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封建社會晚期的詩歌和政治

  清代的詩人

  滿族能夠最終統治中國全境，其中並非沒有漢族力量的幫助。清初的動盪過後，社會開始進入長時間的安定，尤其是在康雍乾時期。但這種安定在18世紀末開始動搖，最後在19世紀時完全瓦解，這主要是因為國內社會中的緊張關係。造成這種緊張關係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數量的激增，但也包括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犯。

  清代的詩人、文人多是業餘愛好者[165]，他們不是學者，就是任公職者。職業和興趣常常會影響他們的詩文，甚至直接體現在其中。除詩外，他們也採用長的文學樣式，作為自己的或與同好之間的共同消遣，表現自己對世界諸方面的態度，只是這些樣式常常採用歷史的形式。特別是某些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長篇小說，這些作品的力量和內涵不只使它們成為世界文學的傑作，直至今日，它們仍打動著中國人。一如在某種意義上可被稱為科學的語文學和經學，以及狹義上的詩歌，這種文學活動只構成文人自我表達與自我認識的一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紅樓夢》，此外，《儒林外史》和《鏡花緣》等作品也完全可以與之匹敵。

  清代詩歌仍沿用舊形式，時有擴充和變化。在社會行為上，詩人也因襲舊傳統。這裡特別要提及的是文學或文學政治結社，它們完全按張浦（1602—1641）和吳偉業（1609—1672）創立復社的方式，合併了諸詩人團體，存至清亡。南社由陳去病（1874—1933）、高旭（1877—1925）和柳亞子（1887—1958）三位詩人在蘇州復社1633年集會處創立，其討論的問題也是復社研究的問題，特別是如何評價唐詩和宋詩。[166]這些結社的成員中有許多在清末時轉向了改革或革命思想，甚至親自將其付諸行動。但舊傳統仍有相當的影響，比如，胡適於1917年提出文學改良之八事（「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等）之前，復社的創立者也已提出過。

  文社雖總被懷疑，文人和知識分子也總是遭到迫害，但國家還是有多種辦法使眾多學者為自己工作。當入仕之路不通時，就主要通過前面已論及的大規模的纂修工程。所以，清代學術的成就體現在許多以前詩人作品的評註本中，這並非巧合。在詩的方面，詩話眾多是清代文學界的特點，其中清楚地體現出封建時代晚期文人的詩學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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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時代晚期，中國文人所經受的張力在於協調內容與形式之難。學術於宋代徹底失去其統一性，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儒家經學被看作是彼此分開的，之後雖多有結合文學創作與道德修養的嘗試，但專門化逐漸占據上風，「知」與「行」有所割裂。[167]

  在對理想與現實的關係的思考中，提出恢復並效法古代理想的要求，這也見於當時的詩作中。清初的詩多寫百姓的行為，他們通過自己的行動維持儒家的基本社會美德。比如，在不曾仕宦的吳嘉紀的詩中，[168]恰好是最弱勢、最平凡者表現出了美德，其中包括許多女性。「行」比「知」難，晚明的有些思想家已經知道，比如呂坤，他們感嘆當時論爭的冗贅。吳嘉紀的詩中卻仿佛可見杜甫（但主要是白居易）的某些社會批評的詩的影子，它們按忠與孝的原則表現普通百姓。這樣，中華文明的希望不再與教育精英聯繫起來，而是與百姓聯繫了起來。

  吳嘉紀有時會參加當時文學與藝術的資助者在揚州組織的集會，其中周亮工（1612—1672）和王士禛十分讚賞他的詩，但大部分時間，他還是住在鄉下，往來於江蘇東部沿海地區和鹽場。他最知名的詩是首絕句，據稱，乾隆帝後來因這首詩決定為灶戶開放倉庫：

  白頭灶戶低草房，六月煎鹽烈火旁。

  走出門前炎日裡，偷閒一刻是乘涼。

  其頭兩句又作：

  場東卑狹海氓房，六月煎鹽如在湯。[169]

  但如果百姓成為文明思想的希望寄託，其道德教育必然要得到特別的重視，結果便是百姓的意識形態化。

  雖有各種變化和革新，在清代的中國，如在過往的幾百年中那樣，詩仍舊是道德勸誡的工具，以及表達自我心境、思想和感情的手段。[170]清詩首先基本上是晚明詩的繼續。16世紀末，李贄與打破陳規的公安派袁氏兄弟及其追隨者反對當時擬古主義的束縛。明清之際，其支持者包括明遺民黃宗羲、顧炎武、吳嘉紀和王夫之。

  清代下半葉，公安派的主張——每個時代都要有自己語言和文學——再次興起。特別是自19世紀初起，關注社會現實的詩作日益增加，且其關注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這裡首先要提到的是詩人鄭燮（1693—1766）、趙翼（1727—1814）和張問陶（1764—1814）。這時期的詩也可見風格上的革新以及語言上、形式上的獨創的萌芽，比如並無名氣的詩人金和（1818—1885）。

  明清之際最有意思的詩人是錢謙益。他欣賞杜甫，曾為其作品作評論，但同時也稱讚宋元的詩。錢謙益曾與袁氏兄弟中最年輕的袁中道有過交遊，他批評抄襲和摹擬的行為，強調詩要想真實，首先要有情，這點完全繼承了公安派的觀點。圍繞著他與江南名妓兼女詩人柳如是（1618—1664），曾有過許多傳說。比如清軍攻占南京時，柳如是勸他自殺殉明，被他拒絕。後來，錢謙益被指做了貳臣。直至20世紀，他才重新得到人們的注意。

  除錢謙益外，吳偉業也是清初的著名詩人。他是復社創立者之一張浦的門生。與錢謙益不同，明末時他曾想自殺，其親屬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改朝換代深刻地影響了他的詩，懷念故國、悵然自失的情懷貫穿於其後期作品中。於詩之外，他也寫戲曲，其最著名者是《秣陵春》，這本傳奇寫徐適和展娘因玉杯寶鏡中對方的形象而成就了姻緣的故事。[171]

  17世紀和18世紀初的其他詩人多寫詞，常法南宋詞體，包括金聖歎、黃宗羲、顧炎武、宋琬（1614—1674）、尤侗、吳嘉紀、施閏章（1618—1683）、王夫之、陳維崧、朱彝尊、屈大均、彭孫遹（1631—1700）、惲壽平（1633—1690）、王士禛、曹貞吉（1634—1698）、吳雯（1644—1704）、洪昇和趙執信（1662—1744）。其中有些人當然因其他成就更出名，比如黃宗羲和顧炎武因其對明朝的忠誠，前者還因其作品《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王夫之因其哲學和政治思想，王士禛因其文學批評，洪昇因其作品《長生殿》。

