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詩話和筆記

  文人團體和新的公共領域

  在唐代，考生在詩歌方面的才能是選拔官吏時極為看重的。但到了宋代，這種重要性有所降低。儘管如此，還是總有通過詩作而自薦的例子，比如歐陽修。1023年，17歲的歐陽修「隨州取解，以落官韻而不收」，在1027年再次應考不中後，他便帶著自己的文章，去尋找可能的提攜者。在漢陽，歐陽修拜訪了當時在朝廷頗有名望的學者胥偃。胥偃看中了歐陽修的文章，便將其留下，翌年帶他到京城開封。歐陽修在京城取得了成功，這可能也離不開與其保持著密切關係的晏殊（991—1055）的幫助。歐陽修最初在洛陽使相錢惟演處任職，錢惟演周圍聚集著一批年輕作者，於是歐陽修得以與這些人接觸。他在洛陽的文人環境中生活了一段時間（1031—1034），其間所參與的多是慶祝活動，而不是過多的行政事務，大多時間閒散無事。在此後的年月里，他不斷地結識其他對文學感興趣的官吏。他從與梅堯臣的關係中受益良多。

  評價同時代作者的詩作以及探討過往時代作者的詩作，對文人來說仍是重要的消磨時間的方式。這種活動不只以娛樂為目的，而且具有價值導向的作用。在這種評價活動中產生的詩話體裁直至20世紀初一直受到歡迎。這類詩話因常具有逸事的性質，且包含對詩人們會面交遊的敘述，成為了解每個時期的文人生活的很好途徑。同時，哲學的發展也體現在這些詩話里。哲學雖說不總是影響著詩歌本身，但還是影響著人們對詩歌的思考。

  除去行政的官僚化，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千年之交以後的文學生活。不斷加深的城市化促進了圖書的交易，文學公共領域的產生喚起了新的娛樂需求。因此，在學者和候補官吏的詩歌外，適應不同興趣和偏好的通俗文學產生了。輯錄了笑話、逸事、筆記或其他有價值內容的書籍出版了，比如食譜，適合在集市旁講述的故事和唱詠的詩歌也以書的形式刊行。這些帶有民間色彩的作品以及被稱為應用文的作品雖然受到了文人的重視，但文人真正感興趣的仍舊是詩歌和對詩歌傳統的研究。這種研究或獨自在書房中進行，或發生在朋友和同道間。

  學者舉行會面，以高雅的方式消磨時光，這是一種被社會高度認可的活動形式，正如《論語》里所說的：「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103]這種會面不是靠單個的文人來推動的，而是以親戚師生關係或是同輩關係構成的群體為根本的組織形式。在這樣的群體中，有的人不問世事，有的人熱心於政治或社會事業，儘管各自有不同的興趣，文學仍舊是決定性的因素。最早的被稱為文社的文學團體，出現在建安時期的曹家周圍。如同在傳統中國，狹義上的文學始終處在教育精英階層的精神語境和政治道德語境中；文學團體也不只專心於文學，他們同樣專注於其他藝術形式，比如書法以及哲學和宗教問題。這種公共文學領域裡的活躍源於公元3世紀和4世紀的文人清談活動，而這些清談團體中最著名的就是「竹林七賢」，佛教徒中則有慧遠在廬山倡建的由普通教徒構成的白蓮社。即便在19世紀晚期日漸政治化的社團里，文學也仍舊是決定性的因素，比如1892年由楊衢雲組織的輔仁文社。輔仁文社成立最初的目標是創辦報紙和學校，不久卻發展成為某種革命組織，並於1895年捲入發生在香港的起義活動。當時，孫中山（1866—1925）也參與其中。

