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唐代的偉大詩人
2024-10-09 12:09:35
作者： 施寒微
初唐的宮體詩
唐代，特別是公元8世紀，可謂中國文學當之無愧的鼎盛時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時期從形式和文體上都完善起來的古典詩歌。但在相當程度上，對唐詩的推崇是之後幾百年裡理想化評判方式的結果，人們將這個時期的作品視為典範，使後世的所有其他作品都相形見絀。
因為唐代有浩如煙海的詩歌作品，所以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就已經有文學評論者對唐代的文學創作劃分時期，並在作家之中區分高下，例如13世紀早期的嚴羽。李攀龍（1514—1570）從數量眾多的唐詩中選出465首，收入《唐詩選》；後來的《全唐詩》收錄2837位詩人的49 403首詩（前言為1707年），並將這些詩按下面四個時期收錄：
初唐：約618—712
盛唐：713—765
中唐：766—835
晚唐：83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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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個時期中，盛唐最受關注，盛唐時期出現了幾位著名詩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杜甫，他被有些人視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此外還有李白、孟浩然（689—740）和王維。除了上面已經提到過的詩歌集，我們還應關注《文苑英華》，這部完成於公元987年的文集收錄了唐代的詩歌和散文，共1000卷。
如果沒有前代的發展，我們無法想像會有唐代的文學作品及其繁榮，這個過程始於建安時期，在之後的幾百年中，又經大量文人及文人群體而繼續。在中國經歷了幾百年的分裂之後，隋文帝（581—604在位）統一了國家，並將政權中心建立在中國北方。在之後，他因為對樸素和簡潔的追求，開始壓制流行於南方的宮體文學作品，特別是所謂的「宮體詩」。皇帝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大臣李諤（生活於公元600年前後）的支持，李諤為此撰寫了《上書正文體》[42]。在這些措施之下，隋朝宮廷中出現了一批具有濃重教化意味的作品，但南方的文體風格並沒有馬上失去主導地位，初唐時期的詩歌從根本上可以看作六朝時期文學風格的延續。[43]文學作品的教化特徵是隨著公元8世紀到9世紀的思想詩以及帶有批判性質的敘事詩的發展，才在大範圍內推展開的，人們並不是在一開始就找到了可有效替代宮體詩的形式。
隋代反對宮體詩的人物中有兩個值得一提，他們的影響一直延續到唐代，這兩個人就是魏徵和李百藥（565—648）。從李百藥的作品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他先是如何身體力行地擁護隋朝的新文風，反對宮體詩，後又如何在唐太宗的宮廷中慢慢地放棄了新文風，轉而支持宮體詩。魏徵的詩流傳到今天的只有4首，如果不是因為他重要的歷史地位，加之他的《述懷》被李攀龍放在《唐詩選》的首要位置，那麼他的文學作品恐怕不會引起多少關注。李攀龍之所以這樣做，也是為了表達他對魏徵棄文從政，甚至對於擁護戰爭的做法的支持。魏徵的詩這樣開頭：[44]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還有一個事實證明了初唐時期南方宮體詩傳統的延續。李世民在即位之前的公元621年，就曾集18位文學家建立「文學館」，這些人中包括著名的經學家孔穎達和歷史學家姚思廉（卒於637年）。「文學館」中有詩作傳世的三位文學家都來自東南地區，其中的兩位——虞世南和褚亮（558—645）都曾受徐陵的資助，而徐陵則是「宮體詩」詩人中最著名的一位。虞世南所著《北堂書鈔》是中國早期最著名的類書之一，這是他在隋秘書郎任上編的。