  清初的亂離過後，關於明代的記憶逐漸消失，影響18世紀的詩的主要因素是國家的安定。沈德潛（1673—1769）主要以編輯詩集和寫作散文名世，也是重要的詩人，古體宗漢魏，近體法盛唐。厲鶚工於五言，但也以撰百卷《宋詩紀事》聞名。與許多古代中國的詩人一樣，他嘗試不同的詩的樣式，先後宗法不同的範式。在後期的詩作中，他將吟詠風物的成分與對自己經驗的思考相結合，在詞的創作中，逐漸離開多年所法的姜夔和張炎，轉向更古的小令樣式。

  鄭燮主要因擅書法而被稱為「揚州八怪」之一，他是一位才華出眾的詩人，不只以清新直接之筆抒寫性靈，還在許多詩中針砭時弊。他的許多詩被譜成曲子，又特別因傳唱於學校中而得以廣泛傳布。18世紀最知名也最多變的詩人是前文已多次提及的袁枚，自18世紀中起被認為是中國詩壇的盟主，其詩作及詩話在其在世時即廣為流傳。袁枚的寫作所得相當可觀，因而過著優遊自在的生活。與比他年長的沈德潛所強調的詩的教化功能不同，袁枚曾多次明確攻擊這種觀點，主張詩首先要有趣。

  蔣士銓與袁枚、趙翼並稱「江右三大家」。蔣士銓作為詩人的成就，後來被他作為乾隆朝知名戲曲家的成就所掩蓋。在他看來，詩要出於內在本性和真情實感。他以詩的形式批評其他作者，比如王士禛的詩，表述了自己的詩學觀點。趙翼也不只寫詩，同時還批評此前的詩人及詩作。與蔣士銓相似，趙翼強調直接的感情和經驗的重要，視其為創作的基礎。這種對自然的喜愛讓他在唐代詩人中相對於韓愈和孟郊，更推崇白居易和元稹。其詩論見於以其號命名的《甌北詩話》中。似乎苦於袁枚名氣遠超自己的趙翼還因治史而名於世，他的治史成就體現在《廿二史札記》和《皇朝武功紀盛》中。

  來自江蘇的黃景仁（1749—1783）是宋代著名詩人兼書法家黃庭堅之後，生前已作為有天分的詩人而聞名。他講究形式的完美，擅於寫浪漫的、表現力強的詩，有逾千首詩和200首詞傳世。與他同樣反對姚鼐及桐城派的陽湖文派創立者之一張惠言（1761—1802），也是在壯年時就去世了。他是知名的書法家、學者和散文家，但也以詩名世，其影響最大的作品是1797年刊行的與其弟張琦合輯的《詞選》，這本總集和張氏外甥所輯《續詞選》構成了常州詞派的經典。[172]舒位（1765—1815）在文學和音樂上有多樣的才華，也為自己的戲曲底本創作音樂。他有超過千首詩傳世，其中有52首詩描寫和記錄了黔南少數民族的風俗。

  與18世紀的盛世景象不同，因社會中的緊張關係和歐洲列強的侵犯，19世紀的中國社會正是多事之秋。19世紀的知名詩人首先當數龔自珍。龔自珍工絕句，因於1839年寫下的315首《己亥雜詩》絕句而名世，這些詩作於他由北京返回故鄉杭州的途中。這些詩追憶了作者過往20年在京城的生活，因風格新奇而旋負時譽。[173]詩中充滿抱負不申的感嘆，顯然，作者是將自己放在了屈原形象的傳統當中。民國初年，這些詩在苦於政治上無所作為的詩人當中引起了重視，特別在南社成員及其主持者柳亞子這裡，後者後來被譽為20世紀的屈原。

  有才華的詩人還有魏源（1794—1857），他是龔自珍的朋友和同道，其出色的風景詩（「十詩九山水」）因其眾多史學、地理學和經學著作而少有關注。魏源主要因鴉片戰爭失敗後編著的《海國圖志》聞名，初刊行於1844年，後增補重刊。[174]

  19世紀初的其他詩人還有項鴻祚（1798—1835）、何紹基（1799—1873）、顧太清（1799—1876）、吳藻（1799—1862）、鄭珍（1806—1864）、蔣春霖（1818—1868）和金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知名學者梁啓超認為金和是黃遵憲之外19世紀最重要的詩人。詩人、外交家兼改革家黃遵憲（1848—1905）是廣東客家人，先後在駐日本、駐英國大使館任職，並將日本的改革經驗介紹給更廣泛的公眾。與黃遵憲同時代的詩人已親見國家的衰敗，因而，黃遵憲之名與旨在改變詩歌的「詩界革命」聯繫在了一起。[175]黃遵憲同時代的詩人包括王闓運（1833—1916）、樊增祥（1846—1931）、陳寶琛（1848—1935）、陳三立（1853—1937）、易順鼎（1858—1920）、康有為（1858—1927）、譚嗣同（1865—1898）、梁啓超、王國維以及女詩人兼革命者秋瑾（1875—1907）。

  面對封建秩序的瓦解，這些詩人也在詩歌中尋找新的表達方式。1895年左右，有些詩人提倡新詩，由此產生的運動於1902年至1904年的詩界革命中達到高潮。這場運動中，約40名詩人聯合起來，寫詩抒發自己的感情。比如，已提及的黃遵憲認為自己如何說話便應該如何寫詩，其「我手寫我口」的說法被許多詩人視為綱領。他自己的詩也是按這樣的要求寫的，他最著名的一首是《倫敦大霧行》。這場運動在發展中體現出的對過去的摒棄，部分是受到了西方影響，運動的徹底性在中國是前所未有的。雖然詩歌革新者實際上數量不少，但民眾中有文學修養的人多數還不忍捨棄舊形式，還在通常的場合作詩。清代傳世詩作的多少可於1929年刊印的《清詩匯》中窺見，《清詩匯》選錄逾6000位作者的幾萬首詩，而今已知的清代作者的詞集已逾5000本。

  清代的長篇小說

  16世紀中至17世紀末，色情文學在文學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這已清楚地體現在晚明的短篇小說中。《金瓶梅》里，性愛也是決定性因素。色情文學在中國由來已久，但如今處在中心地位的不是圓滿的、和諧的愛情關係，而是失敗的、有害的愛情關係。