  在大部分文人的聚會上，飲酒有著重要的社會功能。在唐代的上層社會裡，已經有悠久傳統的聚會暢飲成了最受歡迎的消遣方式。飲酒常常會伴著複雜的規則，即所謂的酒令，這種酒令自漢代起就不斷被重新表述。[104]關於這樣的社交集會，除許多在這種場合或活動結束後寫的詩中有記述外，《太平廣記》里輯錄的有些文章以及宋代筆記中也有描述。其中，有種酒筵常常是在凌晨舉行，席間進行猜謎、擲骰子和抽籤的遊戲。但貴族的飲酒聚會最終還是屬於中古早期的現象。自宋代起，遵守飲酒的程序和規矩雖仍舊重要，但飲酒主要變為象徵性的，文人出格之舉的傾向被抑制，取而代之的是對清醒的推重。

  知名的文人，如白居易和元稹，常把朋友召集在身旁，與他們探討文學話題，舉行詩歌比賽，批評彼此的詩作。在11世紀的洛陽，耆英會的成員包括司馬光、富弼（1004—1083）和文彥博（1006—1097）這樣的學者。南宋的時候，詩社不只在城市以及城市周邊地區固定舉行，而且也會在較偏遠的，特別是風景優美的地方舉辦。有些重要的知識分子甚至為舉辦這樣的聚會修建了專門的場所，而這種場所也成了繪畫的題材。[105]

  詩人社團性質的改變可能最清楚地表現在自宋朝起流行的詩話體裁里。在過去，「自然」主題總是存在著的，不只被用來當作詩話的評價標準以及獲取詩人身份的途徑，它還能帶來的快樂，這主要是因為「自然」常與文人身處的現實相反。對詩人兼書法家王羲之周圍的詩人群體的記憶始終保持著鮮活，準確地說，是對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在蘭亭的聚會的記憶，酒杯由迴環的溪水送至參會者面前。這場聚會不斷被後世文人效仿。程頤在《禊飲詩序》里有這樣的記述：「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為泛觴之所。元豐乙末，首修褉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106]

  各類藝術在杭州文雅的環境裡得到了發展。杭州舊稱武林，在中國北方被女真人占領以後，成為南宋的行在。懂藝術的文人和富有的商人是這座城市的主角。各類表演者，如唱歌的、跳舞的、雜耍的，均有相應的觀眾。這些觀眾樂意接受這些表演，但主要是因為他們有相當的財力。當時杭州的娛樂場所被稱為瓦子，在《都城紀勝》《夢粱錄》這類就體裁而言當歸為地理書籍、廣義上講也應算作筆記的作品中均有記述，這兩本書的作者都不知名。此外，《西湖老人繁盛錄》和由周密所著的《武林舊事》也是同類作品。杭州的生活並非純粹的歡樂，很多的文人，特別是那些從北方來的文人，他們感覺南方的生活像是流亡。在他們看來，如今被女真人所占的中原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的根本所在。但也有不少文人感覺生活在杭州西湖畔及周圍的山谷中，就好比是生活在仙境裡。[107]

  

  至於交流詩作，則要考慮某個特定的主題或某種確定的聲韻，要麼所有參與者都依循某種押韻的格式，要麼通過抽籤確定每位參與者要遵守的規則。這樣的詩歌交流活動被稱為酬唱，酬唱的成果常被整理成集。[108]

  元朝初年估計有許多由忠於宋朝的詩人組成的社團，其中最著名的是「月泉吟社」。它因一部詩集而聞名，最著名的代表是謝翱（1249—1295）、方鳳（1241—1322）、吳思齊（1238—1301）和吳渭（生活在13世紀）。吳渭雖是這個詩社的主持者和組織者，是他讓這個團體聞名的。但關於他，我們再沒有更多的了解。後來的文獻中曾記錄此社團以「賦春日田園雜興詩」為主題來徵集詩歌。這次征詩活動在1286年秋至1287年春舉行，吸引了很多詩人。詩社在收到的2735首詩里評選出280首，最終選出60首結集。前30名獲得上等綢緞，前50名得到1筆墨，前60名還能獲贈月泉吟社最新的詩集。