虞世南曾受徐陵的資助和影響，強調道德意義的風氣也同樣對他產生了影響，他所作的描述邊塞戰爭和戍邊士兵生活的詩從數量上超過了他的「宮體詩」。在唐代，軍事題材很流行，對勇武之氣的輕視甚至貶低是隨著社會情況的變化而開始的。這種輕武之氣雖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但是到了宋代已蔚然成風。唐代時，出於保障貿易的目的，國家在北方邊界投入大量的軍事力量，這使得「邊塞詩」盛極一時。在這類詩中，駐守邊疆的官員們除描述自己戍邊的經歷外，也會講述戰事或士兵的日常生活。[45]這種「邊塞詩」的傳統可以回溯到《詩經》，特別是從樂府詩開始的從軍題材的詩歌，例如樂府詩「從軍行」這個舊題在唐代仍經常被用到。唐代以創作這類從軍詩或邊塞詩著稱的詩人有高適（約700—765）和岑參（約715—770），此外，王昌齡、杜甫甚至李白都曾經寫過從軍詩。楊炯（650—約693）也曾在一首《從軍行》中表達了從軍的願望：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46]
有些表達和說法影射的是當時的事件或前代的文學作品，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應該是能夠直接辨認出來的，但對學生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來說，要理解這些影射還是有困難的。為了給這些人提供幫助，也為了對用於學習的經典進行統一，除上文中已經提到過的辭書之外，人們還編寫了類書和文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初唐時期歐陽詢等人奉皇帝之命編纂的類書《藝文類聚》，以及徐堅（659—727）所編綜合性類書《初學記》。有願望寫詩或接到任務要就某個題材寫詩的人可以在這些書中尋找建議，對後世撰寫註疏的人來說，這些著作也可以幫助他們理解那些晦澀難懂的部分。因而，如果要從文學理論的角度研究某個比喻或概念在使用方面的變化，就不能不用到這些類書。
對前代詩歌的挖掘使舊的詩歌傳統重新煥發生命力，同時也利於新舊融合。例如與宮體詩相比顯得過於樸素的陶淵明的作品，在今天，陶詩被認為是中國唐代之前最成熟的詩作。公元6世紀早期的蕭統《文選》就使他免於被遺忘，王績（約589—644）更是將陶淵明當作仿效的對象，他的效仿不僅體現在文學創作上，同時也體現在人生態度上。在陶淵明所代表的好酒、特立獨行的田園詩人形象中，王績在「宮體詩」以及從道德角度出發對這種浮華風格的批評之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至於王績在現實生活中是否也嗜酒，是否也無心為官，這一點我們很難判斷，因為就像從當時流傳下來的許多資料一樣，事實、傳說和假託之作經常根本無法釐清。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舊唐書·王績傳》所稱王績歸隱田園30年實際是杜撰的，我們只能將這種杜撰的意圖解釋為歷史學家想給他塑造隱士的形象。比起歷史著作，我們對詩歌的記述要更加謹慎，因為詩歌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詩人自己的，特別是記錄在自序中的那些。我們只能將已經約定俗成的題材當作前提去理解，諸如嗜酒、無妻無子等經常只是對某種題材或情緒的借用，其中最重要的信息並不在於作者說了什麼，而是要看他的作品與之前的同類作品相比改變了什麼。
王績簡潔的語言和簡單的句式被認為是矯飾造作的宮體詩中的一股「清新的風」，這種風格體現了他對阮籍和陶淵明等隱士詩人的重新發掘。他對阮籍的看法與魏徵對阮籍的看法正好相反，後者將阮籍視為對魏國的滅亡深感痛心的道德之士，而王績與很多詩人一樣，都從阮籍和陶淵明的歸隱中看到了某種理想的實現。他們並沒有考慮到這些歸隱之舉中存在的矛盾，這說明王績所感興趣的並非這些隱居行為的思想前提及其與生存環境之間的關係，而是與之相關聯的氛圍以及由此引發的情緒。[47]這種慕古之風以及對前代和前代人物浪漫化的曲解，越來越成為唐代文學作品的特徵。[48]
