就，雖與古代相異，但仍可自立，持此種觀點者幾乎各個時代都有，但只是少數而已。在這個問題上，體裁的多樣性是一個特別的問題。在實踐中，人們實際無法總是保持文學的整體性，所以要為每種體裁和樣式的獨特性找出新的理由。比如李東陽曾嘗試將詩文加以區別，只取形式為標準，而不評騭高低。按他的理論，具備某些音樂方面的性質的文均可稱為詩。在《懷麓堂詩話》中，他反對黃庭堅「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的觀點，但也承認，他那個時代的作者不懂得如何寫詩，他們缺少寫詩的能力。於是，自15世紀起，文學又出現新的分化，詩的相對地位提高了。

  作為這種新的評價的根據，李東陽還指出，《詩經》為後世之楷模，後世詩「不過為排偶之文而已」。他雖讚賞唐代的詩人，特別是杜甫，但不主張效仿。他認為詩應有獨立之存在，進而想使詩脫離與宇宙秩序之間的關係，乃至教誨的責任。其他作者（如李夢陽）也有類似的嘗試，但這些嘗試沒有使詩獲得解放，而是使詩與文分離，以至於古文運動和理學的思想家要求的文學之整體再次面臨解體。

  直至清代，才有新的研究觀點出現。當時，有作者重拾黃庭堅的批評，比如吳喬在他的《圍爐詩話》中認為，李白和杜甫的文不是真正的文，歐陽修和蘇軾的詩也不是真正的詩。

  法古還是求新

  十五六世紀的文學幾乎為復古運動所左右，其代表皆宗李夢陽「文必秦漢，詩必盛唐」[92]之言，其領導者是已提及的前後七子。

  

  唐時，復古指復歸秦漢散文的質樸，這裡主要是指詩歌的復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是對該運動目標最精練的概括。有些作者，比如「前七子」的代表何景明，甚至提出了唐後無詩的說法。李攀龍的《古今詩刪》也是這種態度的表現，其中未輯任何宋元時的詩。

  對復古者來說，在詩的領域，盛唐是楷模。他們遭到其他詩人和理論家的反對，在這些人看來，這種復古是盲目的擬古。這種反對在以袁宏道及其兄弟為代表，由錢謙益（1582—1664）持續至清初的公安派中體現得最明顯。[93]在公安派看來，宋詩勝於唐詩，因為前者少求形式的完備，多重性情的抒發。主要有兩種作品引起了這些反覆古者的反感，即嚴羽的《滄浪詩話》和高棅的《唐詩品匯》，後者是復古者的理論和實踐指南。

  這種復古的觀點在明初因朱元璋正名的需要而變得更加堅定。對法規和準繩的需求讓諸如高棅《唐詩品匯》這樣的作品有了生長的土壤。高棅是閩中十才子之一，閩中十才子的領袖林鴻渴望復歸黃金時代的唐代，並希望剔除元代詩歌領域裡的異端。比如，《唐詩品匯》的《五言古詩敘目》中有這樣的話：

  詩莫盛於唐，莫備於盛唐，論者惟李、杜二家為尤，其間又可名家者十數公……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間氣，萃於時以鍾乎人矣。[94]

  按高棅的看法，詩人與其詩風是相同的，即使兩者皆拘泥於時代風氣。這裡體現出與當時其他詩學理論的某種相似性，這些理論也都認為詩是性情的直接抒發。[95]

  在這種貴盛唐的運動之外，另有以詩來實現自我的觀點，但多數明初的詩人，比如高啟，在復古和抒發性靈之間選擇了折中的態度。而楊維楨與何孟春（1474—1536）這樣復古運動的先驅必須算在這些詩人之內，後者的《余冬詩話》明顯表現出了對宋詩的喜愛。以各自觀點而論，楊維楨似乎與貴唐者差別不大，他也把詩看作性情的吐露。不同的是，他強調詩人在創作中的自主，承認每個時代、每個作者都自然有其獨特之處，比如他在《李仲虞詩序》和《張北山和陶集序》中說：