  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宋朝的忠誠度逐漸降低，但總是不斷有這樣的人，他們更喜歡深居簡出，沉湎於閒暇無事的生活。詩人高啟（1336—1374）就是這樣，他曾如此描述他所在的文人圈子的氛圍：

  余以無事，朝夕諸君間，或辯理詰義，以資其學；或賡歌酬詩，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滯之懷；或陳几筵，以合宴樂之好。雖遭喪亂之方殷，處隱約之既久，而優遊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109]

  在此後的明朝，這種嚮往隱退的態度再次浮現，特別是明朝中期以後，即16世紀和17世紀初。當時，那些與書院關係緊密的甚或是書院組成部分的社團加強了對年輕人的培養，甚至部分地將他們組織起來。[110]當明朝的統治因清兵入關而分崩離析之時，這些人回想起了宋朝末年形成的忠誠和退隱的傳統，又重新醞釀出了這種態度。有些社團，比如由閻修齡創立的「望社」，潛心為詩，朝夕行吟，在某種程度上逃避現實，而其他社團則披著某種純文學的外衣來追求其政治目的。

  清朝統治者對學者的支持旨在減少此類主要存在於明朝末年的社團的吸引力，或至少使這些社團顯示出局限性。鑑於它們在明朝末年（尤其是清朝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只要是學者社團，都被清朝統治者以極大的不信任對待，在順治年間（1644—1661）甚至被明確禁止。[111]

  文學批評和詩話

  有關詩的標準的探討常包含戲謔與諷刺。這種戲謔與諷刺常出現在有關蘇軾的逸事裡：

  秦少章嘗云：「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112]

  詩的評價方式還有以詩評詩。金代最著名的文學家兼史學家元好問創作了《論詩絕句三十首》，其中第18首詩是這樣的：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113]

  這首詩把韓愈和孟郊的詩作了對比。孟郊的人生以憂愁為特徵，因此元好問借用了杜甫「死不休」的表達。元好問想說的是，孟郊的詩因詩人自身的愁苦而受到局限。在「高天厚地一詩囚」里，相對天地間的距離，孟郊的這種局限顯得尤為突出；同時，這句也暗指孟郊自己的話，孟郊曾在《贈別崔純亮》里問「誰謂天地寬」，在《冬日》里說「一生虛自囚」。孟郊的確是他的詩的囚徒，他迷失在了自己詩的世界裡，因為他總是努力去改進和完善自己的詩。

  隨著民眾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個人發表作品的情況越來越常見，雕版印刷和新的消費階層的產生為此創造了條件。這些作品常因它們不那麼成系統的特徵而被簡單地稱為筆記，這些所謂的筆記中也包括詩話。詩話不只探討文學文本和詩學原則，也被用來表達觀點，以逸事的形式記述事件。詩話雖始於歐陽修，但作為詩歌評價的集合，這一體裁能成為後世人喜用的比照和指引，這估計是他在寫《六一詩話》時完全沒有預見的。而歐陽修的作品正好滿足了當時的某種需求，這點可以從他同時代的司馬光為續歐陽修的作品而創作的《續詩話》中看出。首先視自己為史學家的司馬光認為，有關詩的評價也應當被記錄和流傳。

  宋代的名言集也可被當作最早的詩話，[114]這裡只提以下幾種：許的《彥周詩話》、嚴羽的《滄浪詩話》[115]、魏慶之的《詩人玉屑》[116]、蔡正孫的《詩林廣記》。後來最重要的詩話集，包括何文煥所輯的《歷代詩話》（序寫於1770年），和丁福保（1874—1952）為補《歷代詩話》而於1916年編輯的《歷代詩話續編》。丁福保還輯有《清詩話》，郭紹虞於1983年以《清詩話續編》補之。