從公元8世紀早期開始，人們開始放棄宮體詩。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主要跟「初唐四傑」聯繫在一起，包括上文中已經提到過的楊炯以及王勃（約650—676）、盧照鄰（約637—約686）和駱賓王（約638—684）。儘管這四位詩人的共同之處更多的是在駢文而非詩歌方面，且除此之外，他們之間也並沒有什麼關係，但後世總是將他們視為一個團體。在中國的文學史中，我們經常能看到這類的合稱。這四人的一個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遠離宮廷，並憑藉個人色彩極強的詩歌著稱於文壇，他們為盛唐時期較宮體詩樸素以及個性化的風格奠定了基礎。
陳子昂被認為是公元7世紀真正對「宮體詩」進行了革新和超越的詩人，[49]杜甫曾將他歸入「復古」一派，包括韓愈在內的許多詩人都曾盛讚他，韓愈更是將他視為詩歌創作巔峰期的真正開創者。[50]元朝時，元好問（1190—1257）稱讚陳子昂的功績堪比「平吳」，在這裡，元好問指的是南方的「宮體詩」以及地方特點在詩歌風格轉型時期的作用。[51]從公元7世紀末開始，北方冷硬的風格開始流行，這與長安當地的方言逐漸成為標準語顯然是有關係的。元好問將陳子昂的文學成就與范蠡的平吳事業相提並論，說明不僅是書法，中國的文學也以一種理想化的方式，對中國越來越受到壓制的勇武與俠義傳統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補償。
雖然後世對初唐時期的詩歌有很多貶低之詞，但我們應該認識到，詩歌（特別是律詩這一形式）的發展基礎恰恰就是在初唐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武則天時期及她之後唐中宗時期的宮廷詩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詩人是宋之問和沈佺期，他們被視為律詩形式的完善者。
宮體詩被帶有更鮮明個人特色的詩歌取代，並非一蹴而就，這實際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一些已經被歸入盛唐時期的詩人的作品中，我們依然能看到這兩種風格的並存，例如張說（667—731）和他舉薦的張九齡（673或678—740）的作品。張九齡不僅與宋之問、沈佺期交好，同時也與王維和孟浩然交好，但是他的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公元720年到740年間，所以他被歸入盛唐時期。除了大量帶有盛唐時期風格的詩歌作品，他還延續陳子昂的風格，創作了大量復古風格的詩歌。
盛唐時期（713—765）
最早的典型盛唐風格的代表詩人[52]是王維和孟浩然。[53]這兩位詩人的名字經常一起出現，而他們的確不僅個人經歷類似，在對自然的細膩描寫方面，他們也有共通之處。在王維詩中，這種細膩描寫尤甚。王維少年早熟，15歲時來到京城洛陽和長安，並在那裡成為王公貴族的寵兒。直到今天，王維依然受到人們的喜愛。恐怕沒有任何一位唐朝詩人像王維那樣擁有如此之多的外語譯本，而他的絕句與律詩因篇幅短小而受人推崇。以下面這兩首詩為例：
送沈子福歸江東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
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
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54]
除了古詩（也作「古體詩」），王維和孟浩然也寫了大量近體詩。這些詩讓京城的官員記起了自己遁世的夢想，也因此受到追捧。王維在很多詩的自然描繪和地點描述中透露出禪意，這些禪意源自佛教和道教修行的傳統，這也符合當時的思想和宗教氛圍，因為佛教禪宗就是在這個時候迎來了第一個繁榮期。王維詩歌中最吸引人的是他精心選擇的比喻以及語言簡潔但含義深遠的寫作手法，這些都營造出了寧靜的感覺。例如「獨坐幽篁里」「明月松間照」「明月來相照」「山月照彈琴」等詩句都能代表王維的典型風格，這些詩句暗示詩人獨自一人身在屬於自己的林間空地上。關於空間在王維詩中的含義，可以從他的五言近體詩《過香積寺》中看出。[55]在這首詩中，詩人在冥思的最後找到了一個僧人，或者說，他指的是自己。在另外一些詩中，詩人會突然來到一個寧靜的所在，讓人聯想起陶淵明「桃花源」中那個天堂一般的地方，但這個地方不同於陶淵明的描寫，並不是另外一個幸福的社會，而是一種脫離世俗和頓悟的狀態。這一點在王維19歲時所寫的七言詩《桃源行》中體現得尤為明顯。[56]
