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古典長篇小說及其前身

  平話與說話

  雖然今天所見的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較早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的刊本是出自十六七世紀（當時正是它們興盛之時），但人們普遍認為這些作品產生於1400年左右。長久以來，古典長篇小說都被認為源自宋代說話的傳統，而以受過教育的讀者為對象的平話，則可被視為古典長篇小說的前身。然而，對平話的仔細研究顯示，古典長篇小說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說話的傳統，故事講述者的視角是在較晚時期才被引入這種體裁之中的。

  十三四世紀的平話（並不是所有這類作品的標題中都有「平話」一詞）可能源自宋代的某種話本傳統，當時，唐代用來教王子讀書的、以歷史事件為內容的詩被按年編次，並以解釋和記述的文字相連成書。這些起到連接作用的文字多半不是取自刊印數量很少的正史，而是取自當時似乎非常流行的民間編撰的歷史。平話這一體裁不久也開始接納其他內容，除講史之外，也出現了寫其他內容的平話。[45]

  中國最早的平話中有兩種殘本留在了日本，其中有一本名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寫的是唐玄奘取經的故事，這部作品是16世紀長篇小說《西遊記》的雛形。這本平話可能在13世紀，至遲在14世紀時就有刊本行世。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這本平話都與其他已知平話不同，因為它實際上不是對歷史的演述，而是由許多奇遇和奇蹟故事連接而成的，有著濃厚的宗教色彩。這本平話把這次著名的旅行分成17回，每回長短不齊，形式上皆以詩結尾。

  其他存世的平話都以中國歷史事件為題材，比如出自14世紀上半葉的《三國志平話》[46]以及由若干平話組成的《五代史平話》。1321年至1323年間於建安（今福建省建甌市）印行的平話集《全相平話五種》，今存於日本，除去《三國志平話》外，還包括《武王伐紂平話》《七國春秋平話》《秦並六國平話》[47]《前漢書平話》。最長的平話是出自14世紀初的《宣和遺事》，這部作品可算作野史，其內容敘述北宋衰亡的經過[48]，略具《水滸傳》的雛形。[49]

  所有這些平話都是輯文言文和白話文，掇拾成書，點綴以文件、信札或詩詞。平話的文字是洗鍊的，各種成分的揀選顯然經過深思熟慮，無法在不損傷整體的條件下被簡單略去。《武王伐紂平話》寫的是紂王寵妃妖媚險毒、紂王之子助武王伐紂的故事。此話本是長篇小說《封神演義》的雛形，開始時枚舉了此前的各朝各代，然後描寫商朝的建立[50]，並間以記錄和故事，比如寫紂王與玉女相會，後者的美貌讓紂王著迷，雖然玉女本為泥身，紂王卻無法忘記，直至某夜玉女再次出現在紂王面前，與他說起話來。這個故事是《封神演義》中相似故事的藍本，但後者故事中，這位女子不再是玉女，而是女媧氏。

  

  從十三四世紀的平話中可以看出，當時白話顯然已在各領域風行，不僅是在對禪師的言談或理學家的論學記錄中，民間編撰的史書以及詞曲和公文中也是如此。同樣的書坊，除去刊行部分裝幀奢華、有時每頁都有插圖的話本，也印行其他的野史，所有這些書籍都以讀書識字的讀者特別是文官為對象。通過對單獨的歷史事件或更大的歷史關聯的再現，或是將這些作品置於道德教化文學的傳統當中，平話變得與《太上感應篇》這樣的作品一樣[51]，成為明初分發給軍隊和皇室的、裝幀華麗的善書的前身[52]，也成為後來古典長篇小說的前身。在這些取材於平話的小說身上，已幾乎看不出它們原來的平話色彩。出自16世紀的《鍾馗全傳》是個例外。這本小說在形式上（無論是章節的處理，還是以詩結尾的手法）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極為相近。僅有的行世刊本被保存在日本，每頁上三分之一是插圖，其餘為10行文字，每行17字。

