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正統與自由之間：文官的文本（900—1350） 25. 科舉、印刷術和審查

  類書和手冊

  宋朝（960—1276）時，某些之前只是初露端倪的發展得以興盛。唐朝的統治土崩瓦解之後，五代時期（907—960）中國某些地區的文化和經濟的進步極大地動搖了舊統治階層的地位。因此，唐朝的結束同時被視為中國中古時期貴族社會的終結。[1]這些變化改變了宋朝文人的處境。國家科舉考試制度越發重要，印刷術的普及使更廣泛的居民群體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也促使他們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考試制度、行政管理的需要，加之印刷術提供的新的可能性，所有這些都促進了各種類書、手冊和文集的編寫。建立於公元960年的宋朝希望通過對知識和傳統的整理來為自己正名。[2]

  以文字方式保存的遺產浩如煙海，因此，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產生了對它們進行整理的需要，以及對某種方便使用這些以文字記錄下來的知識手段的需求。編纂類書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漢代，並在唐代經歷其初次繁盛。那時，標準化的知識成為成功完成各項國家考試的前提條件。在此後的幾個世紀裡，許多皇帝都把支持和資助包羅萬象的類書的編寫視為己任。因為這些官方的努力，有些可謂鴻篇巨製的作品得以產生。它們大多不是由單個作者，而是由專門的委員會纂錄而成，就規模而言，在任何其他的發達文化里都無可匹敵。

  

  當時，類書的編排原則並不總是相同的。它們同樣取決於每部作品的整體構思，也取決於每部作品的委託者及編寫者的世界觀。類書，所謂按類整理的書籍，這個名字本身就指向分類編排方式與宇宙秩序理念間的密切關聯。這種關聯在文藝理論里也有清楚的體現，[3]反映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基本特徵，即對自然和人類世界的所有現象進行分類，將它們區分為「類」和「子類」。

  學子將這些類書和會要（匯集的典章制度）視為教科書，文人把它們用作工具書和指南，官員用它們來指導實踐，在歷史前例中為自己的決定尋找依據，詩人則在其中尋找前人的名言警句。類書就這樣為學者、詩人以及中國文學裡豐富的指涉提供了有益的環境，在某些時候，這類書甚至是這些言外之意產生的前提。因此，將類書稱為「中國文化最典型的創造」肯定是有道理的。[4]

  可歸為類書的作品特徵迥異，它們之間的界線並不總是很明確。特別難區分的是首先作為引言彙編的類書和按類整理的文集及同樣按類編排的詞典，而類書又很可能發源於詞語注釋和詞典，這使得進行此類區分變得尤為困難。成書於公元前2世紀、分為19篇的《爾雅》和劉熙（生活在公元2世紀）的《釋名》就可以被看作類書的前身。同樣可以被看作類書前身的還有格言和哲學類作品，如劉向的《說苑》和《風俗通義》。

  最早的類書是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所撰的《皇覽》。此書據傳共40部，120卷，為後來許多類書所提及。其他早期的以殘編形式保存下來的類書有成書於公元522年但作者不詳的《雕玉集》以及成書於公元7世紀初的《編珠》。最早的保存完整的類書是虞世南所撰共160卷的《北堂書鈔》和公元620年由歐陽詢主持編修的《藝文類聚》。這兩部作品要歸為文學類書類，其中引用了許多已經散失的作品。徐堅編纂的《初學記》正如書名所示，為學生查檢事類所用。全書分為23部和313個子目，內容以政治為主，但也涉及宗教、動物學、天文學、風俗和其他。[5]

  在唐朝時，就像其他領域那樣，文學和類書也開始專門化。以前那種綜合性的類書為處理單個題目的專業性類書所替代，其中以像《唐六典》這樣的官府公文彙編為主。考慮到國家考試越來越重要，這也不足為奇。杜佑所撰的記錄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典》最為清楚地反映了唐朝後期理性化的趨勢。[6]杜佑的作品分九類，凡200卷。與此不同的是，南宋鄭樵撰修的《通志》則遵循了《史記》的編纂原則。