李白名字里的「白」也可以念作b?。在西方，人們熟悉的是李太白這個名字。他與杜甫同為唐代最有名的詩人，但比起杜甫的嚴肅，歐洲人顯然對李白的狂放不羈與嗜酒更感興趣。克拉邦德（Klabund）將李白視為心靈的知己，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在1908年完成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里用了漢斯·貝特格（Hans Bethge）翻譯的六首李白的詩為歌詞，這些都非偶然。李白不受拘束的個性自然也為他引來了許多批評，例如王安石就曾經說，李白的詩十句裡面有九句都是在講婦人和酒。
李白傳世的作品後由王琦（1696—1774）編輯整理，並於1758年（或1759年）刊行了註疏本，但據說其中只收錄了他作品的十分之一。[57]這部作品集中共收錄賦7首，古詩59首，樂府149首，古、近體詩779首以及散文58篇。楊萬里認為最能體現「太白體」特色的是七言絕句《山中答俗人》：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58]
李白被認為是一個嗜酒的詩人，在四川的山中與隱士為友。君特·艾希（Günter Eich）和德博翻譯了李白的一些詩作，他們的德語譯文不但讓我們體會到了作者對恣意放縱的享受，同時也非常傳神地再現了詩人對著月亮充滿幽默感的安靜的沉思，例如《月下獨酌》[59]和《將進酒》這兩首樂府詩。[60]
有觀點認為：從詩中提到「酒」和「月」的頻率就能看出上文中提到的李白與杜甫之間的區別。郭沫若為李白所擔的酒鬼之名提出了辯護，他指出：在杜甫的作品中有300篇提到了酒，占21%；而李白僅有170篇作品提到了酒，占所有作品的16%。李白對「月」這個意象的使用被認為是他與突厥文化間的相通性的證明，因為在突厥文化中，人們對月亮就有強烈的愛好。在李白的千餘部作品中，月亮被提到了403次，而杜甫在1457首詩中只提到了167次。李白的家族的確有中亞血統，這個家族據說曾與西方做過生意。據傳，李白喜歡用一種外族的語言作詩，有可能是一種突厥語，而且他似乎也曾用中亞的曲調來作詩。
杜甫[61]的詩多沉重的思考，正如衛禮賢（Richard Wilhelm）譯過的《倦夜》，這首詩營造了蒼穹與空曠大自然下哀傷和疲憊的氛圍；[62]或是德博翻譯過的那首哀嘆外族軍隊入侵的《村夜》。[63]同樣描寫戰亂狀態的詩還有《搗衣》和《月夜憶舍弟》。
與許多同代人一樣，杜甫也深受「安史之亂」（755—763）的影響，這場類似內亂的戰爭給很多人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比如失去官職，或者面臨好友的死亡。一種記載對被戰爭毀掉的都城的痛苦回憶的廢墟詩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在「安史之亂」之後，這類詩又有了新的素材。杜甫以《詠懷古蹟》為題的五首七言律詩[64]就是這個類型的詩：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三峽樓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65]
這組詩中「古蹟」的具體所指並不像其中提到的人物那樣容易確定。這一首詩是關於倒數第二句提到了「庾信」。庾信本是南朝梁派往西魏的使者，但被困在長安，被迫效力於北朝。這組詩的其他四首分別說到了詩人宋玉、公元前33年嫁入匈奴的王昭君、蜀漢第一任國君劉備以及對劉備忠心耿耿的丞相諸葛亮。藉助這些人物，杜甫在戰亂的動盪艱辛中尋求慰藉。除了宋玉，所有這些人都不得不遠離家鄉，他們生活的政治環境與杜甫所面對的環境有一些相似之處。杜甫在這些詩中所感慨的人生短暫與人世間的虛榮並不只是指這些歷史人物，同時也是在講述自己的命運。