  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有各詩也，得於師者，其得為吾自家之詩哉？[96]

  詩得於言，言得於志，人各有志，有言以為詩，非跡人以得之者也。[97]

  他認為，評詩與評人的標準是相同的：「人有面目骨體，有情性神氣；詩之丑好高下亦然。」[98]

  公安派的表現主義

  公安派以其代表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和袁中道（1570—1626）出自公安（在今湖北省境內）而得名。[99]代表作家還有陶望齡（1562—1609）、江盈科和黃輝（1553—1612）。有的作家把他們看作當時文學正統的反叛者，有的作家，特別是現代的敬仰者，則讚賞他們是中國的浪漫主義者，以內心直接的表達而非摹仿見長。在20世紀，做如此評價者主要是周作人，也包括因介紹中國的書而名於西方的林語堂（1895—1976）。這種對公安派的理想化或是對它的貶低，同樣出自評價者尋求各自導向的需要，但他們並未識其本質。

  袁氏兄弟並不是在反對正統派詩人，他們的批評主要針對的是正統派詩人的平庸的追隨者。這也體現在公安派的作家與正統的名家之間有某些重要概念和觀點是相同的。晚明公安派並不是一個針對復古運動的文學派別，關於這一點，我們要放在當時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去理解。萬曆時期（1572—1620）是一個充斥著沒落和混亂的時代，有許多農民起義和群眾遊行，比如在蘇州，許多文人和百姓舉行了抗議，反對勾結熹宗（1620—1627在位）乳母客氏、專斷國政的殘忍宦官魏忠賢（1568—1627）。總的來說，當時的環境有利於自我意識的發展和對特立獨行的追求，這不只體現在詩歌當中，也體現在其他各種藝術當中，比如在與袁宏道交好的畫家董其昌（1555—1636）的畫中。在哲學方面，朱熹的聲名衰落，王陽明的學說特別是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學說，卻從者甚眾。這種學說以孟子為根據，以流行的人皆有佛性之說為支持，有利於個人主義的生長。當然，王陽明不只要求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也要求個人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另外，處在這種傳統中的還有後來很少被欣賞，且在世時就遭排斥的哲學家李贄，袁宏道與之結交肯定不是偶然的。[100]

  16世紀時，人們對自我的重新發現[101]也體現在宗教方面，比如懺悔和每日反省自己行為的做法。最著名的是主張禪淨融合的袾宏和尚（1535—1615）提出的約束自己、每日清點自己功過的要求。[102]袁氏兄弟受這種革新的佛教和王陽明新儒學的影響，與朋友創辦了放生社，以吃素和在屠夫手中購買將要被宰殺的動物的方式來積累德行。對以前後七子為代表的主張復古、宗法盛唐詩學的放棄，也要置於這種思想革新中去理解。因為這些崇古的作者不把詩看作性靈的抒發，而是竭力摹仿古代，以求復歸這種理想狀態。

  袁氏兄弟的態度與之完全相對，他們認為文學要因時而變。對此，袁宏道在給丘長孺的信中是這樣表述的：

  大抵物真則貴，真期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追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掃土而盡矣。[103]

  公安派成員的觀點是，當然要學古，只是不要限於盛唐。比如，袁宏道在《雪濤閣集序》中說：

  近代文人，始為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為復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104]