  在所有的文學體裁當中，無論是敘述類的還是戲曲類的，歷史素材都占有突出地位，這種地位常體現在其題目中。於是，民間傳說和神話傳統，與根本上注重真誠和史實的教育精英的歷史觀點，常常會有重新的結合。[53]用已亡佚作品的題名來創作新作品的做法也相當時興。比如1306年印行的徐天祜（1262年進士）所注的《吳越春秋》，這部作品輯錄傳說、片段和軼事，其中敘述的成分居於首要地位，雖然作者採用許多史書記錄作為依據。[54]在這種或可稱為偽史書的作品中，內容總是在表現歷史人物的成敗，當然，這些人物很少作為個體，多數是作為某一類型而出現。一如在舞台上，我們在歷史小說中也可以找到程式化的角色，這些角色容易為讀者或觀者所熟悉，可以被輕易地認出來。除去王侯將相，英雄有著重要的地位。大部分的讀者或觀者顯然特別容易對這樣的形象產生認同。這些作品中也沒有尋常的父親和兒子角色，總是出現壞的或好的父親，無恥的或孝敬的兒子，諸如此類。[55]

  儘管我們今天認為平話和話本都不是說話的底本，它們是給受過教育的讀者寫的，但這完全不會降低對職業說話表演者的重要性。根據圖畫資料，說話的伎藝估計早在唐以前便產生，宋朝時特別盛行。[56]這至少可以通過當時對京城的某些描寫而得知，這些記錄對我們了解當時的娛樂場所也是重要的。

  筆名羅燁的作者所作或所輯的《醉翁談錄》，最初可能是給說話表演者的底本，其中羅列了許多說話的題目。由這本估計出自元代的作品當中，我們可以推知，當時說話有不同的流派，它們通常專門演說某類故事。[57]說話的內容應多為父子間或兄弟間的口耳相傳，或許也有秘不外傳的底本存在，但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完全有可能的是，說話表演者有時把諸如變文這樣的文字當作自己演說的底本。

  文官的古典長篇小說

  晚明的長篇小說不只脫胎於十三四世紀的平話，這些小說的作者於短篇小說之外，也採用史書以及元與明初雜劇中的素材。[58]這些作品折射出了明代盛衰之世情。16世紀，由外觀之，中國社會較為太平，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和萬曆（1573—1620）四朝相繼。同時，這個世紀的中國社會也經歷了許多激烈的內部論爭，文官階層的政治化或許只有兩宋之交時的程度要深。這種發展與當時經濟的繁榮，與居民數量的迅速增長密不可分，所以要區分不同的作者和讀者的群體。近世的研究者指出，這些小說實為文人小說，並非是供普通讀者閱覽的。但無論面向哪種讀者，小說題材往往是相同的。[59]

  對這些長篇小說的產生具有促進意義的是教育領域的諸種變化，包括教育的普及，特別是書院的建立，這些書院很快成為培育國家行政機構接班人的最重要場所。受教育者數量的增長意味著讀者群體的擴大，加上由文官及其候補官員構成的文化環境（這種環境誕生於一個繁榮的、迅速變化中的社會），這是理解中國古典長篇小說所必須考慮的背景。此外，王陽明的新哲學也影響了小說的創作。他的哲學繼承了陸九淵的心學，吸取了許多禪學成分，影響遍及全國。

  除了自我意識的提高以及新的宗教觀念，造成當時文壇活躍局面的是些世俗的因素，比如印刷術和圖書業的發達。知識分子的思想態度不只體現在長篇小說中，也反映在繪畫和書法中。各種藝術形式的共同點是它們都帶有一種諷刺的態度。這既出現在陳洪綬（1598—1652）的某些畫作中，也出現在當時許多文學作品當中。在當時，上一個世紀的「台閣體」遭到了普遍的反對。儘管如此，八股文雖然後來遭到了諸如黃宗羲和顧炎武等人，以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作品的譏諷，但在16世紀，八股文始終被視為文學能力和道德素養的體現，是當時散文領域的時風。