  記錄性愛技巧和方法的文字歷史悠久，自成體裁[176]，有助於理解當時色情文學的特點。在古書中，統治者及其伴侶還是幸福結合的範式，沒有任何外在約束。其中，女性被認為居於男性之上，而男性彌補的辦法是節約陽氣。這種關係後來被反過來，女性被表現為無知、惡劣或詭詐，所以總是需要被約束，不然的話，女性會盡其邪惡之力損傷男性，成為紅顏禍水。只有死亡或節慾可以幫助擺脫女性之無厭和男性之有盡所造成的困境。這種變化是儒家學說影響日益加深的結果，間接地，這也是對所有猥褻的、淫穢的以及任何可視為忤逆的事物的審查結果。後來，性愛在文學中分化成純粹對床笫之事的描寫，以及對性愛的含蓄描寫。後者體現在了《紅樓夢》中，也體現在了才子佳人小說中。於最知名的色情長篇小說《金瓶梅》和《肉蒲團》之外，16世紀下半葉以後，以色情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不可勝數，至今尚無詳細研究。[177]這裡提及的長篇小說雖都寫淫亂的危險，但比之《金瓶梅》，《肉蒲團》要自如許多，顯示出某種見多識廣的寬容。

  明清之際，許多知識分子不只經歷了王朝的滅亡，也常常是財產散盡。但城市的繁榮顯然並未因政治上的動盪而長時間地受到影響。出色的作者仍可找到出版商和購買者，完全可以維持自己的生計。比之賣書，好的戲曲底本的回報更高，已提過的李漁也以其號笠翁名世，是當時最多變的作者之一，他應該是靠寫戲曲底本維持自己奢侈的生活。他與自己的戲班遊走四方，演出自己的戲曲，因此聞名全國，並在新的由外族統治的王朝中起著融合的作用。[178]

  李漁出自浙江的書香門第，杭州對他影響深遠，他生命的大半時光在這裡度過。他雖才華出眾，鄉試卻幾次不第，不久絕意仕進，專心文學與藝術，視此為替代。他把自己看作合格的戲班管理者，此外，稱自己是非正統的史學家和散文家。至少由此可看出，李漁雖思想自由，卻還擺脫不了文人的理想。他的靈活和藝術家的天性不只體現在他雖看似長期拮据，但仍能養活家中眾多人口，並時不時享用各種奢侈品，甚至縱酒宴樂；或許更體現在他既與明遺民相契，又與清廷的達官顯宦交厚。

  同時代者多厭惡李漁的生活方式，其生活藝術的體現也包括營造園林，以及教育和培養年輕貌美的女子成為戲曲演員，之後讓她們在自己的戲班中演出，或是把她們介紹給有意者為妾。很難說這種生活藝術以及對某種輕浮行徑的喜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的天性，還是說，這更多地是對仕進不成的補償。李漁的散文至少是專為消遣而寫的，他有時取笑傳統道德觀念，有時應該也旨在批評時世。

  他奢侈生活的經驗在《閒情偶寄》中得到體現。於戲曲之外，書中還有對理想女性的論述（李漁反對纏足，提倡女性接受文學教育），以及關於園林建築和房舍空間利用的記載。[179]李漁視自己為袁宏道「獨抒性靈說」的繼承者，因他對生命的肯定態度以及在藝術上實用的明確指示，他被譽為幸福的哲學家與技術專家。這裡，幸福指的是接受現實。

  作為戲曲作者，李漁以其十種傳奇名世。與他的小說同樣，在這些戲曲作品中，某一角色往往占據中心地位。[180]他反對將不同的故事連綴起來，這些戲曲作品的樸實和簡潔估計也是它們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對戲曲演出的說明，直至晚清《梨園原》刊行，並無與之相當者。李漁反對王驥德的觀點，後者是除呂天成（生於1580年）外最著名的戲曲理論家。李漁在世時雖有成就，但他在風化上的無拘無束卻為儒者所厭，所以長久以來地位不高，至1912年民國建立，才又被譽為中國最重要的戲曲作家和評論家之一。

  戲曲對李漁的深刻影響也體現在他最初兩部短篇小說集《無聲戲》和《十二樓》的名稱上，《無聲戲》不久被遺忘，如今只存殘本[181]，《十二樓》卻廣為流傳。《無聲戲》中有些小說是對以前的白話小說的戲仿。後來，因他的名氣，許多作品托他的名字刊行，這也是為何李漁的《肉蒲團》作者身份如今雖已確定，但長期遭到懷疑的原因。

  初於1693年刊印的《肉蒲團》是在《金瓶梅》後約半個世紀寫成的，兩者有相似之處[182]，因而同被看作色情長篇小說最重要的代表。但李漁的《肉蒲團》不再只以教化和娛樂為目的，它也可作為17世紀風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戲仿來讀。

  《肉蒲團》共20回。第一回說性愛哲學，其根本在於，與熟悉女子交歡比在外尋歡作樂好，也許也因此，這本小說有時被認為是女子所作。引言之後，小說的情節展開，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寫未央生娶鐵扉道人獨生女玉香，與她沉湎肉慾，相投無厭。後為尋女色，未央生離開妻子，途中結識盜俠，授性愛之術。但要成為天下第一才子，娶天下第一佳人，先要經歷手術。第二部分中，未央生勾引權老實的妻子及其他女子。權老實發現姦情後，遂往未央生家中，於鐵扉道人處充當奴僕，娶其婢女，藉機勾引未央生的妻子玉香。

  至此，準備好的戲劇性發展於第三部分中呈現。玉香懷孕後，與權老實出走，途中小產。權老實將其賣至京城某妓院為娼。不久，玉香成為京城名妓。未央生回到家中，岳父稱玉香積鬱成疾已死。悼念後，未央生返回京城，點名要見名妓。名妓認出自己的丈夫，羞愧難當，竟自盡身亡。未央生最後得知死去的名妓是自己的妻子，悔恨自己的惡行，拜在孤峰和尚門下為僧。

  小說中儘是閨闈床笫之事，但總間雜智慧的建議、認識和教誨。比如書中對近視眼的女子加以讚賞，認為她們不致因男子的誘惑而失去貞操。性方面的能力被明確地與科舉考試相比，也這樣被描寫。比如，在這兩種情況中，方藥可提高能力，也可促使考試及格。