  《通典》後最重要的類書是馬端臨（約1254—1323）於1307年完成的《文獻通考》，[7]其續編為王圻（約1565—1614）所撰的《續文獻通考》。不可不提的一部類書是成書於1322年的《元典章》，這本管理細則也是了解那個時期文化和社會史的重要文獻。特別是像《唐大詔令集》（成書於1070年）和《宋大詔令集》（編撰於1131年至1162年間）這樣的作品，除去其作為歷史文獻的價值，寫作風格也成為後世的典範。

  對文學傳承有著特殊意義的類書是宋代早期的「宋四大書」：成書於公元983年的《太平御覽》，[8]成書於公元978年、主要採錄小說筆記的《太平廣記》，[9]成書於公元987年、輯集詩文的《文苑英華》，以及王欽若（962—1025）所輯採錄宋朝以前統治者和官吏傳記材料的《冊府元龜》。「宋四大書」的前三種均由李昉主持編寫。宋代的類書中還必須要提到的是王應麟（1223—1296）所輯的《玉海》。此書凡200卷，包含參加最高級國家考試的考生所應具備的知識。[10]

  明朝初年成書的《永樂大典》可以說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最多時曾有超過2000名學者參與編纂。這項工程由明太祖（1368—1398在位）敕令編寫，直至明成祖朱棣（1402—1424在位）時才付諸實施，最終於1409年完成，有11000冊，共22877卷。今天只存殘篇，某些條目引用了翔實的文史記載。[11]規模較小且流傳較廣的是類書《三才圖會》。三才指的是天、地、人，這部作品由王圻所輯，序中註明時間為1607年。本書以圖像說明為主，而非輯錄文史記載。中國類書的頂峰是成書於1725年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5020冊，分10 000卷，6109部。[12]其他類書涉及專門的知識領域，比如各類本草文獻，這種類書專注研究植物，特別是有藥用價值的植物；[13]還有的記錄編織技藝、灌溉方法或農業技術。而方志和地方志則自成體系，記述道府州縣的歷史地理和文化經濟。

  文學教育

  作為踏進仕途的前提，國家考試越來越重要，人們對文學教育的態度因此改變也不足為怪，但我們並不清楚能讀書寫字的人所占的比例，對當時人受教育的程度也只能推測。占人口3%～5%的受過一些教育的男性居民（按其時大約一億的總人口計算是300萬到500萬間）估計都認為自己屬於文官階層，稱自己為士大夫。而他們當中真正取得職位的可能不足20%。據賈志揚（John W. Chaffe）的分析，每年有約20萬人參加府試，其中只有差不多1%的人能通過考試，[14]當然，各地區的情況可能差別很大。古時的中國，教育方面的努力似乎只涉及男性居民。而在女性居民中，只有那些出身上層社會或貴族，或者那些出家為尼者，才有機會接受教育。在這方面，地區間的差別也相當大。

  教育日益制度化，而許多採用佛教寺院制度的學校和書院扮演著突出的角色，[15]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因此發生了變化。寺院承襲的書寫文化可通過在敦煌發現的大多出自唐人的手稿窺見大略。如韓愈佐證的那樣，[16]師生關係自唐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禪宗寺院裡的師徒關係的影響，這種關係既創造了新的社會關係，也因其常常超越地區的性質而構成了某種與占統治地位的地區結構相對的力量。「從根本上人是可教育的」的觀念雖然在古代就已經存在，[17]且菩薩普渡世人的觀念在中國得以被接受，[18]但自此童年被認為是生命里單獨的階段，是教養和教育的階段。[19]通過石刻所記載的某官辦小學的學規，我們可以知曉那些已有些基礎的男童的學習狀況：