  明代四部最重要的長篇小說在16世紀時都有抄本和刊本行世，並已具備後來定本之大部，這絕非偶然。在此之前，當然有過對這些題材的各種處理，但這樣形式的，特別是這樣長度的小說，在16世紀之前似乎是沒有的。小說對題材帶有批判性和諷刺性的處理方式，也是新穎的。當然，不是晚明的所有長篇小說都是如此，所以也曾有人建議將《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單獨歸為一類。即使不是如此，在討論十六七世紀的長篇小說時，這四部作品也總要居於首要地位。

  當時暫無其他可與之媲美的作品，直至約一百五十年後，《儒林外史》《紅樓夢》刊行，才可與之齊名，並稱「六大經典小說」。[60]若以「四大奇書」而論，它們主要面對的是城市中的讀者，因此，我們可以稱之為小說，雖然西方的這些體裁概念很難被移用於這些白話長篇敘事作品中。這些小說多次被節譯或全譯成多種歐洲語言，且主要是因弗蘭茨·庫恩（Franz Kuhns）的譯法相當自由的譯本而傳於歐洲。吳承恩（約1500—約1582）的《西遊記》初因亞瑟·威利（Arthur Waley）的譯本為西方讀者所識，但要待余國藩（Anthony C. Yu）才有了完整的英語譯本。16世紀的長篇歷史小說與後來的長篇小說一樣，屢被加工增刪，以致同樣的題名之下常有若干迥異的本子存在。中國的「四大名著」也是如此。

  一如明代多數由許多片段構成的，或只是簡單連接成的長篇小說，描寫公元3世紀歷史事件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起源也可追至唐代，雖然其最古的行世本子出自16世紀。[61]14世紀的《三國志平話》或許是後來的《三國演義》的底本。[62]其最早的行世本子，也許也是最早的刻本，是嘉靖年間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此本所依據的是被認為由羅貫中（約1330—約1400）所撰的《三國演義》。雖然羅貫中的本子至初次印行可能已經經過了多次加工，但我們還是要認為此本為羅貫中的作品。《三國演義》之外，還有其他作品被認為是羅貫中所撰的，包括下文要論及的《水滸傳》的部分以及若干其他的歷史小說和戲曲底本。[63]

  撰寫《三國演義》時，羅貫中依據的是《三國志平話》或某部相近的作品，削去了許多在他看來不可信的東西，又拾取了許多其他描寫三國時代的史書中的段落。除此之外，他還採用了陳壽的《三國志》以及裴松之的注。這本小說以淺近文言寫成，包括許多歷史記載和詩文，清楚地表現出了此時的文學作品轉而面向那些只多少識些字的讀者的發展趨勢。16世紀的刊本分為240回，後來的刊本也是如此，比如1591年的插圖本；17世紀時，又經毛宗崗修改（約1679年），分為120回，並加以評語。

  小說的情節始於漢朝的衰亡。漢帝的遠支皇族劉備，與其結義弟兄——曾為地主兼酒商的張飛和曾是亡命好漢的關羽，決意共同撲滅黃巾軍，保衛漢室。起義被鎮壓後，肆無忌憚的將軍奪取了權力，其中就包括後來成為劉備主要敵手的曹操，其子曹丕建立了曹魏。除曹魏外，還有劉備建立的蜀漢，以及位於東南地區的吳國。三國奪取統治地位的爭鬥構成了這本小說的主題。劉備在小說中被認為是漢室合法的繼承者，其成功卻取決於足智多謀的諸葛亮的輔助。120回中有70回主要是在寫諸葛亮的事跡。

  清代學者曾屢屢指摘《三國演義》既不與史實相符，以至於不能被當作史書，也並非充滿想像力，以至於不能成為好的文學。章學誠曾評價說《三國演義》是「七實三虛」。總的來說，這部作品和許多其他作品一樣，常常成為被爭論的對象。胡適就認為《三國演義》的作者及其修改者、編輯者均是來自鄉下的普通儒生，既非文學的天才也非卓越的思想家，這不但是他自己的代表性觀點，也是他對中國文學傳統的代表性態度。與此不同，其他學者視《三國演義》為此類作品中的曠世佳作，並以蔣大器所作《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為依據，其註明的寫作時間是1494年（其真實性實有疑問）。該序這樣寫道：