  17世紀末時被世人喜愛的小說體裁叫作才子佳人小說。才子佳人的題材自唐起就廣為樂道，此後學步者紛起。在長篇作品讀者群體的形成過程中，對這種題材的小說的需求也產生了。明末清初知名的約50本這類寫有才華的年輕學生與常懷異才的年輕女子的關係的小說，皆無撰者的名氏[183]，如1680年刊行的共20回的小說《平山冷燕》。一如《金瓶梅》，這本小說也摘四名主角名字中的各一字為題。[184]小說結尾，兩位才子各娶上了能作詩的年輕女子為妻。才子佳人小說多不長（在12回至26回間），內容分初會、分別或受阻及結合三部分，常以結婚或雙雙結婚結束，主角有時不止娶一名女子，而是娶兩名或更多女子為妻。

  同樣要歸在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且常被認為是這類小說中最著名的，是凡20回的《玉嬌梨》，也取主角名字的部分來命名。[185]這本小說如許多小說一樣，也以其他名字傳世，至遲刊印於清初，19世紀時在歐洲十分有名。最早被譯成歐洲語言，且給歌德留下深刻印象的長篇小說《好逑傳》也是此類小說。[186]

  在文學史上，17世紀至18世紀初顯然是適應新的權力關係的時期。當時，這樣的作品特別受歡迎，它們不關痛癢，能讓讀者心情平靜；有時它們會有些多愁善感，這樣便為現實生活中的不如意者提供了某種補償。這與民國初年的情況相仿，當時，城市讀者對連載小說視如性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六大奇書中沒有一本是出自17世紀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定本分別出自明末嘉靖朝（1522—1566）和萬曆朝（1573—1620），《西遊記》和《金瓶梅》也是那時寫的。這些作品有的是對已有作品的諷刺性加工。直至18世紀的乾隆年間，其他兩本奇書《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才刊行，它們符合高雅的、有距離的、喜譏諷和玩味文字間細微差別和典故的讀者的口味。此外，必然以團圓結尾的膚淺的消遣文學當然仍舊存在。

  吳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有鮮明的諷刺特徵和強烈的自傳色彩。[187]該書於18世紀中寫成，最古的傳世本子卻出自1803年。小說公開感嘆國家的衰落，表面上嘆的是明朝，但實指當下。比如，第55回開始寫當時官吏士紳的膚淺與投機：

  話說萬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消磨盡了……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蕭索。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卻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昏、喪、祭，鄉紳堂里，坐著幾個席頭，無非講的是些升、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188]

  小說作者吳敬梓是安徽望族之後，幾代名公巨卿多出其門。吳敬梓早年曾考取秀才，後沉迷金陵青樓，幾經沉淪，竟遷居金陵，餘生潦倒，靠寫作過活，深居簡出，不無某種對不達的怨恨。所以，《儒林外史》也被稱為作者對自己生活的辯護，因為他在書中用一個又一個的例子證明，富貴會導致衰亡和墮落。吳敬梓肯定不只想靠這部小說簡單描摹時世，而是想以諷刺的手段勸同時代者修身慎行，告誡他們什麼東西會腐化性格。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成就最高的應當是《紅樓夢》，其120回本初刊行於1791年[189]，前80回常用《石頭記》的名字。對《紅樓夢》的研究有著悠久的傳統，至今仍有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作品以作者曹雪芹家道衰落為背景（小說中是賈家），敘述了許多故事，其中，賈寶玉與林黛玉的關係占據中心地位。

  小說的初回與末回，記作者於空空道人處得到手稿。其中寫寶玉與天生有詩才、又天生哀怨[190]的黛玉，及世故幹練的寶釵間命中注定的、不幸的三角關係，實際也是對痴頑的討論。兩名女子對寶玉來說都可以說是相配的，卻又都不是。小說結尾，一切皆空的認識占了上風，寶玉離開塵世，出家為僧。寶玉將感情繫於黛玉，卻要與寶釵成婚，黛玉因此病卒。以下第96回的節選寫黛玉垂絕的狀況，可見小說語言的豐富。

  那黛玉此時心裡，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說著，自己移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卻像踩著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腳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著腳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堤往回里走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裡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裡東轉西轉。[191]

  《紅樓夢》寫個人糾結於情慾，暗示解脫的途徑，後以此為題者眾多，這些作品因色情描寫常被誤以為是淫穢的或只寫來消遣的，但貫穿其中的卻是關於個人與世界衝突的思想。

  《鏡花緣》共100回，作者李汝珍（1763—1830）也以《李氏音鑒》和《受子譜》名世。小說借描寫對海外諸國的想像指摘時弊。[192]小說的語言極奇精妙，因初次泛海出遊（第8回至第40回）中的荒誕譏諷的描寫，而被視為中國的《格列佛遊記》。描寫訪問海外諸奇國的這部分，明顯表現出受到了《西遊記》的影響。同時，作者承襲《山海經》《博物志》之類作品描寫神話異域的傳統，在這些神話異域的描寫中，作者除表現出對古怪事物的識別力外，也盡逞其才學，又述其對儒家忠孝美德及道家追求長生不老的看法。小說的中心主題實際是對某種女性觀念的稱讚，乃至於到了後來，作者有時會被認為有女權主義的目的。[193]在持續至今的、尤其是對這方面的討論中，過往幾百年的小說再次被證實對當今知識分子的自我認識有著突出的意義。

  沈復（1763—約1838）的《浮生六記》[194]於1877年刊行，作為愛情故事為世所傳，該書記載作者與妻子陳芸（1763—1804）的生活，為自傳性紀實作品。作者將自己的妻子及其命運放在作品中心。前兩卷記載夫妻的幸福生活；第三卷描寫了諸多坎坷，包括妻子的亡故及回煞；第四卷記敘作者的多次出行。其餘兩卷的抄本於19世紀中才被發現，如今只有題名傳世。第五卷當是記作者出使琉球的經歷；第六卷闡述作者的哲學思考。

  [1]　見J. Chaves（齊皎瀚）的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Yü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1279-1911）（《元明清中國詩歌哥倫比亞讀本》），紐約，1986年；D. Bryant的Three Varied Centruries of Verse, A Brief Note on Ming Poetry（《詩歌的三個多樣的世紀：明代詩歌箋注》），載Renditions（《譯叢》）第8期（1977年），第82—84頁。

  [2]　關於明代最重要的詩人，見L. C. Goodrich（傅路德）、Chaoying Fang（房兆楹）的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明代名人傳（1368—1644）》2卷），紐約，1976年。

  [3]　D. Holzman的The Image of the Mercha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中國中世詩歌中商賈的形象》），載R. Ptak（葡萄鬼）、S. Englert主編的Ganzallm?hlich. Aufs?tze zur ostasiatischen Literatur, insbesondere zur chinesischen Lyrik（《東亞文學特別是中國詩歌論文集》），海德堡，1986年，第92—108頁。