  教授每日講說經書三兩紙，授諸生所誦經書文句音義，題所學書字樣，出所課詩賦題目，撰所對屬詩句，擇所記故事。

  諸生學課分為三等。

  第一等。

  每日抽籤問所聽經義三道，念書一二百字，學書十行，吟五七言古律詩一首，三日試賦一首或四韻，看賦一道，看史傳三五紙，內記故事三條。

  第二等。

  每日念書約一百字，學書十行，吟詩一絕，對屬一聯，念賦二韻，記故事一件。

  第三等。

  每日念書五七十字，學書十行，念詩一首。[20]

  在極少的情況下，結束學校教育也同時意味著準備考試的完成。大多數學生是藉助家庭教師，之後通過在書院的學習來準備考試，但主要還是通過不懈的自學。這個過程經常要用幾年的時間，有時是幾十年。

  那些建立了真正圖書出版業的新興城市中心對教育事業的擴大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少作者受到鼓舞，希望他們的作品能被更廣泛的公眾所了解，這又使得有些作者能通過寫作或編輯工作維持生計。如前所述，圖書印刷技術的完善最初主要是因為佛教徒需要儘可能多地複製佛教文本。但圖書印刷不久後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的力量，卻不再是因為宗教的需求，而是因為貿易和管理中對表格、手冊和課本的大量需求。對學習的渴求，特別是讀書寫字能力的渴求，一直以來就是儒家傳統的組成部分，但在根本上也為佛教僧侶階層的教育傳統和組織形式所影響。居民受教育比例的不斷提高，圖書印刷技術的發達以及培訓和考試業的繁榮與國家的考試制度彼此聯繫緊密，它們有時相互妨礙，但大多數時相互促進、相互推動。

  由於全面徹底地掌握最重要的文本被認為是踏上仕途的前提，對男童的教育很早便開始，並且是藉助初級課本和比較簡單的作品。其中一本教授讀書寫字的初級課本就是《三字經》，它被認為是《玉海》的作者王應麟所著，但實際上可能在元統治時期才成書，此後它便無處不在。三個字組成的句子適合教學，人們早就發現了這點，這從朱熹的學生、理學家陳淳（1159—1217）的言語裡便可得知：

  予得子，今三歲，近略學語，將以教之，而無其書，因集《易》《書》《詩》《禮》《語》《孟》《孝》經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協之以韻，名曰訓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又以其初未能長語也，則以三字先之，名曰啟蒙初誦。（後略）[21]

  所以，如陳淳佐證，《三字經》是有前身的。[22]其他初級課本還有包含568個姓的《百家姓》和據稱是周興嗣（卒於521年）一夜白頭寫就的《千字文》。通過《孝經》，青少年要學會如何在社會關係中正確行事。為此，他們常常被要求以範例為鑑，就像呂本中（1084—1145）所著《童蒙訓》里所輯錄的那些一樣。

  在蒙學課本中，我們可以看出哪些道理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比如陳淳的這本蒙學課本完全受到唐和唐以前貴族道德傳統的影響，雖然它在形式上已與像著名書法家虞世南所著的《兔園冊》這樣的在宋代還廣泛流傳的舊蒙學課本有區別。《三字經》里，總是三個字構成一個意思或一句話，四至八句話構成一個段落。整本書共1068個字，不同的字卻只有514個。這些字里只有少數是複雜的，而大部分筆畫較少，所以這本以教授儒家禮法為主要意圖的蒙學課本既容易讀又容易記。雖然《三字經》的使用在民國時期已明顯減少，章炳麟還是在1928年進行了重訂，然而他的做法仍無法阻止新課本的傳播。舊的蒙學課本已經過時，並受到猛烈的攻擊，但隨著1981年4月《新道德「三字經」》在上海出版，這種課本的形式又重獲新生，而宋朝以來許多的蒙學課本都沒有獲得像《三字經》這樣的成功。