  前代嘗以野史作為平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64]

  指出平話與瞽者之間的關係，這雖然是後世的發明，但該序還是準確地點出了這部作品的特點：更加遠離以公開演說或場景表現為條件的體裁。把《三國演義》稱為史詩而不是小說估計會更合適。顧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就將其稱為中國的「民族英雄史詩」。同時，他還指出這本小說的另外一個特點，即它描繪了中國歷史上朝代的反覆更替。相應地，小說里的角色和情節為後來處理這種現實及其價值導向提供了範式。

  對歷史或偽歷史事件的文學加工與後來的政治行動的關係，在另一部古典長篇小說《水滸傳》中體現得尤其清楚。在某些起義活動中，它幾乎被奉為經典。[65]《水滸傳》寫的是北宋末年（約1125年）某伙強盜的事跡。[66]自初次刊行後，它便不只供消遣，直至近世，它依然是公共討論以及批評和審查的對象。

  一如《三國演義》，《水滸傳》也是歷史演義，但不同的是，《水滸傳》所寫之事幾乎完全是虛構的，且其語言也和當時的口語更為接近。脫脫主編的《宋史》中只有關於宋江等36人的零星記載：他們開始時所向披靡，官兵中無敢抗者，後被招降，並於1121年與官軍同討方臘。對這幫人的最早演繹見於14世紀初的《宣和遺事》，此後，經多次加工改寫，故事變得更加豐滿，起義者人數最後增至108人。

  16世紀中葉，今存最古的《水滸傳》小說本子刊行。之後在1614年，120回本刊行。[67]金聖歎（1608—1661）將此本改成70回本，只保留120回本的前71回，並把頭回改作楔子。《水滸傳》以此70回本傳播最廣。兩種本子的區別主要在於起義的結局。在120回本中，好漢最後全部死去，在70回本中，他們最後相聚，發誓忠於彼此，捍衛自己宏偉的理想。

  這本小說的前因與產生相當複雜，但還是可以指出以下節點：在金代和南宋時，以傳說和故事形式存在的素材被不斷擴充，北方雜劇已取材於此。元末明初南方有說有唱的詞話催生出最初的小說本子，其中還增加了征遼的內容。16世紀末，這一小說本子又有更多的補充，但也開始有刪節。1600年左右，產生了改訂的本子，後來成為該小說最初的完整本。如上所述，這個本子在17世紀中再次被加工，主要是刪減，小說結尾被修改了。工於詩歌的金聖歎[68]除批點此書外，還批點了《西廂記》。他與李贄（1527—1602）、袁宏道的看法一致，將《西廂記》《水滸傳》《莊子》《史記》《離騷》

  《杜工部集》並稱為「六才子書」。《水滸傳》當然只是眾多歷史長篇小說中的一部，但其地位肯定是最高的。這些小說將奇遇和軍事活動放在中心位置，但對描寫史實不再有興趣了。這些以戰爭和英雄為題材的文學的產生過程十分漫長，例如《說岳全傳》也是如此，從這些過程中，我們可窺知體裁的細分和融會，以及後來特色的形成和古典長篇小說的產生。[69]

  在明末，《水滸傳》的故事顯然為世人所樂道，以至於陳忱（1613—約1670）受此啟發創作了《水滸後傳》。[70]一如其他長篇小說，《水滸後傳》也只能放在時代背景下去理解。這部在明代滅亡後最終於清代寫成的小說，在某種意義上產生於明遺民無法實現的希望，他們讓部分梁山好漢在海外建立基業。為了掩飾作者的身份，避免產生任何忠於明朝的嫌疑，小說的作者註明續寫於明代。這本凡40回的小說，續120回本第119回中所記李俊之事：

  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個，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商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另霸海濱，這是李俊的後話。[71]