  [4]　張羽的《靜居集》，《四部叢刊》三編本，卷二，第1頁上；參見J. Chaves（齊皎瀚）的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Yü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1279-1911）（《元明清中國詩歌哥倫比亞讀本》），紐約，1986年，第82頁。

  [5] 《北郭集》，《四部叢刊》續編本，卷一，第7頁上；參見J. Chaves（齊皎瀚）的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Yü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1279-1911）（《元明清中國詩歌哥倫比亞讀本》），紐約，1986年，第115頁。

  [6]　張羽的《靜居集》，《四部叢刊》三編本，卷二，第3頁上下；參見J. Chaves（齊皎瀚）的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Yü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1279-1911）（《元明清中國詩歌哥倫比亞讀本》），紐約，1986年，第83頁。

  [7] 《高太史大全集》（序於1371年；台北，1964年再版），卷四，第15頁下—第16頁上；另見J. Chaves（齊皎瀚）的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Yü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1279-1911）（《元明清中國詩歌哥倫比亞讀本》），紐約，1986年，第134頁。

  [8]　楊士奇的《東里全集》，《四庫全書珍本》七集本，卷一，第28頁上；另見J. Chaves（齊皎瀚），同上，第139頁。

  [9]　關於作為畫家的沈周，見R. Edwards的The Field of Stones. A Study of the Art of Shen Chou（《石田：沈周藝術研究》），華盛頓，1962年；J. Cahill（高居翰）的Parting at the Shore.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Ming Dynasty, 1368-1580（《江岸送別：明代初期和中期的繪畫（1368—1580）》），紐約，1978年，第82頁及以下。

  [10]　見J. Cahill（高居翰），同上，第211頁及以下；R. Edwards的The Art of Wen Cheng-ming（1470—1559）（《文徵明的藝術》），安娜堡，密西根州，1976年。

  [11]　見J. W. Chaffee（賈志揚）的Chu Hsi and the Revival of the White Deer Grotto Academy, 1197-1181 A.D.（《朱熹與白鹿洞書院的復興（1197—1181）》），載TP（《通報》）第79期（1985年），第40—62頁。

  [12]　有關徐渭和他的機敏與幽默，在民間流傳著許多故事，他因此也被稱為中國的「搗蛋鬼提爾」。見H. S. Levy的China's Dirties Trickster. Folklore about Hsü Wen-ch'ang (1521-1593)（《中國最大的惡作劇能手徐文長（1521—1593）》），阿靈頓，維吉尼亞州，1974年，第7頁。

  [13]　關於金華學派，見J. D. Langlois, Jr.（蘭德璋）的Political Thought in Chin-hua under Mongol Rule（《元朝統治下的金華的政治思想》），載J. D. Langlois, Jr. 主編的China under Mongol Rule（《元朝統治下的中國》），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1年，第137—185頁。

  [14]　關於八股文，見Ching-i Tu（塗經詒）的The Chinese Examination Essay. Some Literary Considerations（《中國八股文的文學性探討》），載MS（《華裔學志》）第31卷（1975年/1974年），第393—406頁。

  [15]　關於遊記的體裁，見第360頁及以下；關於《徐霞客遊記》，目前的權威本是1980年上海的刊本；節譯本，見李祁的The Travel Diaries of Hsü Hsia-k'o（香港，1974年）。

  [16]　見C. T?pelmann的Shan-ko. Von Feng Meng-lung. Eine Volksliedersammlung aus der Ming-Zeit（《馮夢龍輯山歌：明代民歌集》），威斯巴登，1973年。

  [17]　見C. T?pelmann的Shan-ko. Von Feng Meng-lung. Eine Volksliedersammlung aus der Ming-Zeit（《馮夢龍輯山歌：明代民歌集》），威斯巴登，1973年，第431—438頁。

  [18]　同上，第307頁。

  [19]　關於色情文學，見H. Franke（福赫伯）的概述: Chinesische erotische Literatur（《中國色情文學》），載G. Debon（德博）編的Ostasiatische Literaturen（《東亞文學》），威斯巴登，1984年，第98—106頁；另見R. H. van Gulik（高羅佩）的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萊頓，1961年；晚近發現的關於此題目的文獻，見D. Harper（夏德安）的The Sexual Arts of Ancient China as described in a Manuscript of the Second Century B. C.（《公元前2世紀的手稿中所描寫的中國古代的性技巧》），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7期（1987年），第539—593頁。

  [20]　見D. T. Roy（芮效衛）的The Fifteenth-Century Shuo-ch'ang tz'u-hua as an Example of Written Formulaic Composition（《明成化年間說唱詞話作為書面的有固定格式的創作的範例》），載《中國演唱文藝研究會論集》第10期（1981年），第97—128頁。

  [21]　最好的專著是澤田瑞穗的《增補寶卷研究》（東京，1963年；1975年新版）；寶卷目錄，見李世瑜的《寶卷綜錄》（上海，1961年）；另見傅惜華的《寶卷總錄》，載《漢學論叢》第2期（巴黎，1951年），第41—103頁。

  [22]　關於寶卷與民間信仰關係的問題，見D. L. Overmeyer的Attitudes Toward the Ruler and State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us Literatur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Pao-chüan（《對中國民間宗教文學中的統治者和國家的態度：公元16和17世紀的寶卷》），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4期（1984年），第347—379頁；D. L. Overmeyer的Values in Chinese Sectarian Literature. Ming and Ch'ing pao-ch'üan（《中國宗教教派文學中的價值：明清寶卷》），載D. Johnson（姜士彬）等人主編的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華帝國晚期的民間文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州，1984年。

  [23]　G. Dudbridge（杜德橋）的The Legend of Miao-shan（《妙善傳說》），倫敦，1978年。

  [24]　關於話本的概念，見J. Prüsek（普實克）的The Origins and Authors of the Hua-pen（《話本的起源和作者》），布拉格，1967年；C. Birch（白芝）的Som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a-pen Story（《話本的若干形式特徵》），載BSOAS（《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院刊》）第17期（1955年），第346—364頁；Ch. J. Wivell的The Term hua-pen（《話本的概念》），載D. C. Buxbaum、F. W. Mote（牟復禮）主編的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變遷與恆久：中國歷史與文化》），香港，1972年，第295—306頁。

  [25]　白話文學史的經典敘述是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上海，1928年；1986年再版），但只有上卷出版。