  魏慶之《詩人玉屑》中「一字之工」一節記述了以下這個補字的故事，從中可見詩話文體之一斑：

  詩句以一字為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浩然云：「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兩字，亦焉得為佳句也哉！如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雲「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雲「疾」，或雲「落」，或雲「起」，或雲「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余謂陳公所補四字不工，而老杜一「過」字為工也。……足見吟詩要一兩字功夫，觀此，則知余之所論，非鑿空而言也。[117]

  對後來的詩學討論產生過深刻影響，比《詩人玉屑》和所有其他11世紀、12世紀的詩論都更為重要的是《滄浪詩話》。這部作品直接影響了公共輿論的形成，有些作者把嚴羽的規範用於具體的詩作和詩人，比如高棅（1350—1423）在《唐詩品匯》里就是如此，因而這部作品也影響了對過去詩歌的評判。

  《滄浪詩話》像是一種宣言。嚴羽把盛唐時期的詩看作真正詩學的完美實現，是自發性與適當性的結合。他認為這種完美只能通過某種更高的認識以及某種明顯受禪宗影響的妙悟取得。然而，嚴羽不只表述了詩歌的理想，也指出了引發詩歌沒落的一種「變」。他在中唐和晚唐時期的詩歌里就已發現這種「變」。嚴羽反對宋詩，特別是「江西詩派」的詩作。他認為，除去宋初的有些作者，如歐陽修和梅堯臣外，大多數宋代詩人的詩都是笨拙和枯燥的。與嚴羽觀點相對立的看法，在明代的「公安派」中達到頂峰，但「公安派」沒有創作出如《滄浪詩話》這樣的綱領性作品。這種對立或許是可以理解的。反對復古的「公安派」推重宋詩，特別是蘇軾的詩，將蘇詩看作範式，「公安派」追隨者反對像法古者那樣把詩嚴格地分為「正確的」和「不正確的」。

  例如，嚴羽在《滄浪詩話》里說：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118]

  這與朱熹和呂祖謙合撰的（或者說合輯的）《近思錄》里的這段話相似：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也。[119]

  嚴羽總被指責以禪喻詩。有些作者，比如錢謙益就認為，將詩與禪宗覺悟進行比較是不合適的，因為覺悟發生在語言之外，而詩產生於語言之中。但事實上，錢謙益或許並沒有理解嚴羽的意思，嚴羽只想把禪學與詩作類比。

  筆記

  在中國，筆記和隨筆與書寫本身一樣，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宋朝時，隨著新的公共領域的出現，隨筆作為單獨的體裁而形成。這種新的體裁體現出文人的某種分享自己零散記錄的需求。有關京城生活的筆記和笑話彙編，以及歷史及地理觀察彙編，同樣也可算作這種體裁。日記、遊記和神怪故事集也可被囊括其中。[120]其他文學體裁中使用的素材最初也常出現在筆記中。而蘇軾被認為是許多笑話集和逸事集的作者，同時，他也是許多逸事的主角，後來還成為北方雜劇中頗受歡迎的角色。[121]

  最早以筆記為名發表作品的是著名史學家兼政治家宋祁。他所撰的《宋景文公筆記》中既有對舊時典故的記錄，也有對奇聞逸事及其他事件的記述和觀察。雖然筆記所包含的題目種類不斷地在豐富，筆記最後也被用來收錄謎語和其他文學體裁，但個人歷史的書寫與筆記之間還是保存著某種特別緊密的關係。這是因為，個人的歷史書寫以及對新舊事件的記述，早在宋朝以前就已成為某種文官理想的內化表達。按照這種理想，個人同時是獨立的觀察者和批評者。[122]某些筆記成了常被引用的文化史的原始材料，其中較為重要的有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羅大經（卒於1248年）的《鶴林玉露》和周密的《齊東野語》。