杜甫詩中的懷古與離別一樣，都是中國詩歌最常見的題材。[66]這種將視角轉向過去，通過懷古來描述自己情感的做法是詩歌的常規做法，正如陸機在講述離別的詩《豫章行》中所寫的「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67]
貫穿杜甫詩歌的憂傷基調不僅是出於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動盪的原因，同時也與他個人的性格有關，這一點在他的《八哀詩》中體現得最為明顯。[68]在夔州期間（766—768），杜甫作了一些詩，在詩中，他對自己之前的生活進行了很多思考和記錄。這組詩里寫到了八位唐玄宗時期（712—756在位）的人物，其中有些人是他認識的，但這八人都已經不在世。《八哀詩》用五言古詩的形式寫成，篇幅很長。詩歌語言用典豐富，表達隱晦，對重要的事件只是暗示，例如關於「安史之亂」，詩中便用「胡馬」或者「胡塵」代替。
《八哀詩》的第五首寫的是杜甫的老朋友李邕（678—747），詩中有這樣一段：
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
日斜鳥入，魂斷蒼梧帝。
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
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篲。
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敝。
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69]
這幾句詩中有大量的典故。「日斜鳥入」一句出自賈誼謫居長沙時所作的《鳥賦》。「星駕無安稅」一句出自《詩經》第50首，講的是李邕雖然命運坎坷，但始終不忘自己的使命。「終悲洛陽獄」並不是說李邕真的去了洛陽的監獄，實際上，他是被關在了長安的監獄中，這一句暗指的是600年前曾經被關在洛陽監獄中的蔡邕。這句只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它要求讀者有相應的知識。這些知識並不一定是當時詩歌傳統的組成部分，而是直接引用了前代發生的事情，只有對歷史非常熟悉的人才能一下就看懂。「夙擁文侯篲」一句用的是魏文侯禮遇子夏的典故，[70]是禮賢下士的意思。所以，上文中引用的這一段詩描述的是李邕被貶斥到南方並死在監獄中的事。
中唐（766—835）和晚唐（836—906）
與李白這位嗜酒的浪漫詩人以及杜甫這位憂鬱詩人身邊的朋友不同，白居易及其周圍的詩人朋友正好與偉大思想家韓愈生活在同一個時代，這些詩人也受到了當時革新運動的影響，所以他們所面對的創作環境是完全不一樣的。[71]相比前代的文學家，他們會經常地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相互討論，例如白居易寫給元稹（779—831）的信就是這樣。元稹是《鶯鶯傳》的作者，我們在下文中還會講到他。同時，我們也能在一些作家（特別是白居易）的筆下看到新的社會批判的基調，例如他的「新樂府」系列詩作。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受到亞瑟·威利（Arthur Waley）英語譯文的啟發，也轉譯過幾首詩，其中最著名的轉譯作品有Die Freunde（德語意為「朋友」，原作為《古越謠歌》）、Die gro?e Decke（德語意為「大被子」，原作為白居易《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和Bei der Geburt seines Sohnes（德語意為「在他兒子出生時」，原作為蘇軾《洗兒》）。[72]