  [26]　馮夢龍掌握蘇州方言，他自己用這種方言寫過若干歌曲。

  [27]　見H. Franke（福赫伯）的Eine Novellensammlung der frühen Ming-Zeit. Das Chienteng hsin-hua des Ch'ü Yu（《明初的短片小說集：瞿佑的〈剪燈新話〉》），載ZDMG（《德國東方學會雜誌》）第108期（1958年），第338—382頁。

  [28]　見H. Franke的Zur Novellistik der frühen Ming-Zeit. Das Chien-teng yü-hua des Li Ch'ang-ch'i（《論明初的短篇小說：李昌祺的〈剪燈余話〉》），載ZDMG（《德國東方學會雜誌》）第109期（1959年），第340—401頁。

  [29]　見H. Franke的Eine chinesische Novellensammlung des sp?ten 16. Jahrhunderts. Das Mi-teng yin-hua（《16世紀末的中國短篇小說集：〈覓燈因話〉》），載ZDMG（《德國東方學會雜誌》）第110期（1961年），第401—421頁。

  [30]　據H. Franke（福赫伯）的 Eine Novellensammlung der frühen Ming-Zeit: Das Chienteng hsin-hua des Ch'ü Yu（《明初的短片小說集：瞿佑的〈剪燈新話〉》），載ZDMG（《德國東方學會雜誌》）第108期（1958年），第338頁。

  [31]　關於文言與白話本的關係，見H. Franke的Eine umgangssprachliche Erz?hlung und ihre schriftsprachliche Vorlage（《白話故事及其文言底本》），載Wissenschaftl. Zeitschr. D. Karl-Marx-Univ. Leipzig（《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科學雜誌》）第9卷（1959年/1960年），社會學與語言學論叢，第5號。

  [32]　見P. Hanan（韓南）的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中國白話故事》），劍橋，麻薩諸塞州，1981年。

  [33]　同樣知名的是《警世通言》第八卷寫碾玉觀音的故事。《京本通俗小說》所錄此話本的德譯本，見Die Jadeg?ttin. Zw?lf Geschichten aus dem mittelalterlichen China（《玉觀音：中古中國故事十二種》），柏林，1977年，第329—349頁；另見Richard F. S. Yang（楊富森）的Eight Colloguial Tales of the Song（《宋代白話小說》），第3—29頁；P. Hanan（韓南）的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中國白話故事》），劍橋，麻薩諸塞州，1981年，第33—36頁。

  [34]　見K. McMahon（馬克夢）的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公元17世紀中國小說中的誘惑與克制》），萊頓，1988年。

  [35]　見J. L. Bishop的The Colloquial Short Story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San-yen Collection（《中國的白話短篇小說：〈三言〉研究》），劍橋，麻薩諸塞州，1956年；A Lévy的études sur troi recueils anciens des contes chinois（《三部中國小說古輯本研究》），巴黎，1971年；P. Hanan（韓南）的The Chinese Short Story. Studies in Dating, 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中國短篇小說：關於年代、作者和撰述的研究》），劍橋，麻薩諸塞州，1973年；A. Lévy的Inventaire analytique et critique du conte chinois en langue vulgaire（《中國通俗話本小說分析與評論性目錄》），3卷（巴黎，1978年，1979年，1981年）；P. Hanan（韓南）的The Chinese Short Story. Studies in Dating, 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中國短篇小說：關於年代、作者和撰述的研究》），劍橋，麻薩諸塞州，1973年。這些話本集屬於最多被譯成外語的中國文學作品。著重見H. Acton, YiHsieh Lee（李宜燮）的Four Cautionary Tales（《四種醒世故事》），倫敦，1947年；Hsien-yi Yang（楊憲益）， Gladys Yang（戴乃迭）的The Courtesan's Jewel Box. Chinese Stories of the 10th-17th Centuries（《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宋明平話選》），北京，1957年；C. Birch（白芝）的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明代小說選》），布魯明頓，1958年；Chang Tsung-tung（張聰東）的Ling Meng-chu. Chinesischer Liebesgarten. Der Abt und die geborene Wu und andere Erz?hlungen aus der Ming-Zeit（《凌濛初的中國愛情花園：知觀與吳氏及其他明代小說》），黑雷納爾布，1964年；Tat-hang Fung的Feng Meng-lung. Die sch?ne Konkubine, und andere chinesische Liebesgeschichten aus der Ming-Zeit（《馮夢龍：美妾及其他明代中國愛情故事》），威斯巴登，1966年；Tathang Fung的Feng Meng-lung, Ling Meng-chu, Neuer chinesischer Liebesgarten. Novellen aus den berühmtesten erotischen Sammlungen der Ming-Zeit（《馮夢龍與凌濛初的中國愛情新花園：明代著名色情小說選》），圖賓根，1968年；W. Dolby（杜為廉）的The Perfect Lady by Mistake and Other Stories by Feng Menglong（1574-1646）（《馮夢龍：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及其他故事》），倫敦，1976年；L. Bettin、M. Liebermann譯的Die Jadeg?ttin. Zw?lf Geschichten aus dem mittelalterlichen China（《玉觀音：中古中國故事十二種》），柏林，1966年；A Lévy的L'amour de la renarde（《狐女之愛》），巴黎，1970年；Huanyuan Li Mowry（李華元）的（《〈情史〉中的中國愛情故事》），哈姆登，康乃狄克州，1983年；J. Scott的The Lecherous Academician and Other Tales by Ling Mengchu（《凌濛初：好色的監生及其他故事》），倫敦，1973年。

  [36]　見W. Baus的Das P'ai-an Ching-ch'i des Ling Meng-ch'u. Ein Beitrag zur Analyse umgangssprachlicher Novellen der Ming-Zeit（《凌濛初的〈拍案驚奇〉：明代白話短篇小說分析》），法蘭克福，1974年。

  [37]　關於這部唐傳奇，見A. Waley的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蒙古秘史》），倫敦，1963年，第70—72頁。

  [38] 《醒世恆言》，第二十六卷（香港，1958年），第534頁及以下。關於這個故事，見A. Lévy的Inventaire analytique et critique du conte chinois en langue vulgaire（《中國通俗話本小說分析與評論性目錄》），卷一、二（巴黎，1979年），第720頁。

  [39]　按固定程序規定驗屍，包括屍體解剖，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見宋慈（1186—1249）所著《洗冤集錄》，其中包括相應的要求和說明。英譯本，見B. E. McKnight（馬伯良）的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洗冤集錄〉：13世紀中國的法醫學》），安娜堡，密西根州，1981年。