  在批評復古運動的弊病時，公安派的代表參照了歐陽修對「西崑體」的批評。歐陽修實際只是批評附庸風雅者，而不是批評「西崑體」及其知名代表，比如楊億和劉筠。

  明末清初，因這種對宋詩的新評價，而產生了若干重要的宋詩總集。其中，最值得注意也最知名的是吳綺（1619—1694）所輯的《宋金元詩永》，吳之振（1640—1717）和呂留良（1629—1683）所編的《宋詩鈔》，厲鶚和馬曰琯（1687—1755）所輯的《宋詩紀事》，《宋詩紀事》共錄有宋詩人3812名。「興趣」是公安派的核心概念，可譯成因某種環境而產生的靈感。對「趣」的討論尤為詳細，如袁宏道在給李龍湖的信中稱陶淵明和謝靈運是六朝時僅有的好詩家，認為「陶公有詩趣」。「趣」字實際有很多含義。袁宗道在《偶得放翁集快讀數日誌喜因效其語》中稱讚宋代詩人陸游「盡同元白諸人趣」。如此看，「趣」可譯成詩的技法，也可譯成內涵或風格。在中國的文藝理論討論中，「趣」的說法當然不是到了明代才出現的，而是由來已久。公安派作者也宗法某種更古的傳統，他們視明初某些詩人為自己的前身，如前面已提到的江盈科稱，明初的高啟、楊基、張羽和徐賁尚作「詩人之詩」。[105]

  主張本性和獨到的徐渭對效仿者的批評最為嚴厲。他在《葉子肅詩序》中是這樣寫的：

  人有學為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為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為詩者，何以異於是？[106]

  《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也支持所有藝術門類中的本性說。他在《合奇序》中這樣寫道：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聞。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107]

  判斷某作品是否為原創，並不只是取決於它與其他作品是否相同。袁宏道和袁宗道兄弟倆與畫家兼文藝理論家董其昌的某次交談，可用來說明這種矛盾的觀點。袁宏道在《敘〈竹林集〉》中有這樣的記述：

  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故人筆意不？」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即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見道語也！」

  故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為詩者，師森羅萬象，不師先輩。[108]

  明代抒發性靈的思想的興起，當然也要聯繫當時個人主義的興起來看，後者特別體現在哲學家李贄的作品當中，他對當時文學的影響頗深。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將備受公安派推崇的徐渭描寫成個人主義的代表：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109]

  袁氏兄弟和公安派把對盲目崇尚唐詩的批評和抒發性靈的態度宣布為綱領，兩者結合，並產生了影響，然而這種影響並不長久。明末清初時雖有批評復古者，如錢謙益[110]和袁枚（1716—1798）[111]，但相比較下對宋詩的輕視仍占上風，直至近世。這也與明初及清初相仿的某種復古運動的復興有關。它先是以某種鬆散的形式出現，18世紀時又讓位於某種嚴格形式，但總還是容許如王士禛這樣好表達個性的作者的存在。[112]

  清初的語文學與經學

  在明代，修齊治平的儒家理想因無視道德理想的專制統治以及個人的墮落而無法實現。所以，17世紀明代的滅亡多被視為儒學的失敗，無論是在國家還是個人的層面。因而，清初文人和知識分子在尋找新方向時，認為無法再以16世紀時自我修養的理想為依據，而是應當去尋找某種通往儒學源頭，特別是儒學經典的直接路徑。堅決、客觀地應用語文學的知識和其他科學知識，比如應用受西方影響的天文學以考定時間，這造成了某種對意料之外事物的開放態度，而這樣的態度此前在中國是不曾有過的。當時的學者主要生活在長江下游的富足地區和京城，我們關於中國古代及其經典的知識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要歸功於這些人。[113]

  17世紀，文人的興趣在轉向語文學的同時，也轉向了一些非常實際的問題。這有若干原因，首先是嚴格的審查造成並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去政治化。對他們來說，魏忠賢對東林黨的迫害還歷歷在目，於是，經學正好為他們提供了庇護所，特別是當審查幾乎只針對反政府的言論，其他文學領域並未受牽連。

  清政府懂得通過資助文學的學術工程而讓文人依附於政府。這其中，考訂訓釋的工作使得難以理解的、散落的文字得到了整理。今文經學也因此復興，以至於長久以來被冷落的西漢文獻又得到了應有的肯定。這種被稱為漢學的運動的最終結果是對儒學的重新評價。由此，人們不僅願意接受政治和社會的根本改革，也以儒家本來的價值為根據，積極地為之奮鬥。