  寫好漢去往海外建立基業，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法，但對陳忱來說，其實是一種新的可能。當時，遠走海外是完全現實的，忠誠的臣民在海外建國，這種想法對經歷了明朝瓦解和消亡，但並未放棄對其忠誠的志士來說，應當極具魅力，甚至使他們神往。在創作這部作品時，陳忱不只受到了《水滸傳》中某些章回的啟發，也受了其他作品，特別是短篇小說的影響。

  長篇小說美化歷史人物的一個例子是晚明的《英烈傳》。[72]一如多數中國的長篇小說那樣，這部作品有不同的題名和版本，其中最長者被認為是明代詩作家、學者徐渭所作。這部作品把明初大臣劉基寫得神通廣大，書中的劉基不僅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還是兵法家、術士，能未卜先知。中國的歷史小說常以諸如此類的美化手段將英雄形象及其代表的道德原則介紹給廣大讀者。另外，恰恰是因為這些作品，中國社會才被全面儒家化。

  在《英烈傳》中既有關於劉基的史料和逸事，也有其他的素材。背景是明朝的興起，劉基作為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的幕僚為之獻計獻策。故事以劉基因蒙古統治者沒有對自己的功績給予應有的肯定而棄官隱居開始，他宣稱自己是元世祖忽必烈最信重的幕僚劉秉忠（1216—1274）之孫。某日，劉基見某處岩壁崩裂，想進時，有聲音道洞中全是猛獸，但劉基卻不在乎。他穿過裂縫，來到洞中，在石室中發現一本書，經道教專家指點，得知這本書是治國之書。此後，劉基憑藉從書中得到的能力，完成了非凡之舉。《英烈傳》不只直觀地表現劉基的形象，也旨在為明朝正名。其中多數回目在之前的小說或道家傳說中均可找到前身。

  歷史小說特殊的一類是俠義小說，多依晚明以來的舊本刊行。[73]其中也包括錢彩編次的凡80回的長篇小說《說岳全傳》。小說寫的是傳奇宋將岳飛（1103—1142）率軍抗擊金兵的故事，這個題材之前很久就曾在民間文學和戲曲中多次被處理過。[74]

  雖由歷史事件出發，《封神演義》更多還是神魔小說，該書涉及許多宗教觀念和傳說素材。《封神演義》凡百回，寫的是殷周鬥爭和武王伐紂。[75]長久以來，許仲琳被認為是它的作者，但如今可以肯定的是，它的作者是晚明道士陸西星（1520—1601？）。後者同時諳識儒家思想，晚年時則傾向於佛教。寫《封神演義》時，他以元代《武王伐紂平話》為依據，並廣泛地採集其他材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傳說）。故事以蘇妲己為中心。紂王娶之為妃，但妲己死在了途中。為紂王所瀆而心存怨恨的女媧命狐精幻作其狀以害紂王，狐精助紂為虐，終引發動亂。後武王興兵誅之，交戰之中，神佛錯出，有助殷者，有助周者。最後，幻作蘇妲己的妖怪被神殺死，戰爭中有功者被封神。

  16世紀中還出現了熊大木（約1506—約1579）編撰的若干歷史長篇小說。[76]此外還有長篇小說《鍾馗全傳》廣為流傳，[77]其作者至今無法確定。鍾馗為驅妖逐邪之神，在民間深受喜愛，這也體現在揚州畫派代表、以手指作畫著稱的高其佩（1672—1734）的半儀式行為中，據載，他每年五月五日五時會為鍾馗像點畫眼睛。同樣出自16世紀的是凡20回的《平妖傳》，[78]該書後經馮夢龍增補。馮夢龍還於1627年後將余邵魚編寫的《列國志傳》改編成《新列國志》。17世紀，蔡元放又將其改編成《東周列國志》刊行。