  [40] 《今古奇觀》重要譯本有：Le Marquis D'Hervey-Saint-Denys（德理文）的Six Nouvelles Nouvelles（《中國故事新六篇》），巴黎，1892年；E. Griesebach的Kinku ki-kuan. Neue und alte Novellen der chinesischen 1001 Nacht（《〈古今奇觀〉：中國的〈天方夜譚〉中的古今小說》），斯圖加特，1880年，再版題為《中國短篇小說選》（J. Tschichold編，巴塞爾，1984年）；F. Kuhn的Wundersame Geschichten aus alter und neuer Zeit（《今古奇觀》），柏林，1938年；Tsiu-sen Lin（林秋聲）的Der Liebespfeil. Eine Geschichte aus Gin Gu Ki Guan（《陳御史巧勘金釵鈿》），柏林，1938年；E. Butts Howell的The Inconstancy of Madam Chung,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Chinese（《〈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及其他中國故事》），倫敦，1924年；E. Butts Howell的The Restitution of the Bride,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Chinese（《〈裴晉公義還原配〉及其他中國故事》），倫敦，1926年；關於此選集的研究，見M. Cartier（賈永吉）的Le marchand comme voyager. Remarques sur quelques histoires die Chinku ch'i-kuan（《賈客：評〈今古奇觀〉中的若干故事》），載étude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offerts au professeur Jaroslav Prusek（《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獻給普實克教授》），第39—49頁。關於F. Kuhn譯作的中國版本，見H. Kuhn的Dr. Franz Kuhn (1884-1961). Lebensbeschreibung und Bibliographie seiner Werke（《弗朗茨·庫恩博士：生平及其著作目錄》），威斯巴登，1980年。

  [41]　德譯本，見F. Kuhn的Die dreizehnst?ckige Pagode. Altchinesische Liebesgeschichten（《〈十二樓〉：古代中國愛情故事》），柏林，1939年；F. Kuhn的Der Turm der fegenden Wolken（《雲彩塔》），法蘭克福，1975年。

  [42]　P. Hanan（韓南）的Judge Bao's Hundred Cases Reconstructed（《百家公案考》），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40期（1980年），第301—323頁。

  [43]　見Y. W. Ma（馬幼垣）的Themes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Lung-t'u kung-an（《〈龍圖公案〉的主題與角色考辨》），載TP（《通報》）第59期（1973年），第179—202頁；W. Bauer（鮑吾剛）的The Tradition of the Criminal Cases of Master Pao Paolung-an (Lung-t'u kung-an)（《〈包公案〉（〈龍圖公案〉）的傳統》），載Oriens（《遠東》）第23—24卷（1974年），第433—449頁；Y. W. Ma（馬幼垣）的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Ming Kung-an Fiction. A Study of the Lung-t'u jung-an（《明公案小說的版本傳統：〈龍圖公案〉研究》），載HJAS第35期（1975年），第190—220頁。

  [44]　比如R. H. van Gulik（高羅佩）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迷宮案》），東京，1951年；R. H. van Gulik的The Chinese Bell Murders. Three Cases solved by Judge Dee（《銅鐘案：狄公斷案三種》），倫敦，1958年；R. H. van Gulik的The Chinese Gold Murders（《黃金案》），倫敦，1959年。

  [45]　見W. L. Idema（伊維德）的Some Remarks and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p'inghua（《有關平話的若干評論與猜想》），載TP（《通報》）第60期（1974年），第121—172頁，另刊印於W. L. Idema的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中國白話小說》），萊頓，1974年；A. E. Mclaren的Ming Chantefable and the Early Chinese Novel. A Study of the Chenghua Period Cihua（《明代說唱文學與早期中國小說：明成化說唱詞話研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論文，1983年。

  [46]　見J. I. Crump（珂潤璞）的Ping-hu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kuo Chih（《平話及〈三國志〉的早期歷史》），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71期（1951年），第249—255頁；A. E. Mclaren的Chantefables and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the San-kuochi yen-i, Part I（《花關索說唱詞話與〈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探索》第1部分），載TP（《通報》）第71期（1985年），第159—227頁。

  [47]　見R. Ruhlmann（於儒伯）的On The Great Wall. Some Chinese Views of War, Aggression and Defense as expressed in a 14th Century Tale（《在長城上：公元14世紀的故事中體現的若干關於戰爭、侵略和防衛的中國的觀點》），載étude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offerts au professeur Jaroslav Prusek（《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獻給普實克老師》），巴黎，1976年，第259—273頁。

  [48]　A. Lévy卻認為《宣和遺事》不是平話；參見Y. Hervouet（吳德明）主編的A Sung Bibliography（《宋代書錄》），香港，1978年，第486頁。

  [49]　見W. O. Hennessey的The Song Emperor Huizong in Popular History and Romance. The Early Chinese Vernacular Novel Xuanhe yishi（《民間歷史與文學中的宋徽宗：早期中國話本〈宣和遺事〉》），密西根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W. O. Hennessey的Proclaiming Harmony（《宣和遺事》），安娜堡，密西根州，1981年；W. O. Hennessey的Classical Sources and Vernacular Resources in Xuanhe yishi. The Presence of Priority and the Priority of Presence（《〈宣和遺事〉中的舊籍材料與民間故事材料：優先的存在與存在的優先》），載CLEAR（《中國文學》）第6期（1984年），第33—52頁。

  [50]　見Ts'un-yan Liu（柳存仁）的Buddhist and Taoist In?uences on the Chinese Novel 1. The Authorship of the Feng-shen yen-i（《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第1集〈封神演義〉的作者》），威斯巴登，1962年。

  [51]　關於同名的較早作品的宋代評論，見Y. Hervouet（吳德明）主編的A Sung Bibliography（《宋代書錄》），香港，1978年，第370頁及以下。

  [52]　見酒井忠夫的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al Works（《儒家與善書》），載Wm. Th. de Bary（狄百瑞）主編的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明代思想中的自我與社會》），紐約，1970年，第331—362頁。

  [53]　封建時期總體如此，雖然形式各不相同；關於明初的歷史書寫，見Hok-lam Chan（陳學霖）的The Rise of Ming T'ai-tsu (1368-98). Facts and Fictions in Early Ming Of?cial Historiography（《明太祖（1368—1398）的興起：明初官修歷史中的事實與虛構》），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95期（1975年），第679—715頁。

  [54]　德文全譯本，見W. Eichhorn（艾士宏）的Heldensagen aus dem unteren Yangtse-Tal（Wu-Yüeh ch'un-ch'iu）（《吳越春秋》），威斯巴登，1969年。