  各種手冊、課本和工具書的增多不僅使教育更加普及，對待文本的方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書法因而也重新得到評價。由於那些需要長期保留的文本也必須印刷，書法便成了純粹的藝術形式和自我修養的手段。文本如今更容易獲取，所以也不用像以往那樣熟記它們，印刷技術在帶來方便的同時，也重新挑起了爭論，即教育的最高目標是追求全面的類書式的知識，還是應當關注其根本和精華。

  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是宋朝社會重要的構成部分。如果某府的居民認為考試本身有不當之處，那麼有時確實會發生動亂。[23]這樣的情緒很容易理解，因為考試成績關係到不只個人的而且是整個家族的命運，而地位、權力和財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取得的職位。儘管除國家考試外還有其他能取得職位的途徑，比如推薦、買官，通過與高官的親屬關係或經由輔助性的職位而升遷，但那些通過國家考試取得官職的人不僅享有最高的威望，也有最好的升遷機會。這當然是宋朝統治者制定相關政策的結果。考試制度作為制度化、形式化的程序自公元589年就已存在，到宋朝才成為選拔官吏的基本手段。隋唐時期，國家考試置六科，其中三科以專業考試（法律、書法和數學）取士；其他三科以綜合知識考試取士，分為秀才、舉人以及最高等最重要的進士。唐朝時，那些能參加在都城按確定周期舉辦的考試的考生，或是經由府的官吏的推薦，或是要完成在京城學校的學業。

  當然，考試制度總有它的批評者，有些人批評的是考試制度的某個方面；而另一些人，比如鄭樵，則從根本上反對它。有關考試制度的改革中最著名的也是影響最大的要數歐陽修推行的改革，這些改革不斷重新定義著自宋朝以來與國家考試制度緊密相連的教育概念。

  對那些想要參加考試的人來說，備考不僅占據著他們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而且常常也占據著他們成年的大部分時間。成功通過殿試的考生平均年齡通常在35歲，在公布的考生名單里，不只有才成年的考生，也有已過六旬的考生，這種情況的產生有很多原因。有些人因為不利的條件很晚才完成必要的學業，而有些人由鄉試經府試、省試再到殿試的過程是相當吃力的，考試不合格的情況時有發生。但考試不合格並非總是因為考生的能力不夠，而是常為名額規定所限，根據這樣的規定，只有一定數量的考生可以通過考試，特別是每級考試都規定了通過的比例。[24]在這種考試制度下，只有很少的考生能夠參加殿試，他們的教育目標基本上是被這種考試制度的要求所影響，即便年歲已高，他們也並非沒有通過考試取得官職的希望。

  為準備國家考試，考生要學習歷史、詩賦和儒家經典。後者包括五經：《論語》《孟子》《書經》《詩經》《易經》；三種禮制經典，即《禮記》《儀禮》《周禮》，還有《春秋》及其「三傳」，自南宋起還包括《孟子》。對官吏制度有詳細研究並對其改革提出過重要建議的范仲淹（989—1052），在他寫於1030年的文章里闡述了這些文本對政治道德和社會教育的意義：

  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鑑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25]

  對考生的要求當然不只限於對這些經典的認識。南宋時殿試分為三個部分，最後部分的題目或為經義或為詩賦，而前兩部分的內容是就哲學或政治的根本問題進行討論，謂論；而對政治或行政實踐中的三個問題提出建議，謂策，這裡涉及的問題完全可能是複雜的實際問題。在這兩部分的考試里，經史知識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在論述過程中使用歷史上的例子或至少指示這樣的例子是非常重要的。參加經義考試的考生在考試的第一部分要回答他們自己選擇的有關經典的三個問題，並回答有關《論語》和《孟子》的各一個問題，而那些專注於詩賦的考生要就某個提給他們的確定題目寫作詩賦各一首。為了能通過這樣的考試，對這些最重要文本的準確掌握，甚至是逐字逐句的掌握是必要的。這當然也從根本上影響了考生的學習行為。