威廉·貢德特（Wilhelm Gundert， 1880—1971）依據亞瑟·威利的譯文，這樣評價白居易的詩：「這些詩或許沒有達到李白的高度、杜甫的深度，只是一個高尚而溫和的靈魂在用樸素的、充滿感情和溫暖的語言反映著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因此更加能打動百姓的心。」[73]白居易傳世3000餘首詩，而這段話講出了這些詩的一個根本特徵。白居易與他的朋友，即最早刊行他作品的元稹觀點相合，他們都更加推崇杜甫而非李白。由於風格簡樸，白居易不僅吸引了大量的喜好者，同時還打破了逐漸趨於僵化的詩歌形式。
與韓愈努力打破詩歌和散文之間界限的做法不同，白居易專注於詩歌形式，而他的成功也證明這個選擇是正確的。他在世的時候，就已經有許多詩作被人傳唱，甚或被題在學館、寺廟和旅館的牆上作為裝飾。正因為白居易的作品廣受歡迎，所以當時已經有盜版出現，元稹就曾因為此事而抱怨過。而後世的杜牧（803—853）將白居易和元稹詩作的流行視為文學的轉向，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元稹所言為實。
元稹是沒落的北魏宗室後裔，因為科舉考試成績優異而受到關注。[74]但他後來之所以能夠仕途順遂，得到升遷，主要還是因為他的詩歌作品受到了皇帝的喜愛。在同代人中，他因詩作而受到推崇，與白居易一起創領了當時的詩風。元稹和白居易都倡導語言的樸素、清晰，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這個運動以對政治和社會的諷刺為特點，但遺憾的是，他們的政治諷刺作品並沒有起到多少作用。
除了這些最著名的詩人，唐朝中期還有許多同樣也很重要的詩人，這裡只能列舉其中幾位，其中一位就是因《竹枝詞》出名的劉禹錫（772—842）。[75]劉禹錫的很多樂府詩也很有名，在這些樂府詩中，他大量使用文字遊戲，這種手法在早期樂府詩中很常見。此外還有孟郊（751—814），他創作了用以紀念一位老人的《秋懷十五首》，另有柳宗元和韓愈，不過兩人主要還是因為他們倡導的古文運動而出名，他們對唐朝中期的文學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6]這裡還需要提到的有杜牧，他經常被稱為「小杜」，用以區別於杜甫。杜牧作品的風格體現了「安史之亂」後唐朝晚期人文思想的發展，[77]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這首詩採用律詩的形式，從內容和形式上都因對仗和對比而著稱。[78]
李賀（790—816）[79]是中唐時期一位非常特別的詩人。他專心於從現實到非現實的過渡，因此使得古老的、在當時已受到壓制的祭祀詩傳統重新煥發了生命力，其詩歌風格主要受到中古早期長江下遊樂府詩的影響。李賀最喜歡召喚水神，他帶有奇幻色彩的詩並不都發生在天界，其中一部分也發生在人間。這些詩營造了一種神秘的氛圍，所以在很早的時候就被稱為「鬼仙之辭」。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在近現代，李賀被認為是「中唐時期最有分量的詩人」（德博）。他的《蘇小小墓》就是這樣一首詩，該詩回憶了南齊時期錢塘最有名的一個歌姬：
幽蘭露，如啼眼。
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蓋。
風為裳，水為珮。
油壁車，夕相待。
冷翠燭，勞光彩。
西陵下，風吹雨。[80]
德博認為這首詞是蘇小小曾經唱過的。「煙花不堪剪」這一句讓人聯想起《搜神記》里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李賀一定也是知道的。故事主角韓重喜歡一個名叫紫玉的姑娘，卻不能娶她。韓重外出求學歸來時，紫玉已死，韓重只能去她的墓前拜祭。紫玉的魂魄從墓中走出，交給韓重一塊玉，作為自己愛情的證明。當韓重想擁抱紫玉的時候，紫玉變成了一股煙。[81]李賀並沒有為了去天上世界而改變人間世界，而是將玄幻的內容帶入了現實世界。[82]
李商隱（813—858）也是唐代非常有特點的一位詩人，他的作品被11世紀初的「西崑體」詩人當作仿效的對象，很多人認為他的詩是中國詩多義性的典型代表。[83]中唐和晚唐時期的文學作品因傾向於繁複與荒誕，且多顯得虛泛（這裡並不僅指李商隱的作品），而與巴洛克風格的作品有類似之處。[84]李商隱最著名的詩作《錦瑟》最能體現他的這種巴洛克風格：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85]