  [55]　見R. Ruhlmann（於儒伯）的Traditional Heroes in Chinese Popular Fiction（《中國通俗小說中的傳統英雄》），載A. F. Wright（芮鶴壽）主編的The Confucian Persuasion（《儒教》），斯坦福，加利福尼亞州，1960年，第141—176頁；關於公元20世紀的長篇小說中英雄形象以至英雄類型的連續性，見Joe C. Huang的Heros and Villai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as a Re?ection of Life（《反映生活的當代中國小說》），倫敦，1973年。

  [56]　對說話的傳統於宋朝以前很早已產生的看法的批評，見Yau-woon Ma（馬幼垣）的The Beginning of Professional Storytelling in China. A Critique of Current Theories and Evidence（《職業說話在中國的開端：當前理論及證據批評》），載étude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offerts au professeur Jaroslav Prusek（《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獻給普實克教授》），巴黎，1976年，第227—245頁。關於小說與說話的關係，另見P. Hanan（韓南）的Sung and Yüan Vernacular Fiction. A Critique of Modern Methods of Dating（《宋元白話小說：現代考訂年代方法的批評》），載HJA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第30期（1970年），第159—184頁，及W. L. Idema（伊維德）的Storytelling and the Short Story in China（《中國的說話與話本》），載TP（《通報》）第59期（1973年），第1—67頁，刊印於W. L. Idema的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中國白話小說》），萊頓，1974年。

  [57]　見G. Foccardi（傅卡迪）的Lo Yeh. The Tales of an Old Drunkard（《羅燁：〈醉翁談錄〉》），威斯巴登，1981年。

  [58]　關於中國的長篇小說，見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北京，1959年）；R. E. Hegel的The Nov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中國17世紀的小說》），紐約，1981年；Y. W. Ma（馬幼垣）的The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 An Outline of Theme and Contexts（《中國歷史小說：主題與語境述要》），載JAS（《亞洲研究雜誌》）第34期（1975年），第277—294頁。

  [59]　見A. H. Plaks（浦安迪）的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i-shu（《四大奇書》），普林斯頓，新澤西州，1987年，重點見第5—52頁。

  [60]　見C. T. Hsia（夏志清）的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國古典小說》），紐約，1968年；德譯本，有Der klassische chinesische Roman. Eine Einführung（法蘭克福，1989年）。

  [61]　該長篇小說注重完整性的譯本，見C. H. Brewitt-Taylor（鄧羅）的San Kuo, 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三國演義》兩卷），上海，1925年；Nghiem Toan, Louis Ricaud的Les trois royaumes（《三國演義》三卷），西貢，1960—1963年；巴黎，1987年新版）；節譯本，見F. Kuhn的San Kwo Tshi （Die Drei Reiche）（《三國演義》），柏林，1940年；後以Die Schwurbrüder vom P?rsischgarten（《桃園結義兄弟》）為題刊行（科隆，1953年）。

  [62]　見A. E. Mclaren的Ming Chantefable and the Early Chinese Novel. A Study of the Chenghua Period Cihua（《明代說唱文學與早期中國小說：明成化說唱詞話研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論文，1983年；J. I. Crump（珂潤璞）的P'ing-hu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kuo Chih（《平話與〈三國志〉的早期歷史》），載JAO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第71期（1951年），第249—256頁；B. L. Riftin（李福清）的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Narrative（《中國歷史敘事的發展的諸問題》），莫斯科，1964年。

  [63]　見Ts'un-yan Liu（柳存仁）的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Romances of Lo Kuan-chung（《論羅貫中歷史小說的真偽》），載Ts'un-yan Liu的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和風堂散策新集》），萊頓，1984年，第212—288頁。

  [64] 《三國志通俗演義》，萬曆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序，第6頁上—第7頁下；見C. T. Hsia（夏志清）的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國古典小說》），紐約，1968年，英文本第38頁及以下，德文本第53頁及以下。

  [65]　見J. Chesneaux（謝諾）的The Modern Relevance of Shui-hu chuan. Its In?uence on Rebel Movements in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a（《〈水滸傳〉的現代意義：其對公元19和20世紀中國反抗運動的影響》），載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遠東歷史論集》）第3卷（1971年），第1—25頁。

  [66]　全譯本有S. Shapiro（沙博理）的Outlaws of the Marsh（《水滸傳》三卷），北京，1980年；J. Dars（譚霞客）的Shi Nai-an, Luo Guan-zhong. Au bord de l'eau（《水滸傳》兩卷），巴黎，1978年；部分近乎改寫而非嚴格迻譯的節譯本，是P. S. Buck（賽珍珠）的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內皆兄弟》），紐約，1933年；F. Kuhn的Die R?uber vom Liang Shan Moor（《梁山泊的強盜》），萊比錫，1937年。

  [67]　關於《水滸傳》流傳歷史的研究，有R. G. Irwin的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Novel. Shuihu-chuan（《一部中國小說的演變：〈水滸傳〉》），劍橋，麻薩諸塞州，1953年；R. G. Irwin的Water Margin Revisited（《重新審視〈水滸傳〉》），載TP（《通報》）第48期（1960年），第393—415頁；A. H. Plaks（浦安迪）的Shui-hu-chua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 Form. An Interpretative Analysis（《〈水滸傳〉與公元16世紀小說的形式》），載CLEAR（《中國文學》）2.1（1980年），第3—35頁。

  [68]　見John C. Y. Wang（王靖宇）的Chin Sheng-t'an（《金聖歎》），紐約，1972年。

  [69]　見C. T. Hsia（夏志清）的The Military Romance. A Genre of Chinese Fiction（《軍事傳奇：中國小說體裁一種》），載C. Birch（白芝）主編的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中國文學體裁研究》），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州，1974年，第339—390頁。

  [70]　見E. Widmer（魏愛蓮）的The Margins of Utopia. Shui-hu hou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ism（《烏托邦的邊緣：〈水滸後傳〉與明遺民文學》），劍橋，麻薩諸塞州，1974年。

  [71]　施耐庵的《水滸全傳》（北京，1954年），一百一十九回，第1793頁。

  [72]　Hok-lam Chan（陳學霖）的Liu Chi (1311-1375) in the Ying-Lieh Chuan.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Scholar-Hero（《〈英烈傳〉中的劉基（1311—1375）：一名學者英雄的演義》），載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澳大利亞東方學會會刊》）第5卷（1967年），第25—42頁。

  [73]　見C. T. Hsia（夏志清）的The Military Romance. A Genre of Chinese Fiction（《軍事傳奇：中國小說體裁一種》），載C. Birch（白芝）主編的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中國文學體裁研究》，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州，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