  出自晚明的還有小說《南遊記》《東遊記》《北遊記》[79]《西遊記》，只十幾年後，便被匯集成《四遊記》。小說以章回形式，混合神話和歷史成份，其中，《四遊記》與吳承恩百回本《西遊記》內容大體相當，由此引發了關於兩種作品關係的討論，但尚無定論。[80]吳承恩的神魔小說《西遊記》是中國最受歡迎的長篇小說之一，主要寫了孫悟空和玄奘西天取經途中經歷的「八十一難」。取經隊伍還包括豬八戒、沙和尚和白龍馬。[81]這部小說的寓意可以概括為：要分辨正邪真偽，見惡必除，除惡務盡。這部小說及其前身受到了僧徒對唐代玄奘前往天竺取經的記錄的啟發。雖然吳承恩被認為是《西遊記》的作者，其百回本卻非出自其手，而是最早產生於17世紀後半葉。在對這部小說的出處和前身的研究中，孫悟空的形象當然得到了特別關注，開始時，他估計只是保護唐僧去往天竺取經的年輕和尚，在小說中卻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82]百回本《西遊記》可分為長短不一的五部分：

  前7回寫孫悟空出世得道，大鬧天宮，後為如來所降；

  第8回寫如來造經，觀音訪僧，其間，也見到了玄奘後來的弟子；

  第9回至第12回記玄奘父母遇難及玄奘復仇、魏徵斬龍、唐太宗游地府還陽後命做水陸大會、玄奘應詔西行；

  第13回至第97回寫玄奘往西天取經之事，一行人經歷了「八十一難」；

  第98回至第100回寫玄奘等拜見如來，取得真經，東返成真。如來道：

  「聖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喚金蟬子。因為汝不聽說法，輕慢我之大教，故貶汝之真靈，轉生東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經，甚有功果，加升大職正果，汝為旃檀功德佛。」[83]

  幾乎與玄奘同時代，還存在三種對其西天取經的記錄，但之後的公元7世紀至13世紀，基本沒有記述三藏法師傳說形成的文字。可被視為後來百回本前身的最初本子見於13世紀，儘管我們無法確定直接關係。根據圖像資料，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於文字記載外，還存在以三藏法師為題材的敘述傳統。對此題材的文字處理的較早證據，是一本較古的《西遊記》殘本，某些學者稱之為初稿。此殘本見於始輯於1403年、成於1408年的《永樂大典》，但後者自身也只有殘本傳世。[84]

  《西遊記》的續書，則有學者、詩人並曾出家為僧的董說（1620—1686）增訂其父初稿《西遊補》，於明亡前刊行（1641年）。[85]書中描寫鯖魚精迷惑孫悟空入夢幻，最後也想用這種辦法來捉住玄奘。這本小說雖敘述枝蔓，但構造巧妙，堪稱佳作。其魅力既在於該書對《西遊記》及其他作品的多種多樣的指涉，也在於對孫悟空經歷的神話的、夢幻的且常是諷刺的描寫。晚明還有長篇小說《西洋記》，作者是此外幾乎無名的羅懋登（約1600年前後在世）。[86]小說寫的是鄭和下西洋之事，之前已有明代雜劇和其他民間文學體裁對該故事有過加工。

  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常常包含真實的或虛構的歷史，敘述英雄、將領和大臣的事跡。與此不同，長篇小說《金瓶梅》的書名是由小說中三名女性角色的名字各取一字而成，是一部描摹城市中產階級生活的世情小說。[87]小說以北宋滅亡為背景，描寫了西門家的興衰，以見世態之炎涼。由於時間關係，小說作者可以吸取《水滸傳》中的成分，主要是對宋徽宗時朝廷腐敗的描寫。

  雖然使用眾多材料，並選取此前小說中的成分，但《金瓶梅》中的情節和角色的刻畫基本是獨立展開的。汲取的成分經常只為完成某種特定的目的，比如選用民歌來抒發行為者的感情。《金瓶梅》標誌著中國長篇小說達到了新的層次，與《三國演義》《水滸傳》不同，它不再是舊的故事的混合體。