如果想窮盡這首詩所有的含義和所有可能的解釋，那足可以寫成一本書。劉若愚（James J. Y. Liu）總結了其中五種最重要的解釋：
1.這是一首愛情詩，可能是寫給一個名叫「錦瑟」的女子，或是為了追憶一個不知名的女郎，或者為了紀念贈送作者一張錦瑟的兩個宮嬪。
2.蘇東坡將這首詩理解為對錦瑟演奏時的四種聲調的描述。
3.李商隱寫這首詩是為了紀念自己死去的妻子。這種解釋在17世紀時第一次出現，後來又不斷有人進行補充論證：一張瑟有25根弦，斷了之後就變成50根。大家都知道，「斷弦」是常見的用來指代喪妻的比喻，每根弦對於詩人而言都是一年，所以他的妻子死時是25歲。蝴蝶和杜鵑指的都是人死之後的化身，珠淚是詩人自己流下的，玉指的是葬禮。
4.詩人為哀嘆自己的命運而作。詩的前兩句指詩人的年齡，莊子的夢指世間變化，第4句嘆的是理想的幻滅。第5句暗示李德裕被貶到「玉崖」並在那裡死去的事，第6句指的是位高權重卻讓人難以親近的令狐綯。最後兩句暗示詩人自己悲慘的命運。
5.這首詩是李商隱為自己的詩歌集所作的序，所以可以藉以理解他的詩歌作品。[86]
有些解釋者也會將多個可能性結合起來。劉若愚和其他幾位現代的研究者則駁斥了上述所有的解釋，並建議將這首詩理解為「人生如夢」這個題材的變體：人生和愛情尤其不真實，充滿偶然，就像琴弦的數字；莊子的夢暗示的就是持續的假象，在這個夢中，夢與真實的界限是模糊的。劉若愚推測這首詩是李商隱晚年之作，是對讓他覺得仿佛一夢的人生的回顧。只有詩是永存的，就像音樂停止之後的琴弦。劉若愚的這種解釋方式，我們也是能夠接受的。對這首詩的眾多解釋通常是以作者經歷和歷史背景為出發點，這種接受和理解的形式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典型特徵。
要理解唐代的詩歌，我們必須記住一點，除了本土豐富的傳統資源，當時的大多數詩人還接觸到了邊疆地區遊牧民族的詩歌和音樂，即便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祖先並不是來自那些地區。李白非常喜歡用月亮這一意象就是一個例子。因此，這些詩人與前代的聯繫之中還摻加進了一些世界主義的痕跡。
唐代之所以能有大量詩歌作品流傳下來，其原因也在於詩歌、雜文和書信都是向掌權者或重要官員自薦並謀得官職的手段。為了能找到保薦人，文人會將作品寄給那個被認為可以讓自己獲取官職的人，這種做法被稱為「投卷」「行卷」或「溫卷」，[87]因這一風俗而產生了大量詩歌作品。但唐代的短篇小說或傳奇並不是這樣出現的，下文會講到這一點。
在唐朝的詩人中，還有傑出的女詩人。《全唐詩》中共有超過130位女詩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薛濤（768—832），她出身官宦之家，在父親死後，她為養家而淪為歌伎。[88]薛濤的才華很快就為人所知，與她打交道的都是上流社會之人。她成了當時最受歡迎的歌女之一，也曾與其他詩人交流詩作，例如裴度（765—839）、令狐楚（766—837）、劉禹錫、白居易，她與元稹的交往尤為密切。薛濤所作的超過500首詩中流傳下來的只有大約90首，其中多數為愛情詩。這些詩的基調除了痛苦，也有甜蜜和嘲諷。
唐代的大多數詩人都受到了佛教思想和儀式的影響，詩歌的語言因為佛教用語以及新吸收來的民歌元素而大大豐富。形成於唐代的禪宗吸引了諸多文人，[89]這一點在王維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此外還有劉禹錫、孟浩然、白居易和元稹等。[90]有些詩人的作品甚至就被尊為禪詩，例如寒山子的詩。根據記載，寒山子是一位在浙江天台山修行的僧人，與名叫「拾得」的燒火僧共為一對愚痴之人。用「寒山」這個名字流傳下來的詩實際出自唐朝的不同年代。[91]這個時代的其他一些佛教僧人，例如貫休（832—912）[92]，以及道教的傳奇人物，如吳筠（？—778）[93]和曹唐（約847—873）[94]，也都有詩作流傳。近年來，這些作品越來越受到關注。