  但若只把筆記作者所記述的東西看作隨手的筆錄的話，這種評價是不公允的。因為有些作品，如沈括（1031—1095）所撰的因其技術和自然科學部分而聞名的《夢溪筆談》[123]，或洪邁（1123—1202）所撰的以志怪形式包含許多諷刺內容的《夷堅志》，具有特別的性質。之所以把它們歸入筆記這一體裁，只是表示沒有更合適的體裁名稱。傳世的筆記作品中，《夷堅志》因其特別的文學價值而應被給予更多的關注。

  《夷堅志》自1161年來陸續成書，作者洪邁具有多方面的天分，且相當多產，他也以收藏和編寫文學作品聞名。[124]此外，他還撰有許多其他筆記作品，特別是分五集的《容齋隨筆》。《夷堅志》的內容多為異聞雜錄，是當時敘述作品取材的最重要來源，書中包含許多有文學價值的記述，有些還非常獨特。這部筆記小說集原有420卷，估計在14世紀的時候，就已殘闕近半，今傳本僅包括200多卷，大約2700個故事。它被看作《太平廣記》後最重要的小說集，其中的素材幾乎被後世所有的文學體裁所使用。[125]

  這部集的名字就是綱領性的，它取自《列子·湯問》。其中，在對「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的魚以及「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的鳥的描述後，有這樣的話：「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像夷堅那樣，洪邁也想記錄不可思議的、聞所未聞的事情。當他搜集奇聞異事的消息傳開後，就收到了從各處寄來的相關記述。他把它們陸續出版，逐漸取得當時讀者的肯定，就這樣，他輯成了中國歷史上內容最為豐富的小說集之一。

  《夷堅志》明顯承襲了志怪變文和傳奇的傳統。除去記述各種各樣的事件和現象，比如藥方或某些神秘教派的習慣，以及對宋代學者的詩文的記述，該書還特別包括了對一些異聞的敘述。於是，那些在唐代還被當作史料來看待，最晚自11世紀起卻不再被如此肯定的事件記錄，因《夷堅志》而得以傳世。該書繼承了歷史書寫的傳統，這點清楚地體現在洪邁的寫法中：他為故事註明日期，讓其發生在某些特定的地點，並將故事與某些歷史人物聯繫起來。他自稱所記述的都是發生在近60年的事情。

  同時，洪邁努力說明每個事件的原因，以證明自己是當時強大的理性主義潮流的代表；他還承襲了佛教因果報應的學說，因此在《夷堅志》的故事中，因果報應往往會發生在人物轉生之後。有關惡有惡報的記述同時有著這樣的意義，即因世間的不公而給讀者以補償。但在某些情況下，由神怪執行的過度懲罰又會被取消。[126]

  在許多故事裡，宋代風行的有關善惡最後可能相互抵消的看法也體現了出來。比如，書中有這樣的記述，某張氏女子夢裡被告知將被雷擊死，以此為前世某件不為己知的惡行贖罪。在最後時刻，出於對自己婆婆的擔心，張氏才得以免於這種命運。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數日，上管場亭戶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淚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風起，天斗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驚怖何，俄雷電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天赦汝。」又曰：「汝歸益為善。」[127]

  有關夢中遇見鬼神或其他超自然生物的記述相當普遍。若女子被罪惡的鬼怪以人形或蛇形引誘，那麼敘述者實際暗示的是這種不幸是該女子自己招致的，因為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守婦道的女子身上。但有時女性也因自身不帶偏見的行為而得到豐厚的回報。比如，《夷堅志》中有這樣的故事：有個衣衫襤褸的乞丐來到一家茶肆要茶喝，老闆的女兒恭敬地為乞丐沏了茶，且不收錢，這個乞丐便總來這間茶肆索茶喝。雖然茶肆的老闆不願看到他，但這種善行還是持續月余。某日，這個乞丐將自己剩下的茶給這位女子喝，女子因害怕這茶可能不乾淨而倒了些在地上。這時，有股異香升起。聞到異香後，女子便把這杯茶喝淨，且馬上覺得神清體健。這個乞丐告知女子自己是呂洞賓，要予她富貴。可這個質樸的女子只求得到長壽和相稱的財富。她最終如願以償。[128]