  《金瓶梅》最早傳世本的序中，題蘭陵笑笑生著，這肯定是假名。關於作者身份，一說是學者王世貞，一說是作家兼畫家徐渭，但這些推斷都站不住腳。該書寫作時間的考證則相對可靠，即寫於1582年至1596年之間。該書初次印行於1610年或1611年，但這個本子沒能流傳下來。最早的傳世本在20世紀30年代才重新被發現，這一傳世本出自1616年以後的幾年中，題名《金瓶梅詞話》。書名里的「詞話」或是因作品中使用的白話，或是因作品中使用的歌謠。萬曆時期的刊本間雜許多民歌，後來的刊本，包括今天流行最廣的17世紀末張竹坡（1670—1698）的評刻本，略去了這些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張竹坡評刻本包含了張竹坡本人所作的對《金瓶梅》的解讀。[88]

  小說作者在開始時就採用了巧妙的手法。引子中寫道，史上偉大的男子常常依戀美貌的女子，以至於無法自拔。之後，小說以《水滸傳》中的情節作為開始，宋徽宗時期宋江手下的好漢、武大的弟弟武松出場了。但作者沒有過多描寫武松和其他好漢的事跡，而是很快地就將目光投向小說主角潘金蓮，她為了嫁給西門慶而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武大。武大死後，作品著重描寫西門慶及其妻妾，特別是潘金蓮的風流韻事。西門慶因藥鋪和絲綢生意家道昌盛，他行賄得官，交通權貴，周旋士類，結交宦官。通過行賄，他逃脫稅捐，破壞國家對鹽的專營。伴隨其權力擴張的，是對女性的追求和占有，繼而使得妻妾因嫉妒而發生激烈衝突。西門慶先後娶潘金蓮和李瓶兒為妾，家中六名女子間因爭寵出現了各種陰謀。

  小說假西門慶的陰謀勾當以及他對地方事務的干涉，描摹了萬曆年間的世態。不可否認的是，西門慶的角色暗指某位當權者，小說描寫其貪贓枉法以斥時事，借六名女子的形象以譴官吏。西門慶墮落的表現使他不久便依賴方藥，並在33歲時淫縱暴卒。西門慶死後，他的妻子成為主人，趕走家中的某些成員，但潘金蓮仍與西門慶的女婿私通，直至不久後被殺。

  作者在第87回時才回到《水滸傳》中武松殺死潘金蓮為兄報仇的情節。結末稍近，寫西門慶之妻經普淨和尚指點，知遺腹子孝哥實為西門慶托生，遂使出家，以彌補其父的罪過，自己收丈夫生前小廝於膝下。小說結尾處指出北宋山河支離，並再次表明，其中描寫要結合當時國家的狀況來讀。最終，惡有惡報，善有善報。

  《金瓶梅》的基調雖是教化的，卻因「猥黷」成分而屢次被禁，或只以「淨化」的本子傳世。其淫穢成分也體現在關於王世貞的逸事中。據稱，他為殺嚴世蕃以報父仇，知其好讀淫穢之書，遂將毒置於每頁書稿中，這樣，嚴世蕃在迅速讀完這本暗中送至其手中的書稿後，便中毒身亡。

  在中國，性自古就得到重視，被認為與宇宙間的因素有直接關係。及至13世紀，介紹房中術的書仍舊盛行。此後幾百年儒家的過分拘謹，造成了對這種古老的自由的壓抑，也導致性的內容此後要著教化的外衣出現，比如後面要論及的李漁的《肉蒲團》，但這些書的刻本中的插圖，仍足以引發讀者的想像。17世紀的艷情小說，比如《株林野史》[89]和《昭陽趣史》[90]，也要結合這樣的背景來讀。

  小說種類的多樣與明中葉以來居民不同娛樂需求的日益分化相符合，到18世紀以前，中國社會保持著繁榮的態勢。隨著以更廣泛的讀者為對象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出現，文學的概念也在發生變化。這對文學理論的愛好者造成了挑戰，他們中的有些人還只專注於更嚴格的樣式和更古老的文學，有些人則對新的事物完全持開放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