  印刷技術和審查制度

  印刷技術的普及當時就被認為是進步的特徵，後來也總是這樣。比如，錢大昕在他的《補元史藝文志》序中寫道：

  唐以前藏書皆出鈔寫，五代始有印板。至宋而公私板本流布海內。自國子監秘閣刊校外，則有浙本、蜀本、閩本、江西本，或學官詳校，或書坊私刊。士大夫往往以插架相夸。[26]

  私家圖書館成為地位的象徵，有些文人對收藏書籍有著相當的熱情，至少自宋朝起就出現了許多私家藏書的目錄。它們提供給我們一些如今多已亡佚的著作的信息，其中有的散見於知名的收藏地。這些著作不只被收藏在中國，還有大量被藏於國外，比如日本。但私家圖書館卻仍不及國家圖書館，特別是皇家的圖書館。皇家圖書館的收藏不只包括文物和象徵權力的物件，也包括繪畫、書法和書籍，它們還擔負著代表皇權的功能。[27]

  女真人和元朝統治時期，圖書館事業和圖書印刷技術得到了推動，因為這樣做有利於構建朝廷統治的合法性。[28]大規模的編纂工程，比如18世紀編纂的《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通常也有著這樣的目的，即通過僱傭關係建立責任關係，以此消除文人特別是那些舉足輕重的文人對政府的抵抗。至於這樣的工程在多大程度上也被用來禁毀不利於政府統治的著作，仍然存在著爭議，[29]但在這裡面，國家對審查的需要肯定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古代中國的統治者總是傾向於把批評性著作看作國家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把它們當成對衰落的批評。因此，批評必須經過巧妙的偽裝，為的是不直接以批評的形式出現。[30]秦始皇焚書的記載雖有誇大的嫌疑，但自那以後，焚書、禁書以及作者因作品而受到迫害是尋常的事，為證明審查的正當性而提出的論據有時不只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如韓愈在他的《原道》里就要求焚毀佛教和道教的著作。漢以後，中國民間確實流傳著許多預言性的或另具神秘性的文本。它們多披著道教的外衣，[31]常為顛覆性的活動提供口號，比如《推背圖》。[32]

  大量公布禁書目錄，以求審查的全面徹底，這是明朝以後的事。當然，這也反映了印刷技術的普及。[33]乾隆年間（1736—1795）的審查制度尤為嚴格，這一觀點並無異議。然而，中國學界後來對此特別強調，也是因為這裡涉及的是滿族統治時期的審查制度，相比之下，對其他壓制措施的評價常常要緩和很多。但通過乾隆時期的審查，我們能夠對封建後期的審查行為有更詳細的認識。其時，曾有過詳細的有關審查的規定。

  在判定某本書是否要禁時，主要是看以下八個方面：

  這本書是不是反對朝廷或鼓勵起義的？

  這本書是否損害了被朝廷引為範式的過往朝代的聲譽？

  這本書是不是對邊境安全和穩定有著戰略意義的地理學著作？

  這本書是不是被排斥的作者的著作或包含在該作者的著作中？

  這本書是否包含有關儒家經典的非正統觀點？

  著作的風格是否有文學性？

  對滿漢關係的描述是否會產生不利影響，特別是在關係緊張時期？

  這本書是否與某些政治團體或組織，特別是明朝末年的這類組織有關？[34]

  許多著作因各種形式的審查而被禁毀，但有些著作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被特別小心地收藏起來，得以保存。[35]這些審查措施對文人的意識本身造成的後果可能是最顯著的，特別是通過教育，某種潛在的自我審查和自我調整已經成為自然的傾向。

  審查措施不只涉及那些容易引起政治爭論的著作，也涉及那些被認為有傷風化的著作，「精神污染」也被認為是危害國家的。如自元朝起，首先被審查的都是一些讀者廣泛，而內容與儒家正統和倫理要求相背的作品，特別是小說和戲曲。[36]這種嚴格是儒家學說發展成為意識形態的漫長過程的結果。自漢朝起，它開始成為國家的正統學說，而此前則是各家爭鳴的多元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