  還有些作品，比如劉斧（約1040—1113後）所著的《青瑣高議》（該書也收錄了其他作者的作品），有時也被歸在筆記中。但實際上，這些作品包含短篇和中篇小說，更應該被歸入《太平廣記》之類的書中。各類個人記述自宋朝起就逐漸增多，筆記也隨之增多，至今已有數百種刊行並流傳下來。此外，有些書則完全按照宋朝時流行的類書的樣子，將不同思想家的言論結集起來，這也是文學世界和教育狀況的某種表達，比如《近思錄》。1175年後的數年間，《近思錄》由朱熹、呂祖謙共同完成，摘錄了周敦頤、程頤和張載的言論，共有622條。

  隨著官吏制度的完善以及行政管理的逐漸專業化，某些官吏不可避免地把他們在文學方面的志向和追求轉移到了工作上，例如某些彙編中就有許多與作者為官生活相關的記述。但也有些作品完全專注於某一特定對象，有極高的文化史價值。有關海外地理的記述尤其值得關注，比如成書於1276年的趙汝適（1170—1231）的《諸蕃志》。此書是作者任提舉福建路市舶司時所寫，記載了各國的風土物產。[129]

  陸九淵的《象山先生全集》成書於公元13世紀，近半是書信。諸如書信之類的文學樣式在許多作品中可見，某些作者的作品甚至多由這樣的文學樣式構成。此外，許多在今天被作為標準本使用的全集實際是後世編纂的結果，如《朱子全書》就是由李光地（1642—1718）等奉敕編修，該書完成於1714年，其原始材料來自《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語類》。《朱子語類》為朱熹的學生及再傳弟子最初於1270年出版，共140卷，實際是朱熹的講學語錄。

  遊記

  還有一類常被歸為筆記的作品就是遊記。到了宋代，筆記逐漸增多，它一方面承襲了《穆天子傳》的寫作傳統，記述旅行見聞或佛教朝聖見聞的傳統；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某種詩歌和散文形式的風景描寫（特別自謝靈運和柳宗元起）的影響。[130]這些旅行描寫多以日記為基礎，在結構上也顯示出與筆記這一體裁的關聯性。因而，日記就體裁而言要歸於筆記當中。這並非偶然，其特點就是每日記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陸游於1170年成書的日記體遊記《入蜀記》。[131]

  有關旅遊時注意事項的說明早就存在，比如沈括就有這樣的作品傳世。旅行因商路的改善而變得更方便。此外，按照官吏體制和輪換制度，官吏要定期前往新地任職，旅行變得越來越平常。[132]這樣，遊記因其實用性而成為受歡迎的讀物。於是，除了實用的說明，許多作者會在記述中盡顯自己的文學知識和造詣。

  遊記既有關於短期出遊的，也有關於較長時間的旅行的。蘇軾的《石鐘山記》記述的是短期出遊。這篇遊記首先對有關石鐘山的記錄提出疑問，[133]然後註明準確的日期，描寫自己的出遊過程以及遊覽過程中聽到的山的「鏗然有聲」。結尾處，作者批評了那些在他之前雖然記述過這種自然現象，但並未查實這種現象及其原因的作者。文章所包含的探究事物本質的風氣是當時中國的自然觀察的特徵，也反映出11世紀人們看待事物時尤為突出的理性主義視角。

  有關使者出使的記述與那些到某些具體地方（比如山或湖）進行短期旅遊的記述性質不同，更不用說與那些描寫前往某地任職的路途見聞或前往外族居住地的旅行見聞的差異了。[134]還有一種遊記與旅行路線的特殊性有關：由於較遠的旅行常藉助船隻，經由江河或運河完成，許多遊記幾乎就是河流走向的描寫，這一點也反映在了它們的書名中。[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