  清代的學者間並沒有太多共識，不同訓解傳統的追隨者之間，以及漢學和宋學的學者之間存在著爭論和分歧。最後，每個學術傳統內部也發生了變化，所以可以說當時是各家爭鳴的局面，這在後來的中國應當是幾乎沒有再出現過。[114]1829年，在廣東刊行的《皇清經解》是對十七八世紀經學的全面概括，全書分為1400餘卷，搜集經學著作70餘家，180餘種。這部作品要以變化了的形式，延續納蘭性德（1655—1685）輯唐宋元明諸家經解並加以匯刻的《通志堂經解》。[115]

  推動清代學術專門化的是政治實踐與文學實踐的日益分化，以科舉入仕的機會逐漸減少，為這種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沒能當上官的知識分子有不少在國家或私人資助的纂修工程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比如，宋犖（1634—1713）在出任江蘇巡撫時，召集知名學者於幕下。他命人重建某宋代學者在蘇州的避暑居所，並舉辦文學活動，扶植後進。此外，他還設立圖書館，藏書十萬餘卷。關於江寧織造曹寅（1658—1712），我們知道的是，他對罕見的書籍感興趣，且自己資助刊刻那些裝潢繁複、部分有插畫的書籍。由於清初禁止書院和知識分子結社，對許多學者來說，官吏和商賈的資助是僅有的安身的可能。

  17世紀最知名的資助者是來自江南崑山（今屬江蘇）的徐乾學（1631—1694）和徐元文（1634—1691）兄弟。他們是明代遺民顧炎武的外甥[116]，但與其舅父不同，他們接受了清政府的聘用。比如，徐元文（自1679年起）與其兄徐秉義（1633—1711）自1684年起奉命編纂《明史》。這項工程在京城進行，有許多在1679年舉辦的專門考試中被選拔出來的江蘇學者參與其中。同樣出自這個時期的還有輯錄1375種古體文章的《古文淵鑒》，於1685年至1686年間編注成集，後被譯成滿文，徐乾學應當參加了它的編選工作。這本選集效法經典，內容以教化為主，自19世紀起，其地位逐漸衰落。而同樣依年編次且多有評註的《古文觀止》卻流傳甚廣，直至近世，仍被用來學習古文。徐乾學雖推崇朱熹的學說，卻因其學術工程間接地成了後來漢學的推動者。他在編修《大清一統志》時提拔過的學者包括經學家、數學家兼地理學家閻若璩（1636—1704）、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1631—1692），而劉獻廷（1648—1695）因這項工程成為京城最知名的語言學家和地理學家。

  清朝時，150餘項國家工程使科學得到了發展。在這些工程中找到安身之所的學者在工作之餘還常可以專注自己的愛好。若干出自這些工程的作品由1673年設立的武英殿修書處刊印。修書處也進行彩色套印，刊印時使用活字。[117]不只經解和正史在這裡刊行。1728年雖出現了政治上的動盪，內容繁複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凡萬卷）也在這裡排印。為此，修書處造了超過150萬個銅活字。其他大型工程，比如《佩文韻府》和《全唐詩》，則在曹寅主持的官書局揚州詩局印行。

  最浩大的工程是《四庫全書》，由紀昀（1724—1805）主持編修，360餘名學者參與，另有幾千名其他協作者。[118]1772年二月，乾隆帝詔令各省督撫於管轄地內搜集珍稀的書籍送至京城，也請藏書家進獻所藏書籍。纂修由此開始，並於次年三月成立由學者組成的委員會。22年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彙編成書，對10250餘種作品分別撰有提要。其中，3593種作品重新刊印，刊本共332卷。這項工程當然有其弊病，清廷於18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執行審查舉措，其間，禁毀了2400種著作，抽毀竄改者幾百種。[119]所以，這項工程不只是清朝推動學術和書籍業的最好的範例之一，藉此也可窺見當時仍非常不自由的思想環境。

  如《四庫全書》和錄存名目這樣的工程有著古老的傳統，秦始皇和多數中國的統治者都是這種傳統的承襲者。他們總想保持對思想界，特別是對印行文字的控制。同樣處在這種傳統中的還有劉向、劉歆對經典的校訂和闡述，以及王堯臣（1003—1058）等編輯、於1041年刊行的《崇文總目》，書名出自開封宮廷藏書處崇文院。1126年，崇文院因女真人的進犯而幾乎全部被毀，後於南宋臨安嘗試重建，其結果體現在1177年至1178年間刊行但已亡佚的《中興館閣書目》中。由這些國家工程也可以看出，擁有卷帙浩繁的藏書和最著名的畫作是各朝各代合法性的根本構成部分。這種對中國文化有著深遠影響的傳統自漢代起，一直延續至20世紀。

  當然，文學也總讓這些學者得以放鬆，並減輕了他們思想上的負擔。許多因纂修而得到提拔的學者在閒暇時以多種方式進行寫作。有些撰寫筆記，比如《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有《閱微草堂筆記》傳世，它是《夷堅志》後內容最豐富的志怪故事集。[120]對教育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的還有提督學政，任職者中不乏響亮的名字，最知名的代表估計是畢沅（1730—1797）和阮元。宋以來，致力於培養和宣傳新儒家道德的書院與國家教育機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宋明書院的目的主要在於培育有魄力的品行端正的政治領袖，因此，道德教育及經史之學處於中心地位。明末，書院數量顯著增加，它們不再只是教育和思想討論的場所，也為政治黨派的形成提供了環境。當時最重要的以實現政治目的為主的社團是東林書院[121]和復社。

  清政府雖竭力阻止或禁止政治結社，但還是有許多學者結成文社。比如，顧炎武[122]曾參加於1650年成立的驚隱詩社，其成員創作的關於明朝的文章遭到政府追究，詩社不久遂陷於困境。其他社團還有閻修齡（1617—1687）為培養其子而創立的望社，以及黃宗羲與萬斯大（1633—1683）、萬斯同（1638—1702）創辦的講經會，其研究包括《尚書》真偽的問題，這是清代經學討論中最流行的問題之一。

  清政府一開始對書院和結社充滿懷疑。1652年起，清政府曾在短時間內禁止創立書院。但為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教育需求，清政府在1713年至1715年間頒布法令，准許開辦義學。1733年，雍正帝最終准許創辦由國家控制的書院。在這些新的以應舉為目的的書院中，學生主要練習的是八股文。作為對這種死板方式的反應，18世紀後半葉出現了專門以研究經史為目的的書院。

  17世紀和18世紀的散文

  我們有關明代文學的知識也幾乎都來自清初這些學者的著述，比如黃宗羲編的今存482卷的《明文海》。除了如歸莊（1613—1673）、顧炎武、因孔尚任《桃花扇》中的角色而聞名的侯方域（1618—1655）、邵長蘅（1637—1704）和全祖望（1705—1755）等奉行的古文，在清初，駢體文也得到復興，代表包括尤侗（1618—1704）、陳維崧（1625—1682）和毛奇齡（1623—1716）。但這些作者中的多數隻摹仿古代楷模，所以他們被稱為六朝派或晚唐派。只有袁枚是個例外，他用駢體文寫成的那些文章獨具個性。

  影響18世紀散文的主要是桐城派，其主要代表方苞（1668—1749）、劉大櫆（1698—1779）和姚鼐（1732—1815）均來自桐城，並因此得名，這一派要求復歸先秦兩漢及唐宋的文風。桐城派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成員所作的文章，而在於他們所編的文集，比如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但自18世紀末起，有些學者明確反對桐城派生硬拘謹的風格，其中包括經學家阮元以及來自杭州的詩人、學者龔自珍（1792—1841）。

  清代真正有開創性的作品出自文言小說領域。這裡要提及的主要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該書對文言有深遠的影響；當然還有文白相間的長篇小說，其中首先要提的是曹雪芹（1715—約1764）的《紅樓夢》。白話小說在17世紀中葉已達到頂峰，文言小說此時也取得初步成就，但若暫不考慮個別的作品，比如1664年刊行的陳忱的《水滸後傳》，長篇小說的時代實際尚未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